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 在七彩的光与热里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下“巴黎的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时，他不过是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之口说出了自己在欧洲游历时对故乡的思念。在《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小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穷尽了爱情的所有可能，也把加勒比地区的世俗风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这片在21世纪似乎已远离世界中心的海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马尔克斯的思乡之情在任何一个加勒比人看来都不足为奇，因为“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同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深达7680米的开曼海沟横亘在开曼群岛和牙买加岛之间，世界第二大的堡礁群环绕着加勒比海西岸，那里布满了健康、活跃又规模庞大的珊瑚礁，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伯利兹大蓝洞镶嵌其中，这一切使加勒比地区成为潜水爱好者的胜地。不过，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加勒比的光与热才是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原因。
西印度群岛
从气候上看，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加勒比海常年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季风来自亚速尔群岛海域，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经由百慕大群岛海域转向南，在阳光的不断照射下，保持着温暖，而洋流也得益于这些季风。正是这些季风和洋流，帮助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这里。
最初是为了黄金和香料。怀揣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国书的哥伦布以为抵达了印度，实际却是今天的巴哈马群岛。在他开辟新航路的四次航行中，古巴岛、海地岛、多米尼加岛、安提瓜岛、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岛、特立尼达岛以及牙买加岛被一一“发现”。伟大又固执的哥伦布给新大陆的版图留下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名字，后人用它来统称巴哈马群岛、大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今天这里是拉丁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然而在500年前土著居民却遭到了殖民者的大肆屠杀。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迅速膨胀的殖民地经济催生了奴隶贸易，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大量涌入，加勒比成为美洲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19世纪在英、法、荷三国领地上废除奴隶制之后，亚洲契约工又被引进从事种植园劳动，特别是从印度北部。于是，一个种族、肤色、文化、信仰都空前复杂的社会开始形成：欧洲白人、黑人奴隶、土生白人、黑白混血、印欧混血，操着土著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克里奥尔语（混合语），信仰着天主教、基督教、伏都教、印度教，共同生活在一片阳光下，加勒比从一抹深邃的蓝变成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及加勒比的种族复杂性时说：“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黑奴从他们的非洲老家带来的，也是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的海盗们带来的。加勒比地区集中了各色人等，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蜂蜜那样金黄、眼睛碧绿、扎黄色头巾的黑白混血女人；有混杂了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妇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风暴侵袭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防晒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色彩的大海……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的地方。”
热带风情与黑非洲文化的交融
蓝与黄创造了绿，红与蓝创造了紫。冲突与变异让艺术释放出巨大能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用汽油桶发明了钢鼓，牙买加人在美国节奏蓝调和牙买加民俗音乐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雷鬼；古巴人对世界的贡献除了上等雪茄和朗姆酒，还有颂、曼波、伦巴以及萨尔萨。今天人们笼统称为拉丁音乐的东西，基本从这几种形式发展而来。风靡世界的萨尔萨，其音乐结合了非洲打击乐以及古巴东部圣地亚哥的西班牙农村山歌，其舞蹈则是非洲伦巴与来自英国和法国的乡村舞蹈结合的产物。双人舞蹈还可看出欧洲对舞的痕迹，独舞的部分则彻底转变成一种非洲语言的倾诉。舞者弯腰弓背，不停甩动躯干和四肢，仿佛戴着脚镣的奴隶在一天的劳累之后放松自己的身体。突然，节奏一变，沙铃（maracas）、刮萌（güiro）和崩歌鼓（bongos）的重音重新组合，舞者仿佛又回到了殖民时代劳作的船上，高举锤子一下下奋力敲击在钉子上。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呼号，就像一位遥远的同乡穿过时间隧道传来的一声叹息。
将生机勃勃的热带风情与神秘原始的黑非洲文化糅合得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遍布加勒比各国的狂欢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自己的多部作品中探究加勒比的狂欢文化，从《百年孤独》中“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到《巨翅老人》中花5分钱观看天使的长长队伍，那些狂欢节上司空见惯的，让马尔克斯小时候惊异不已的灵丹妙药、解药和千奇百怪的戏法后来都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在他的短篇小说《江湖骗子——好人布拉卡门》中，马尔克斯就借一场加勒比地区的狂欢节道出了他的政治讽喻：
