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鹰飞过安第斯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世界音乐兴起，排箫曲《神鹰飞过》（El Cóndor Pasa）广为人知，成了安第斯世界的代表旋律。
“安第斯”（Andes）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有多重含义。西班牙人把山丘上连缀成片的梯田叫作Andenes，因此在殖民初期，这个词被借用来，指称被西班牙人占据的山区农业地带。传统上认为，Los Andenes日久天长被缩写成了Los Andes，而中文译名进一步缩减，省略了前面的定冠词，仅译为“安第斯”。其实，Los Andes的定冠词跟Los Angeles（洛杉矶）一样，都是省不得的。不过，近年来针对上述说法的挑战越来越多，有学者提出了关于“安第斯”词源的不同说法。那还得从前哥伦布时代的地理观讲起。
新、旧两个世界遭逢之前，现今所谓美洲大陆上，两个最核心的文明地带南北分立。北方文明的心脏坐落在今天墨西哥的中部谷地，这片土地原先的主人阿兹特克人将这里称作“阿纳瓦克”（Anáhuac）。南方文明的心腹之地在现今安第斯山区的库斯科（Cusco）。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印卡帝国把自己统辖的领地称为“塔万廷苏尤”（Tahuantinsuyu），直译就是“联合起来的四方之地”。具体来说，在印卡人（也称印加人）的通用语——克丘亚语里，tasa的意思是“四”，ntin是“不同事物的联合”，suyo（或suyu）是“地方”。西班牙人依照本国当时的政治形态，想当然地把“塔万廷苏尤”译成“帝国”，其实，印卡人经营的领土，跟西班牙、英、法帝国相比，差得实在太远。这个词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空间和记忆的组织方式。顺便指出，用拉丁字母拼写克丘亚语也是殖民时代西方传教士的发明。印卡帝国原本没有书面文字，只有结绳语。但结绳语不容小觑，并不是“有几档子事就打几个绳结”那么简单：近来的研究显示，结绳语很可能超乎当代人想象地调动了人类的触觉感官，有极强的信息存储功能。
塔万廷苏尤不仅是字面上的“四方之地”，印卡王的土地确乎可以分成四方领地。其中两方在高地，分别叫“钦查苏尤”（Chinchaysuyu）和“安地苏尤”（Antisuyu），另外两方在低地，分别叫“科拉苏尤”（Collasuyu）和“康廷苏尤”（Cuntinsuyu）。其中，所谓anti和andi都有“东方”的意思。第一代美洲混血知识分子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的史学名著《印卡王室述评》里，就沿用了印卡时代的旧称，以“安地苏尤”指称印卡帝国东部，同时用Antis这个词指称山区东麓居民。因此，有些词源学家相信，西班牙人就是挪用了Antis这个词来称呼整个地区的。还有一点需指出：印卡人不同的辖地有不同的专名，但现今的安第斯山却没有统一的名字。直到1572年，西班牙编年史家佩德罗·萨缅托·德甘博阿（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第一次使用安第斯山脉（Cordillera de los Andenes）这个说法，方才有了后世这一描述整个山系及其人文地理风景的专有名词。
安第斯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把自己的文明中心想象成世界的中心点。这类自成一体的文明单元的中心地带，神话学上称为“世界之脐”。可以说，库斯科这座城，对世代生活在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来说，恰如德尔菲之于古希腊人、冈底斯之于古印度人、华夏中原之于中国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种以安第斯山为中心的世界想象还留有残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当时秘鲁总督辖区的原住民贵族后裔古阿曼·鲍玛·德阿亚拉（Guaman Poma de Ayala）。
