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对创造财富的迷恋，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愈加恶化的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但如果我们仅仅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我想对大西洋的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确实，目标已经大大弱化了。21世纪的头几年，“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或“专家”在阐述放松管制、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优点。看起来好像凡是公共部门能够做的，私人都会做得更好。
从“爱尔兰奇迹”（“凯尔特虎”的房地产泡沫的繁荣）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的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各处的意识形态啦啦队的欢迎。就连“老欧洲人”也被席卷进来。欧盟的自由市场项目——所谓“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热火朝天的私有化计划，都见证着批评它们的法国批评家所称的新“单一思想”。
今天，已经有了部分觉醒。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和全盘的银行倒闭，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进行了显著的政策逆转，为了追求经济稳定而大笔花费公共资金，毫不犹豫地将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数量惊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同事们顶礼膜拜，如今也排起队来，“铺上麻布和炉灰”，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一切都可喜可贺。但它并不能构成一场知识革命。恰恰相反：正如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所显示的，转向凯恩斯经济学只不过是一次战术性撤退。《新劳工法》也同样如此，总体上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私营部门，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市场。确实，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是挫伤了欧洲大陆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经那么热衷于模仿华盛顿的中间偏右党派。
简而言之，对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人在“重新思考”国家。人们仍然明显地不情愿站在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立场上捍卫公共部门。惊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战绩不佳；虽然市场崩溃了，他们显然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想要人们对他们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但是，仅仅是找出“系统”的缺陷，然后像彼拉多那样撤退，对后果毫不关注，已经不够了。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1914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因而，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
2009年12月投给《纽约书评》的一篇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建议。其中有一位年轻同行的批判发人深省。她写道：“你所写的，最惊人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你谈到对我们的政治静止感到愤怒；你写道，我们需要对以经济为驱动的思想方式表示不同意见，我们亟须回到那种道德上知情的公众对话。已经没有人这样谈话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沉疴遍地》，（美）托尼·朱特著，杜先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本文摘自该书“导论”，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托尼·朱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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