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翻译 我就是乐此不疲
文洁若曾和丈夫萧乾一起翻译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同时是我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如今年近九十，她依然每天伏在案头读书、翻译。终其一生，翻译对于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作、理想、热情、归属……我没有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她，但她在给我讲述的过往和现在里，似乎一直在对此进行解答。
拜访文洁若先生时，她刚刚过完89岁生日。最近，在译校佐多稻子的《树影》。
翻译的空间很特别，一间空屋，一张靠窗的书桌，两盏台灯，再无其他。可能是屋子空荡荡，让文洁若看起来比我设想中还瘦弱许多。电话里听声音底气十足，充满活力，会让人有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想象。而眼前有些驼背的老人，虽然耳聪目明，但体态的娇小，让桌上的辞典都显得过于厚重。
书桌上有一本日历，每一天的方格里，都记录了文洁若的翻译进度，“7月7日，共五页，1350字”，“7月8日，共二页，540字”，“7月9日，共二页，540字”，“7月10日，共五页，1350字”，没有一天间断。即使在她生日当天，记录着某某某来祝寿，也还是翻译了两页。粗看下来，四五页是文洁若现在每天常规的工作量，两页是保底，每个翻译量较少的日子都会记录几笔生活中其他的琐事，比如去邮局、理发、办一些手续之类。当然，接受采访也要占用时间，文洁若说，为了我们的约访，她特意在前一天多翻译了两页。
“很多人都觉得翻译工作挺辛苦的，但我就是乐此不疲。对于游山玩水、看电影、看戏，我都没有兴趣，我就是喜欢翻译、写作。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1999年萧乾去世后，文洁若始终一人生活，没有“投奔”在美国的儿女，也没有要求他们回国陪伴，完全自理生活，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不请保姆，都凭一己之力，是为翻译之余的调剂，好让眼睛休息。不去养老院，因为在那里作息会受到限制，不能自由地安排时间做翻译。
翻译的空屋其实不是为了清静故意为之，而原本是家中两套单元房中的一套。萧乾在时，两套合为四室一厅，是为他们的书斋。而今文洁若独自生活，起居的范围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虽然两套房子合并在一起面积也并不算大，但对她来说，左右顾及已经是负担，因此就只留下一套用来生活。刚刚搬空的屋子，在新房主入住前就成了文洁若躲避杂乱的临时工作区。
她日常生活的空间也确实杂乱，每一间屋子都因堆满书籍报纸杂物而变得拥挤。印象中，凡是译者家中往往空间再小也会有几组书柜，占用一整面墙的不在少数，但文洁若没有。满满当当的房间，不管站在哪儿，随便一转身，倒都能伸手够到几本书，但又几乎全是字辞典。她说现在雅贼不少，因此书都是看完就捐，记录在册的也有两千多册了。
原本的卧室已经几乎闲置不用，门厅似乎承担起文洁若全部的起居。书桌照例摆在临窗的位置，背对着楼道的防盗门。这样一来，不管是门铃、电话铃，都会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响起。睡觉也在这儿，窄小的单人床挨着饭桌，能够活动的空间不多，想必大部分时间，文洁若只是从一点到另一点。吃饭更简单，煮些东西，微波炉可以热上好几顿。
对于儿女，文洁若也少有要求，她说他们大体三五年回国一次，回来时也不会同住在一起。“除非他们死乞白赖回来，我可不敢说‘要你回来’，飞机不是老掉嘛？要是出点儿什么事儿，我这辈子就没法过了。而且他们回来，我还得花时间招待。”说起这些，老人的神情倔强得可爱，“孩子不来无所谓，得出色，我得问，吊儿郎当的就不行。”屋中，最显眼的其实只有萧乾以及他们的儿女和孙辈的照片。
萧乾曾在1991年的《一对老人，两个车间》一文中写道：“我们还有一种共识——一个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文洁若还在继续用生活印证这两句话。她告诉我，现在她依然能自食其力，走到哪里都还可以工作，教人写毛笔字、教英文、教日语、搞翻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我猜想，如果语言、翻译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工作或者工具，89岁时未必会有如此的骄傲和自信。终其一生，翻译这件事还给了文洁若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理想、热情、信仰、归属，或者成了生活本身……我没有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她，但她在给我讲述的过往和现在里，却又一直在对此进行解答。
她和萧乾之间姻缘的开始就是因为翻译。
1953年，萧乾被调到文洁若当时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最初，文洁若当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他走在一起。但是因为工作，她经常会捧着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她回忆说：“他讲话诙谐幽默，除了对译文表达明确意见，还给我讲一些道理。他反对直译、硬译，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内涵。我被他的学识吸引了，没有一个同龄人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
萧乾在“二战”时作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是当时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因此，1949年时，他人生的十字路口所指向的道路也相比他人更加具有诱惑——成为收入不菲的香港报人或者接受母校剑桥邀聘的终身职位。但是萧乾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成了大陆的落叶归根者。某种意义上，这些都应让萧乾拥有光环。“可回国后，他并未被当时的文化界接受，还不小心撰文得罪了人。论名，他当时只是臭名；论利，他更是身无长物。”另外，萧乾大文洁若17岁，之前有过三段婚史，因此，很多人，包括母亲，都劝文洁若再三考虑，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1954年初春的一天，他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我们童年都生活在北平，又都上了教会学校。我们都喜欢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研究外国文学，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和曼斯菲尔德。”文洁若说，“我曾认识一对夫妻，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矛盾。”
她还讲起，自己凭借翻译的业务能力曾在岌岌可危的特殊时期三次“救”了他们的家。
