卡萨诺瓦，这位威尼斯人的姓氏在他身后半个世纪竟已成为异国语言中的普通名词，足见他荒唐的声名在当时早已传遍整个欧洲，这个真实的人物已经成功化身为历史的传奇。但直至今日，他的四周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一半出于历史惯性的遗忘，一半出于他自己着意的安排。对大众而言，我们对他的生平似乎十分了解，但仔细想来，却不如说，我们自以为对他的生平十分了解；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大半来自他的自传。在他潦倒孤寂的晚年，他曾以疯狂的激情每日不息地写作回忆录，最终成为12卷洋洋洒洒的大著《我一生的历史》。写作成为他对抗忧郁和绝望的唯一法门。在写作中他重温一生的艳遇和历险，回味快乐与辉煌，也以惊人的坦率暴露自己生活中并不光彩的细节。写作回忆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第一次生命，充满肉欲和享乐、时刻活在当下的生命，已经随着他生命力的衰竭和时运的跌落，在他刚过中年之后便早早结束了。当31岁的卡萨诺瓦第一次从故乡威尼斯逃亡的时候，他对当政者的威权充满了蔑视和侮弄：在被囚禁了16个月之后，凭着缜密的计划和藐视一切的大胆，再加上似乎与生俱来的一丝好运，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成功脱逃，还在监房里留简一封：“法官们千方百计地力争将罪犯送进铅皮监狱。如果一个含冤入狱的囚犯并没有向法官保证绝不潜逃，那么他就必须尽其所能地争取自由。”然而18年后，1774年，当他卑躬屈膝地哀求昔年迫害者的赦免，试图重返故乡时，他已经是一只脱尽了羽毛的孔雀，衰老、颓丧，耗尽了运气和财富。还乡之后为了生计，他居然充当起当局的密探，使命之一就是检举威尼斯市内各种“有伤风化”的行为，揭发人们私藏的涉及异端或“淫荡”的禁书。再度被迫流亡的可能，时刻让他充满恐惧。但命运继续戏弄着他。1783年他不得不再度流亡，一番辗转之后，1785年，他在无奈之下接受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伯爵的邀请，成为城堡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此度过余生。晚年的卡萨诺瓦只是一个空洞的影子。他的自传写到1774年便戛然而止，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卡萨诺瓦的回忆录无疑是成功的，然而他与读者的关系却是暧昧的。这部回忆录成为18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为自传文学建立起一种前无古人的典型。卡萨诺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获得了不朽。然而对卡萨诺瓦本人来讲这却多少有点讽刺。在他游戏人生的黄金时代，卡萨诺瓦在投机猎艳的同时也曾喜爱舞文弄墨，但是他多数的文学创作在后人看来实在是不足道的。正如茨威格所言：“卡萨诺瓦作为跻身世界文学的一个投机分子，实属一个例外。他偶尔为女士们匆匆起草于床帷和赌场的那些诗稿，要么娘娘腔，要么文绉绉。”除去早年的文字不说，《二十日谈》是卡萨诺瓦在繁华落尽的晚年为重获声名唯一认真的文学尝试。这部长达5卷的小说融哲学思考、社会讽喻和科学幻想为一体，描述一对兄妹在地心的乌托邦式理想世界80年的经历，并且设想了飞机、电视和其他若干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科技产品。此书讽时喻世的手法显出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和伏尔泰《赣第德》的影响，而地心游历和科幻想象更足称后世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先声。但这部作品1788年出版之后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很快被世人遗忘，直到1921年才重被发现。这部用心之作的失败令卡萨诺瓦深受打击，一病不起；他的医生建议他为了健康，暂停“哲学和数学”的研究，转而写回忆录来消闲解闷。而正是这无心插柳的结果使得“他的游魂却在那些不朽的先贤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茨威格语）。
卡萨诺瓦在自传中称得上坦率，但我们依然不能将其视作纯粹的写真。在《我一生的历史》的前言中，卡萨诺瓦声称：“我往昔从不曾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兴起写我这一辈子故事的念头。”最初，是为了努力提醒公众不要忘记他的存在；最终，他只能在回忆中找到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明。与他的前辈唐璜一样，卡萨诺瓦成了“花花公子”的代名词，但他的一生并不仅仅是轻松或轻佻的喜剧。他反抗权威，却又无时无刻不想在旧有的社会体制中出人头地。他自命不凡，却在内心深处掩藏着与生俱来的自卑。他追逐欲望，藐视道德，却又时时处处为宗教和上帝辩护。他自命为情圣，但他从未得到真正的爱情。在他回忆录的第一章里，他记载了自己最早的记忆。8岁时，为了医治流鼻血，他的外祖母带他去威尼斯的一个女巫处求医。女巫把他关进一个箱子，警告他无论听到什么声响都不可出来。在箱子里他听到外面种种奇怪的声音：笑声、抽泣声、歌声、叫喊声、敲打箱子的声音。在他其后的一生里，他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冲出生活的黑箱去领略、去享用、去征服外面的世界，但也许他永远没能走出那个密锁的箱子：生于孤独，死于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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