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绘本去旅行
去寻找那些绘本主角的原型，以及他们生活的山川河流、人文风土，会重新发现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绘本只是一个触发点。
“雨蛙老师”的自然课：敬畏与探索之心
“看，雨蛙！”几个蹦跳着下楼的小朋友突然叫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原来这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只有两三厘米长，通体绿得透明，身形矫健，正在餐厅楼梯上跳来跳去。孩子们一边看一边讨论：“它是雄的还是雌的？有毒吗？”
这只雨蛙见人过来，并不躲避，应该是经常过来串门的。我们吃午饭的这家餐厅位于日本新潟的鱼沼，这里出产日本最高等级的大米，又临近河口，是日本锦鲤的发源地，鱼米之乡的风物和景观如此典型，甚至《奥特曼》也有一集选在此地拍摄。小朋友们纷纷要求像奥特曼一样捕鱼，他们跑到河口处，摸着刚捞上来的光滑的锦鲤，兴奋不已。鱼沼紧邻著名自然绘本画家松冈达英的家乡长冈，看到这里的自然，也就能体会他绘本里那么多活灵活现的主角——雨蛙、西瓜虫、蝉、蜻蜓、独角仙是怎么来的了。
“中国的雨蛙和日本的一样吗？远古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大陆部分相连，日本的很多昆虫都是从中国过来的，比如知了、独角仙。我想去中国采集昆虫，可以做成标本带回来吗？偷偷藏在衣服里？”一见面，松冈达英就颇为认真地问，狡黠的眼神不像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而仍属于那个活在昆虫世界里的少年。“我小的时候昆虫比现在多几十倍。”松冈达英告诉我，长冈是一个四季分明、有山有海的地方。冬天就像川端康成的《雪国》里写的那样：“穿过长长的国境隧道就是雪国了。天边的夜色明亮起来。火车停在信号房前面……”有的时候，雪量深达一米也不足为奇。春天雪水一融化，各种生物就都活跃起来了。长冈在信浓川中游，那时候的河川没有混凝土的护堤，周围飞着各种各样的昆虫，像无霸勾蜓、银蜻蜓、蝉、独角仙等，松冈达英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蹚河沟、爬野山度过的。他尤其着迷捉蝴蝶：“长冈市大约有60多种蝴蝶的品种，可我知道的只有5种，我特别想把它们全捉住。于是，就一个人去山里，每天沉迷在捕蝶中。”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看到进化论学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书，书中描绘了南洋诸岛昆虫的美景，他就开始梦想着长大以后要把这些昆虫全捉到。初中又看到《世界蝴蝶图鉴》，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大型的蝴蝶，梦想更加膨胀起来。回忆孩提时代，松冈达英形容自己曾无数次被自然拯救。“和小伙伴们吵了架，打架输了，伤心难过的时候，发现地上爬的小蚂蚁就会开心起来。”
这个痴迷的“昆虫少年”不仅制作标本，碰到喜欢的昆虫还把它们画下来，观察力与描绘力也是从那时起积累下来的。30岁的时候，他接受了国外出版社的委托，去了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阿拉弗拉海的阿鲁群岛，他崇拜的华莱士就是来到这里考察后发现提出进化论。正如初中曾经读过的那本《世界蝴蝶图鉴》里描绘的那样，在这个岛屿，他发现了书里看到的世界最大的燕尾蝶、鸟翼蝶。后来，他又去了阿拉斯加、中南美、非洲等各地观赏大自然，少年时代“寻找全世界昆虫”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但是，用标本画出来的并不真实，松冈达英决定回到少年时给他灵感的故乡长冈，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自然的过程。
“小的时候我只对昆虫有些了解，而如今我对自然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也就能发现许多新事物。”松冈达英举例，走在工作室入口的小路上，有几只蚂蚱飞舞过来，看着类似，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品种各不相同，有成虫、有幼虫，虽是成虫但有一只是没有翅膀的短角蚂蚱。“实物摆在眼前，就能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还有声响、气味，以及其他生物和它的位置关系，所有的信息都扑面而来，比画图鉴有趣多了。”