第一次是1956年初冬。《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曾三次找萧乾谈话，让他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并进一步提出，想要把文洁若调到《文艺报》当记者。为此事，他专程找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面谈。楼适夷当时说：“文洁若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不能放。”转年5月，萧乾写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等文，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他被发配到位于渤海边的柏各庄国营农场接受监督劳动。“当时有规定，100个人里必须划出5个‘右派’。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容易就凑足了那百分之五。但倘若到了《文艺报》，仅仅凭跟萧乾划不清界限，就可以把我打成‘右派’。”文洁若所谓的“救”即指夫妻二人没有双双被打成“右派”，生活就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1958年1月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个在职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文洁若去了北方农村。动身前说好，只有一半人能回原单位，另一半调职到外地去。“楼适夷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相信自己准能回原单位。果然，当年11月结束劳动回北京，名单公布了，我被调到出版社的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上班后，年内发了两部译稿，达40万字。这是我第二次救了这个家。”文洁若说，“萧乾下去后，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只够他吃饭的。《文艺报》已把他除名，由位于灯市口以北的文联大楼财务科每月发给家属40元津贴。”
而她回到北京，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就可以依靠稿费贴补全家的生活。比如，8天的业余时间她就突击翻译了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火凤凰》中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刊在1960年6月的《世界文学》上。全文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那时候只要有灯光，在哪儿我都翻（译），晚上怕吵醒母亲，就在小厨房点一盏灯。就算是女儿在台上演出，我在台下也得继续翻（译），很多作品就是这么翻出来的。现在是没有那个精力了。”文洁若说，“我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9.5元，正是有这一笔笔外快，在萧乾戴‘右派’帽子的22年间，三个孩子才没受委屈。倘若调动工作，到了边远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次是1973年。“文革”期间，文洁若一家四口都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来，干校中的学校解散，允许家长到北京办理学生们的转学事宜。文洁若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从外单位调来一位日语编辑，她为了回北京，就去找商务印书馆的陈原，问他可否把萧乾和她调到该馆去编辞典。他说：“萧乾太大了，就怕我调不动。你嘛，我倒是可以试试看。”转眼7月初，文洁若就被调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商务印书馆要调动文洁若的消息一出，原单位急着留住人才，就火速发了调令。萧乾也因此远离了湖北的潮湿，得以回到北京的建国门医院治疗冠心病。
文洁若说是“三次”，实际上，这段靠翻译业务，更靠意志支撑度过的磨难期从萧乾被打成“右派”开始一直持续了22年。她说，相比父辈所吃的苦，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不值一提，因此，再难熬的时候，她也觉得那都不算什么。
相比之下，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4年，是文洁若最幸福和最有意思的时光。1990年开始翻译时，夫妻二人年龄加起来也已经有150岁了，奇怪却有年轻人都少有的热情。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各自在书桌前开始工作。文洁若负责草译和注释，也就是翻译中的“信”，用萧乾的话说，她“是讲究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连原文里的虚词都不放过”。萧乾负责润色，力求“达”和“雅”。
他们规定自己每天至少翻译一页原文，译不完就不睡觉。《尤利西斯》是文学作品中公认的“天书”，翻译难度极高，因此，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冬天常常是和衣而卧。文洁若负责的“信”尤其耗费时间精力，当萧乾还有时间做一些其他的创作或者休息时，她都只专注在这一件事上。为了免除一些打扰，他们在门铃旁贴了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
文洁若说，《尤利西斯》的翻译在那时像是长久以来对她自己的补偿。“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用业余时间译了好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另外，我从事日文的翻译比较多，十年寒窗的英文专业没怎么得到发挥。”1994年，《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出版，连同书中的译著，有百万字左右，无疑是当时出版翻译界最重要的事件。
此后3年，萧乾因心肌梗死住进了北京医院。文洁若在病房里安置了一张小木桌，两人仍旧翻译和写作，“这样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痛苦”。1999年，萧乾因病离世。丧事过后，儿子萧桐劝文洁若赴美小住，她的回答是：“我哪里走得开？你爸爸身后的事，10年也做不完。”之后她与吴小如一起整理出45万字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后又协助整理出版了萧乾的《余墨文踪》，选取萧乾父子之间的通信几十封，整理出版《父子角——萧氏家书》等等。文洁若说，2020年，还要最后一次出版萧乾的全集。此外，这些年，她还交出了诸多译作。今年下半年，她准备动笔写些往事，是为自传。
“我这个人命中注定闲不下来，我也会像萧乾那样，写到拿不动笔的那一天。”临走前，我们提出想要拍摄她日常翻译时的状态，就请她坐在书桌前。与许多被拍摄者一样，起初，文洁若在镜头前的姿态有些不自然，可没一会儿，她就真的翻译了起来，实在是一分钟也不放过。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文洁若著《岁月流金》，此书由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将于2016年10月出版）
文 孙若茜 摄影 于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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