1533年，西班牙军人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了印卡帝国。此后不久，古阿曼·鲍玛降生在今天阿亚库乔地区一个土著贵族家庭里。1580到1590年前后，他追随神父马丁·德穆鲁阿（Martín de Murua）做传教助手，这期间他学会了怎么写书、怎么画插图。眼见自己民族的历史即将湮没无闻，古阿曼·鲍玛觉得不吐不快，于是1600到1615年间，他亲自动笔，写下一部配有丰富插图的大作，叫《新编年史与好政府》。这部书原计划是呈送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三世的，但不知什么缘故，被辗转、收藏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里，直到1908年才被德国学者发现。书里花了很长篇幅谴责征服者犯下的罪行，呼吁国王恢复古代印卡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建议保留欧洲技术和基督教神学。古阿曼·鲍玛在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技能，其中有一帧世界地图最为著名。这幅图名叫《诸印度王国的世界地图》，展现了印卡人对塔万廷苏尤已然变形的历史记忆。作者把安第斯山横放在图中，图中上部是一座座峰峦，日月诸神运行其上，图中下部的大陆被海洋包围，大陆上各地领土围绕安第斯圣山逐一排开——显而易见，安第斯山就是印卡人世界观当中的“天下脊梁”。
安第斯山从北到南，蜿蜒迤逦9000公里，勾连起南美大部分国家，但人们说起安第斯高原时，主要是指安第斯山中段，以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三国为中心，向北旁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向南绵延到智利、阿根廷。整个山脉有不少海拔在6000米以上、终年覆雪的高山，但安第斯最高峰坐落在阿根廷——阿空加瓜山海拔6962米，是西半球最高峰。
近代以来，安第斯世界呈现出一个奇特的高原生活体系，例如筑有一批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建设有最高的铁路系统、最高的国际机场和最高的矿区。其迷人之处还在于她的文化叠层：现今的穷乡僻壤，可能是原先前哥伦布时代的繁华之地、文明中心。殖民以来，西班牙人建立的国都首府，要么是借重原先人口众多的原住民中心城市（如墨西哥城，改建自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要么是在海岸另筑新城，如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族、文化的分布与山区的海拔密切相关：印第安人住在高原上，印欧混血人住在河谷中，土生白人居住在平原上，黑人居住在沿海地区。我个人拜访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的经验是，沿海地区如加拉加斯（Caracas），人人火热奔放，口若悬河，越往坐落在安第斯山间台地的梅里达（Mérida）前进，原住民比例就越高，居民也越发寡言沉静。这时候，同行的拉美学者总要半开玩笑地催促我与路遇的安第斯山民合影，以展示原住民与中国北方人的样貌何其相近。
对于我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得花些气力才能揭开安第斯的文化叠层；其实，对有心了解自己居住的这片大陆的白人知识分子来说，这片圣域也得费一番心思才能习得。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名著《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里写道：“西班牙帝国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冒险事业的性质和结构较多是军事的和宗教的，而较少是政治的、经济的……组成利马居民的成分是人数不多的宫廷人员、一帮官僚、几座修道院以及宗教裁判所人员、商人、仆人和奴隶。殖民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因为它缺乏人口基础……殖民者对安第斯山一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持有秘鲁-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就是站在安第斯人口金字塔上的“弱小”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听不懂安第斯地区最主要的两门原住民语言，即克丘亚语和艾玛拉语。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略萨作品中才总是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主人公总是从海岸地带出发，闯入腹地“神奇的现实”中。比如《潘达雷昂上校与劳军女郎》里，首都利马的潘上校奉上级“特殊命令”，到亚马孙雨林执行任务，碰上了贡献牺牲的秘密宗教组织；《世界末日之战》的主人公随军采访，进入了巴西腹地；《利杜马在安第斯山》的主角警长利杜马深入安第斯山区办案，却发现自己深陷原始宗教和“光辉道路”的迷雾之中。但不管怎么写，安第斯或秘鲁腹地对于略萨都是异质的，这一点也正暴露了拉美白人知识分子作为殖民主义“强奸之子”的悲哀与尴尬。