“我们逃出一道道印第安人控制的关卡，越是走投无路，传来的消息越是清晰。海军陆战队以消灭黄热病为借口，大举入侵，所到之处，见到熟练的制陶工，或者是后来成为制陶工的，全部砍头；不光是怕出事儿，把土著人的头给砍了，还为了好玩儿，砍中国人，出于习惯，砍黑人，印度人也砍，因为他们是弄蛇人；然后，他们把动物、植物、所有的矿藏，能毁掉的就全部一扫而光，因为他们有专家，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专家告诉他们，加勒比沿海的人有能力改变大自然，把外国佬给弄糊涂。”
今天的加勒比人会在每年7月赶到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参加那里举行的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规模最大的狂欢节。如果你问一位走在队列中的参加者什么是加勒比精神，也许对方答不上来，但如果你给他一面鼓，他敲击出的强有力又复杂多变的节奏会立刻在周围的加勒比人身上引起共鸣。那是他们血液里的语言，也是黑人、白人、混血种人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
魔幻的独立之路
对于身份的认同，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他的《牙买加来信》中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大多数加勒比国家中，黑人及混血种人占大多数，白人占少数，其他人种比例更小。不过，人口最多的古巴却是例外。尽管很多人对古巴最直接的联想是号称“黑色橡胶”的古巴女排，但在这个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国里，白人却占了七成。对于种族之争古巴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19世纪古巴伟大的思想家何塞·马蒂在他的《我的种族》中写道：“在古巴本没有种族战争之忧患。超越于白人、混血种人和黑人之上的是人，是古巴人。在为国捐躯沙场的人们中，白人和黑人的灵魂一同升上茫茫青天。在平时的岁月里，无论是讲守土，论忠诚，叙友情，比机智，每一个白人的身边都可以看到一个黑人的身影。”古巴人看到混血圣母像并不会想到宗教以外的问题，在欣赏久负盛名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表演时，面对皮肤黝黑的男领舞托起金发碧眼的白天鹅也只会由衷赞叹人体之美，还有黑黑白白勾肩搭背放学回家的学生们，以及哈瓦那海滨大道上被刺眼的阳光照射得已看不出肤色的忘情拥吻的男男女女们，他们都以优雅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加勒比式的种族融合态度。
与古巴一水之隔的海地则是一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达到总人口的90%。“黑人共和国”的别称是它历史的荣耀，也是历史之殇。两个世纪前，这个安的列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对世界产生了与其幅员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海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也是现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奴隶制度不可能持续下去。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他的成名作《人间王国》中，借助黑奴蒂·诺埃尔的经历展现了这个黑人岛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嬗变。有趣的是，蒂·诺埃尔在卡彭铁尔笔下起初变成鸟，后来又变成驴，但由于种种顾虑又变成胡蜂、蚂蚁、鹅，之后他头脑清醒了，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最终又变回了人。从这时起，这种想象过的即发生过、发生过的即为现实的做法从加勒比人的生活常态逐渐变成了当时作家们突破常规的创作趋势。一个重大的现实题材被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氛围中，人的世界与神话的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起来，创造出一个卡彭铁尔自己所说的“神奇的现实”。神奇现实主义从此诞生，并成为后来让世人着迷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传承了多元文化基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说：“在我的故乡，有些文化样式来源于非洲，与高原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大不相同。在我们加勒比地区，非洲黑奴与殖民时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丰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又与安达卢西亚人的奇情异想、加利西亚人对超自然的崇拜融合在一起。这种以魔幻手法来描绘现实的才能来源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加勒比教会我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现实，把超自然的现象看作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著名的诺奖演讲中，他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给世人解释了现实是如何与魔幻结为一体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者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须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这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之一就是拉丁美洲上百年的孤独。“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有摆脱疯狂。”对于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政局不稳且被力量对比悬殊的邻国觊觎的加勒比诸岛来说尤为如此。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开始，美国就有吞并古巴的战略计划。杰斐逊曾梦想把加勒比海上的所有岛屿结成一个联邦，使其成为“未来的极乐世界”。面对严峻的现实，何塞·马蒂一直呼吁美洲要实现“第二次独立”。他认为，在摆脱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后，古巴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都必须时刻警惕美国的阴谋和野心，避免再次沦为他国奴役的对象。马蒂以政治家的眼光预见到了美国的野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古巴和波多黎各一旦独立，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了美洲的关键：“如果安的列斯群岛是自由的，它就能成为这个大陆平衡的保障。”