松冈达英自认“一辈子都是采集家”，每周一定会去附近的池塘或者森林，走一两个来回，观察自然。松冈达英的夫人在一旁插话：“经常一转眼，就发现他不见了，肯定是又出去采集昆虫了。”将看到的自然转化成绘本对他来说几乎是不需要思考的。“每每踏出一步，就如同书中描写一般，小生物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它们好像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呼唤着：‘把我们做成绘本吧！’故事就自动浮现出来了。”
“比如《蹦！》，就是从美国返程时，飞机突然摇晃起来，感觉身体‘倏’蹦起来……这时，我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个构想——就是许多小生物一下子跳起来的想法。”松冈达英说。说起来简单，但是对“蹦”这样一个简单的发音和动作有惊奇之感是小孩子特有的，只有保有一颗童心的人才能有这么敏锐的反应。而且，青蛙、猫咪、小狗陆续登场之后，还有“蜗牛”的意外——它是唯一蹦不起来的动物，最后是“我”，“我也蹦！”激起孩子强烈的共鸣。
雨蛙在松冈达英绘本里更是随处可见，因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如此。他对我解释，家附近到处都能看到雨蛙，它很亲近人类，比如会跑到餐厅里面、自动贩卖机下面。另外像雨蛙这么小的动物，是孩子们从小接触到的，它永远不会长大，又很好抓，有拟人化的感觉，特别容易受孩子们欢迎。其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个戴着眼镜、挥着教杆的“雨蛙老师”，对池塘里的生物和小读者们讲授各种自然知识，那其实是松冈达英的替身。他开玩笑说，小朋友们对大叔没兴趣，对雨蛙更有兴趣，而且他也没有雨蛙那样深入池塘底部的本领，只好让雨蛙老师代替他了。不过这一天，现实中的“雨蛙老师”亲自上阵，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的是《和雨蛙爸爸一起去采集昆虫》，这虽然是一本给孩子看的绘本，但是里面充满了事无巨细的实践经验，从制作捕虫网、三角纸袋、毒瓶等，到捕捉昆虫的方法，再到如何制作标本，都有细致的描绘。比如，他告诉孩子们，石头和枯叶底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定要把大石头翻过来，首先会发现蚂蚁，然后是西瓜虫。“西瓜虫怎么区分雌雄呢？看它的斑纹，有黄色斑纹的是雌虫。”有的土里有漏斗形的洞，里面可能有潜伏的蚁狮，“它藏在土里，像‘忍者’一样，等着吃掉进来的蚂蚁”。有的时候也会踩到粪便，“谁的粑粑呀？”说到粑粑，听故事的孩子们兴奋了，打开了话匣。“粑粑很臭，但是藏着好多营养，是很多昆虫的食物。”
绘本只是认识自然的一个突破口，通过绘本了解我们的地球，是松冈达英创作绘本的初衷。因此，他的绘本在吸引人的故事之外，还保留着科学图鉴式的严谨。比如在《和雨蛙爸爸一起去采集昆虫》中出现了大大小小100多种生物，每一种都描绘出了准确的形状，青蛙脚趾是前脚4趾、后脚5趾，飞鱼的尾鳍是上短等。当然不是光读一读绘本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去体验真实的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散步，发现一只西瓜虫，它有几只脚啊？是雌的还是雄的呢？会出现许多疑问，感悟到自然的乐趣。也会踩到粪便，被蜜蜂蜇到，但这种意外和疼痛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在松冈达英的笔下，并没有刻意去对孩子们美化大自然，比如他的很多绘本里都出现了地震主题。他告诉我，2004年10月23日新澙县发生了里氏7级的大地震，他的工作室离震中只有20米，完全损毁，但同时，他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大家因地震惊慌失措，但是蝴蝶和蟋蟀还是那么冷静、花儿依旧照常盛开，这幅场景至今在我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大自然更有敬畏之心和探索之心。其实地球也是一个生物体，它有温柔的时候，狂暴的时候，地震也是其中的自然活动之一。也是因为曾经有过比地震还要恐怖的冰河时期以及持续1000年以上的雨季，才有了今日的地球。”正如他所推崇的科学探险家华莱士，这个与达尔文几乎同时提出进化论的学者在其后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如果说达尔文描绘了一个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华莱士则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最终导致了大多数物种彼此间的相互合作。空气、水、土壤和生命一样，都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和谐共生。松冈达英也在绘本里对孩子们说：“在地球上生存的确很不容易。但正因为以前发生过比现在更大的灾难，才有了大海、江河和山谷。只要活下去，一定会经历更多美好的事。”