1951年，另一位白人知识分子、年仅23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决心推迟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与好友壮游南美大陆，这一选择是为了挑战他自己，作为生活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阿根廷、作为西班牙后裔的知识局限。格瓦拉拒绝坐飞机或轿车，而是选择更接地气的摩托（摩托报废后干脆双腿行走），其目的就是认知拉美这一大写的祖国，发现“街角的苦难”。那时候他还不是“切”；只有抵达壮游的终点时，来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革命伙伴的谈笑间，他才成了享誉世界的“切”，萨特眼中“20世纪最完美的人”。
23岁的格瓦拉没有取道说葡萄牙语的巴西，而是折向安第斯，循着山路，从智利、秘鲁一路北上。安第斯山是南美洲的脊梁，抚摸一遍脊梁，也就对这片大陆有了基本认识。
格瓦拉和伙伴格拉纳多斯从湖区进入智利，在《旅行日记》里，他详细描述了两人怎么逛当地市场，心里觉得智利比阿根廷还要有美洲特色，不但日常消费的蔬菜、水果跟“南方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一样，智利牧人身上的旧披风都显出地道的美洲范儿。其实，格瓦拉的观察透露出他的立场。智利南方有不少德国移民，很多木房子带着德式建筑特征，这些细节《孤星旅行指南》一定不会错过，但格瓦拉故意不讲，反而强调，即便很多智利人有德、意、西班牙血统，但他们更愿意自豪地说自己是阿劳坎人的后裔。
原住民阿劳坎人在大众文化里，被认为是最富于抵抗精神的土著民族。1550年与西班牙人接触后，他们很快学会了骑马，能在旷野中跟欧洲骑兵鏖战。阿劳坎人与殖民者对抗两个世纪之久，1790年才达成和平协议，并继续保留自己的大部分领土。阿劳坎一族好勇善战，他们的故事还被西班牙人写入史诗，但作为整体的智利原住民文化仍在欧洲秩序的碾压下而逐步归于沉寂。
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奥·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在新作《珍珠纽扣》里勾画了安第斯山脚下、智利南部海岸边，林立的冰川和奇诡的巉岩与生活在独木舟上的原住民。影片讲道，1830年，受指派为英帝国勘察火地岛的船长菲茨罗伊，半胁迫、半哄骗地用一枚闪亮的珍珠纽扣赎买了一名火地岛原住民男孩，并把他带回伦敦，供女王观察、消遣。这个少年在历史上因纽扣而得名，因为英国水手们都叫他“吉米·巴顿”（Jimmy Button）。
古兹曼的纪录片并没有讲完全部故事。英国船长菲茨罗伊为了给政府测绘巴塔哥尼亚，保证帝国航线安全，一年后重返智利。吉米·巴顿和另外两名当年被掠到伦敦的火地岛人也被遣送回乡，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计划考察安第斯南部的英国绅士。这位先生未经风浪、时常晕船，每当他在船舷边狂呕时，温良的巴顿就会靠过来，用刚学会的英语安慰道：“可怜啊，我可怜的同伴！”正是这位晕船的年轻博物学家，28年后写下了《物种起源》，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这次安第斯之行的所见所感，给人类社会带来激烈震荡。可叹的是，达尔文的观察夹杂着不少曲解和误判。例如船长菲茨罗伊要将三个火地岛人送到原先捕获他们的地方，其实这三人来自两个部族，其中只有吉米·巴顿讲亚甘语。巴顿返乡，终于离开英国船回到本部族与亲人相会时，达尔文和菲茨罗伊就站在甲板上观察，他们发现，巴顿的母亲见到被拐走一年多的儿子后，只是慰问几句，而后很快划着独木舟劳作去了，全然不像西方妇女那样情感流露、快活不已。两位英国绅士站在甲板上低声交流着，就此认定，这就是亚甘人冷漠无情、心智落后的征兆。
时光跃进到2015年，曾作为《物种起源》的观察标本的智利亚甘人仅余300多族人在世，而其中仅有一位叫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隆（Cristina Calderón）的老妇人会说亚甘语，其他年轻人早就像当年的吉米·巴顿一样说起了外来者传授的西班牙语或英语。老妇人克里斯蒂娜用拼音化的亚甘语写下一本古代故事集，研究这门语言的学者发现，亚甘语词汇极为丰富，特别是动词多，善于传情达意……然而可惜的是，强势文化的误解已持续了几个世纪，积重难返。借着“后见之明”的眼光，我很想质疑：达尔文短暂的南美之行，能窥破安第斯的奥义吗？被当代人奉为常识的庸俗版的达尔文主义，又如何解释切·格瓦拉舍生取义的行为呢？