与何塞·马蒂相距60年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经认为，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或者说按照他的想法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然而马蒂并不这样想。他在《我们的美洲》中说：“无论是欧洲的经验还是美国的经验，都无法揭开西班牙美洲之谜。用香蕉酿成的酒，即使有些酸，那也是我们的酒！一个国家政府的形体应适合于本国国情。”在马蒂众多表达国家独立自主诉求的文字中，这段话格外耐人寻味，因为用香蕉来作为自身文化符号对于一个加勒比人来说再自然不过。在这一地区的西班牙语中，有关香蕉的词多如牛毛：大香蕉、小香蕉、熟香蕉、生香蕉、半生不熟香蕉、水果香蕉、蔬菜香蕉、主食香蕉，直至由香蕉衍生的各种食物，香蕉片、香蕉饼、香蕉粉，它们都骄傲地拥有自己特定的名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加勒比餐厅里，菜单的第一页上只能找到海鲜，然而推开一个加勒比人家颜色艳丽的百叶窗，你很可能发现今天的主菜就是炸香蕉。香蕉，如同芒果、木瓜以及混血女人的丰乳肥臀，用它层层叠叠又生生不息的果实对热带地区旺盛的生命力做了最好诠释，但在最近的100多年里，它却被历史选中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命运。按照加勒比海革命军司令奥雷良诺上校的说法，“就因为请一个外国佬吃了点香蕉”。简单直白的一句话实际在暗示这一地区与现代社会的首次接触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自己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称，“马孔多”一名取自家乡阿拉卡塔卡附近一家香蕉种植园的一个招牌，而他对香蕉惨案的描写则是真实重现了1928年发生在阿拉卡塔卡香蕉工人大罢工失败后遭受屠杀的历史过程。“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把尸体排好码齐……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这一事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马孔多和香蕉工人的主题多次出现在他的不同小说里。最终马孔多走向了衰落，代表香蕉公司的“外国佬”布朗先生虽然答应重续合同，但必须等雨停。在那场4年11个月零2天的大雨过后，香蕉园一片汪洋，马孔多也在一阵《圣经》式的飓风中永远消失。
第二次独立
今天，人们对加勒比地区的想象几乎会不约而同地统一到艳阳白沙椰子树以及一个笑容可掬的混血人身上。经过几世纪种植甘蔗、咖啡、香蕉以及烟草的历史，如今旅游业成为大多数加勒比国家的重要产业。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超过20亿游客去过加勒比地区，仅巴哈马一年就会接待500万游客，其中大多数来自北美和欧洲，而其本国人口才不过23万。旅游业给服务业带来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为巴哈马经济贡献了高达一半的收入，使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加勒比各国之首，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然而即便是这样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依然是现实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旅游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与殖民时期的种植园性质是一样的。昂贵的酒店、餐厅和购物场所服务了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却把没有消费能力的本地居民排除在这片繁荣之外。这种分裂现象在加勒比地区已经司空见惯，人们称它为“旅游种族隔离”。
或许这个时候，一个加勒比人能做的就是重温何塞·马蒂的“第二次独立”的思想。“我们是个有着结实的胸膛、细嫩的双手和孩童般的头脑的怪物。身穿美国短裤、巴黎背心和美国外衣，头戴西班牙礼帽，一副不伦不类的装扮。”的确，从殖民者那里争取到的独立并没有给加勒比地区的岛屿带来自给自足，他们仍旧不同程度地依赖着原先的宗主国。古巴革命的激情曾燃烧了整个拉丁美洲，但也付出了长达半世纪被美国封锁的沉重代价。巴哈马等旅游胜地从欧美游客那里赚得盆满钵满，但游客来源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任何波动都可能给这些小岛带来重大影响。牙买加在很多时候成了短跑的代言人，但匪帮暴力一直是这一社会的毒瘤。波多黎各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1颗星，但彻底独立或并入美国的几种可能都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波多黎各人更愿意一边享受着被当作美国公民对待的好处，一边在全民公投中说不。经历了大地震以及霍乱疫情的海地现在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几乎完全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生存。它曾是拉丁美洲的骄傲，如今却是拉美人最不愿谈及的话题。还有一些至今尚未独立的小岛，他们的岛民可能会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征，而这个国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欧洲。自从哥伦布来到美洲，加勒比人就开始面临如何在大国的影响下求生存的问题，这一困境今天、明天也将依然存在。
无论怎样，抗争依然是加勒比精神的核心，而加勒比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争的未来是乐观的。他在《致新千禧年》的演讲中说：“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这位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时没有穿燕尾服，而是穿着一件加勒比人日常穿的“利奇装”（liqui-liqui），并在白衣上佩戴了一朵黄玫瑰，轰动全场。不仅如此，他还请来了乐队伴奏，让庄重的颁奖典礼充满了加勒比风情。以这种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一场关于拉丁美洲的演讲，也让在座的听众完成了一场多维度的加勒比之旅。从那一刻起，每一个加勒比的岛屿都以前所未有的面貌重新进入了世人的记忆。
文 刘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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