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5年第12期
编者注：集体化是20世纪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期，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树立典型带动乡村社会发展，其中，大寨是典型中的典型。这本书的副标题即为“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作者用档案文献和各类公开出版文献资料，辅以部分口述资料，对大寨典型的孕育、树立、推广、政治化和沉寂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思考。在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一类侧重社会史、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已逐渐成为显学。这或许也是年鉴学派对中国史学研究者的一种影响。
“国家代理人”
陈永贵自1952年开始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担任大寨新胜农业初级社社长，1956年担任新胜高级农业社社长，1958年担任大寨公社党委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1961年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1967年通过夺权掌握昔阳核心权力，身兼县革委会主任和县委第一书记，但工作重心仍在大寨。山西省委夺权运动后，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被吸纳到省革委会中，主要负责大寨、昔阳的工作。1969年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3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75年正式被认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成为当时少有的身兼村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革委会成员和国家副总理的人物。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一心惦记着大寨，为了更好地抓大寨的工作，他当时向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每年有1/3的时间在大寨劳动。直至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才在中央的安排下转成城市户口，成为拿国家工资的正式干部。从陈永贵的干部履历来看，他的主要身份是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是一名典型的基层干部，又是一名特殊的干部，既是一名农民，又是不一般的农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了毁誉交织的人物。有人认为：“陈永贵们顺应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是过去阶段中新生产力的代表。”
对于基层政治精英的角色特征，中外学界已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李里峰经过梳理之后，认为大致有4种解释模式，“许慧文认为基层干部与传统士绅一样，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萧凤霞主张地方基层干部已经完全为党和国家所同化，是其在乡村的代理人；戴慕珍采取折中的看法，提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代理人，又是地方社区利益的代表；杜赞奇则强调应该注意地方精英人物自身的独立性和利益诉求，他们既连接着又离间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同时，李里峰认为，“这些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因为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地位和多重身份，决定了其行为选择的不同面相。”
作为“国家代理人”，1945年大寨解放后，陈永贵就对中国共产党心存感激。他常说，自己在旧社会也是一个好劳力，却过着无地、无粮的不安定生活。在新社会里，人还是这个人，却分得了土地，逐渐过上了稳定生活。加之，1950年他这样一位有着“伪代表”历史的人经审查后被吸收为党员。这都促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敬仰和感激之情，自觉地响应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做出的各种农业决定，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在推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他在听说西沟村在办初级社的信息后，就主动到县里请示办初级社，由于当时对初级社的试办工作只在老区开展，陈永贵的请示未被批准。此后，在初级社向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转型中，陈永贵都积极带头。在推行粮食统购统策中，他并没有像其他基层干部那样表现出畏难情绪，而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化解了其他社员的抵触情绪，出色地完成了第一年的统购任务。从1953年起到1978年，大寨村每年都超额完成国家粮食统购任务，即使在1963年发生洪水灾害也不例外。由此，从1950年代起，他也多次被评为县劳模、省劳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文革”开始后，他主动地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重塑大寨形象，主动批斗所谓的资产阶级在山西、晋中、昔阳的代理人，响应毛泽东的夺权运动，因此毛泽东说“永贵好”。也许正因为他“革命”的这一面，才会成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才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保护型经纪人”
但他又不完全是“国家的代理人”。如派往村落监督和指导工作的工作组、蹲点干部，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威，与村落干部、群众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一般情况，村干部会同下乡干部协商或者按照他们的决定开展工作。在大寨，“陈永贵办事有自己的主见，下乡干部得围绕他转。”