埃内斯托·格瓦拉在第二次南美旅行时，方才到达玻利维亚——他日后进行游击战并最终殒命的国家。前次旅行途经秘鲁时，印卡文化让他着迷，他曾登临印卡王抵御西班牙人的最后堡垒——马丘比丘，抚摸着山间墙壁上被安第斯人视为神物的巨石，因此1953年7月，刚一到玻利维亚，他就迫不及待地赶赴印卡文明的兴起之地——的的喀喀湖，瞻仰漂流在湖上的人工浮岛。1952年玻利维亚刚刚发生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党领导的“四月革命”，转年1953年，全国正进行土地改革。埃内斯托饶有兴味地跑去观察新近成立的农民事务部，但接待大厅里的一幕却把他激怒了。日记言道：“来自高地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拥挤在大厅里，等待政府职员接见，每一组人都穿着各色民族服装，首领们喃喃念叨着本族语言；可一等他们走进办公室，职员就往他们身上喷滴滴涕。”喷洒消毒水的动作让年轻的格瓦拉兴起一阵狂怒，当场要求部长努弗卢·查韦斯给一个说法。部长也亲自安抚了这位阿根廷访客，承认这个做法可悲且不妥，但他也强调，印第安人绝少能使用上肥皂和清水来洗浴，故出此下策。格瓦拉在日记里评述说，假如不打破印第安人的生存处境和灵魂上的孤寂，玻利维亚革命注定要失败。
13年后，已成为古巴革命领袖的切·格瓦拉秘密重返玻利维亚。他相信，地处安第斯腹地的玻利维亚将是南美大陆革命的心脏，游击队引发的星星之火将促使人民起来反抗政府，进而引燃邻国秘鲁、巴西的革命力量，最后迎来解放的，将是他自己的祖国阿根廷。在切的军事著作《论游击战》里，他更加明白无误地说，安第斯山脉将成为拉丁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军正是从古巴岛东部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战走向了全国胜利。
切的预言未能实现，他那埋葬在安第斯山深处、被砍去双手的遗骨1997年才被最终安葬在古巴的圣克拉拉。有评论者认为，1953年他对玻利维亚浮光掠影的观察，可能促成了1967年军事行动的败北。不过，他早年的笔记里对高地居民无法用清水洗浴的记述，无意间构成了安第斯历史上的千里伏脉。
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地处高原，用水艰难一直难于解决。1999年末，在世界银行推动下，美国柏克德公司与玻利维亚前政府签署协议，要在该市推行供水系统私有化。私有化之后水价飙升，月平均收入只有100美元的居民，每月大约要缴纳不低于20美元的水费。保护跨国公司的前政府还推出了2029号法令，勒令居民储存雨水也要获取政府批准。忍无可忍的科恰班巴市民在2000年初走上街头，要求把柏克德公司赶出玻利维亚，抗议事件升级为与军警的暴力对抗：媒体把这一事件称为“水战争”。当时还是国会议员的艾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领导古柯工人参加了抗议事件，“水战争”及其他政治事件，促成莫拉莱斯在2005年当选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出身的总统。西班牙导演博拉茵（Icíar Bollaín）的《雨水危机》（También La Lluvia）就取材于“水战争”的真实事件，同时加上了一个计划拍摄哥伦布征服美洲、开启殖民史的故事，可谓匠心独运。
历来，如西班牙导演或英国博物学家提供的关于安第斯的讲述多，如古阿曼·鲍玛那样的本土思想者带来的描述少。正因为如此，第一位秘鲁原住民摄影师马丁·昌比（Martín Chambi）的作品就显得尤为珍贵。昌比生于秘鲁普诺的印第安家庭，1917年在库斯科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摄影室，后来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人像摄影家。在他的工作室里，昌比以伦勃朗式的光影技法记录了秘鲁现代初期的社会精神面貌。同时，他还是首批以摄影术捕捉马丘比丘等印卡遗迹之神韵的艺术家，一幅题为《安第斯的忧郁》的照片，画框里简简单单，仅有一头羊驼听一位印第安人轻吹排箫，但已然使人感到，顿挫的三音节旋律和安第斯山风拂面而至。
不论是马丁·昌比，还是古阿曼·鲍玛、查尔斯·达尔文，抑或是切·格瓦拉、巴尔加斯·略萨、帕特里西奥·古兹曼，他们都试图带给我们一种观看安第斯的方式、观看世界的方式，不管他们手中的工具是羊皮纸、摄影术，还是打字机、冲锋枪。对于异国的我们，认识安第斯，不妨从一帧马丁·昌比的摄影开始，从一曲《神鹰飞过》开始。前辈学者索飒，曾在《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一书里写道：“《神鹰飞过》的曲子也只有在神鹰的羽翅下才能诞生吧。”安第斯神鹰的克丘亚语名字叫“孔多尔”，印卡人将受人怀恋的英雄领袖比作孔多尔，因为他们有俯瞰万里山峦的眼界。这或许是安第斯世界最迷人的地方：神鹰远逝，愿赠我以视野。
文 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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