这样，大寨内部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不仅能井井有条地规划社内生产任务，而且对来自上级的不合理命令予以变通。当“大跃进”席卷全国时，大寨没有派人去炼钢铁，也没有被公社平调任何财产。当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时，大寨领导人未被“上天安门、奖化肥和汽车”等荣誉和奖励所诱惑，而是实事求是地上报亩产270公斤，大寨村也因此避免了一场灾祸。
作为小集体的保护人，陈永贵关心社员生活，爱护集体。1946年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他并没有按照原有强强结合的互助逻辑参加贾进财组织的好汉互助组，而是团结村里的老农、弱劳力组成了老少组，通过劳动竞赛赢得了大寨村贫苦民众的认可。在对后代的教育上，他不仅关心后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如果说老少组的建立使他赢得了老一辈民众认可的话，通过对青年典型的培养和教育，则赢得了大寨青年一代人的认可。在解决高级社时期干部在领导方面存在的开会多、深入少、说话多、办事少的问题，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采取了三项措施：①深入田间指导生产；②实行以片包干，固定责任的生产责任制；③在生产季节，尽量不开会或少开会。
在劳动中，陈永贵捡苦活、重活、脏活干，在生活中与其他社员毫无差别，这种品德使社员与干部间毫无悬殊。当记者问大寨村民李焦月：“陈永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李拍拍口袋说：“他不往自己口袋里揣钱。陈永贵天天讲的一句话，当官不爱钱，神鬼都不怕。”作家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陈永贵还通过开动自己的脑筋将国家各种宏伟的目标变成一项项具体的目标，大寨社员在其带领下完成各项具体目标的同时，不仅改善了生活，还获得了政治荣誉。例如在“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政治压力下，在生产中，陈永贵一直琢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山区农业水利化、机械化，为此，他号召搬掉寨中的土丘，大造人工平原，大兴水利，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大寨也在不断的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成为全国学习的方向标，大寨人虽过着清贫的生活，却生活在高度荣誉感中。总之，陈永贵以自己的胆识、才能、品德赢得了村民的认同、遵从和信服，有效地克服了集体经济中的管理成本问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就是说无论是农业合作化时期还是“大跃进”“文革”时期，他总是一方利益的代表者，属于“保护型经纪人”。
对于昔阳人民，陈永贵也做了许多有利的事情。“文革”初期，他主政昔阳时，免除昔阳人民欠下的1000万公斤粮食债务，还大胆地说，“不是人民欠集体的，而是干部欠人民的”。而今的昔阳农民回忆起陈永贵，说“他可不赖了”。许多时任昔阳县委的干部回忆到免除债务，对是否免除地主富农的钱粮时，陈永贵说“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呢！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的见解深感佩服。对陈永贵变干河滩为米粮川、造福后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无不称赞。
陈永贵的行为基本符合杜赞奇的观点。他之所以既能代表国家利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小集体的利益，都与其基层干部的身份有关，他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极佳领导。作为不脱产的基层领导干部，他身上体现出的某种道德权威与人格魅力，可以使国家宏伟目标不致沦为空洞的说辞和海市蜃楼。同时，陈永贵又是担任特殊使命的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他最了解农民的苦痛。陈永贵身上体现出来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保护者的双重特性。
“官当大啦，昏啦”
但是，陈永贵又不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在“文革”爆发前，他已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农业部的领导人，与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领导人以及昔阳、山西省内外的劳模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陈永贵在“文革”中能从北京那里取得相关信息，或者根据自己对某些领导人的情感，并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采取相应的行动。“文革”初期，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拿到三个红袖章，在大寨组织起以郭凤莲为首的红卫兵，对外来干扰农业生产的红卫兵进行围追堵截。陈永贵敢为昔阳“十月事件”受牵连的干部“平反”，保护被打倒的干部。此后，这些人成为陈永贵的得力助手，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解决了昔阳县的粮食问题，还超额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因此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县被宣告建成大寨县。而山西一些地方在“文革”中多陷于派性斗争，根本无法开展农业生产。
“文革”后期，陈永贵能根据形势的需要，主动地在大寨、昔阳开展破除骄傲自满、化公为私等思想教育运动，使大寨人、昔阳人保持持久的“革命”性。
然而，为维护大寨典型，陈永贵通过召开一系列的批判大会和学习大会，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将大寨“没收自留地”“推行大队核算”等具体做法推广到昔阳乃至全国。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陈永贵的工作作风也越来越强硬。对大寨，只有他自己能批评，别人都不能批评。学大寨只能念大寨一本经，一旦对大寨有怀疑，就会被戴上学习“走了样”，“掺了假”，“假学习，真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等帽子。有关这一点，所有有关陈永贵的传记中均有提及。多年后，当他儿子陈明珠问到他：“爹，你和（张）怀英本来不错，咋想的批他那三个六年哩？”陈永贵说：“孩呀，别说啦！官当大啦，昏啦！”
《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
作者：光梅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2月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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