画“小豆豆”的人：留住一个温柔世界
若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窗边小豆豆”肯定是其中一个。那个让普通小学最温柔的老师也忍无可忍的出格小女孩，在巴学园里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校长小林先生一直鼓励她：“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不要忘记这一点。”把电车当作教室，“山的味道、海的味道”的饭菜，“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的学习方式，对孩子有无限包容和耐心、愿意呵护“孩子们那些优良的品质”的校长……这一切看上去都太像一个虚幻的童话了，但其中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的。“小豆豆”黑柳彻子长大后，成了日本著名作家和主持人，她把这段难忘的童年经历写成《窗边的小豆豆》，没想到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本书。而书中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插图，则出自著名绘本画家岩崎知弘。
至今仍活跃在电视上的黑柳彻子回忆说，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窗边”，是因为在她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流行着“窗边族”这个说法，这个词给人一种被主流排除在外的感觉。在之前的学校里，她就隐隐约约总有一种被排斥感，被贴上“坏学生”标签，最终被退学。这样一个奇怪的小姑娘，也不在一般画家的题材范围之内，直到她遇到岩崎知弘的画。黑柳彻子在寻找插图的时候，岩崎知弘已经去世7年多了，但她仍被岩崎留下来的画作打动。“在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任何一位画家能够如此生动地表现出孩子们的神态来了。无论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姿态，知弘都能生动地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能清楚地表现出6个月的婴儿和9个月的婴儿的不同神态。”知弘美术馆副馆长竹迫祐子告诉我，岩崎知弘也画过一些调皮的女孩，比如上课时转过头和后面的同学说话，男孩子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女孩子就很罕见，而且还很有动感，活灵活现的。黑柳看到画作特别吃惊，觉得这就是小豆豆的感觉。因为黑柳彻子的文章和岩崎知弘的画吻合得太好了，有很多读者甚至觉得，“是不是岩崎知弘在去世之前，特意为这本书画了几幅插图啊？”
小豆豆是岩崎知弘创作的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其实，她短暂的一生留下了9400多幅作品，绝大多数是画儿童的。她去世后，长子松本猛和朋友想找一家美术馆举办一场岩崎知弘的纪念作品展，却被一家家美术馆以“绘本不算美术作品”为由拒绝了，这种偏见激发松本猛用母亲的旧居建起了知弘美术馆，这座建于1977年的美术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绘本美术馆。从外表看，它不起眼，只是东京地铁井草站附近掩藏在建筑群中的一座红色砖房，但反而有一种去家里做客的亲切感。就像曾做过馆长的黑柳彻子在美术馆重修时提出的建议：“既要给人一种私密的感觉，能感受到隐世的氛围，又能让人彻底放松。”设计师用围栏、楼梯、玻璃、绿植隔出一个个独立空间，还有专门定做的兔耳朵椅，让孩子们在这里参观时，不断有空间再发现的惊喜。
岩崎知弘被公认为“凝视儿童心灵的画家”。竹迫祐子告诉我，岩崎知弘生于1918年，1974年去世，一生几乎一直在画画。她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个教育者，她在“二战”后逐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想用画笔创造没有战争的社会，再也不要让孩子们拿枪。她留下一句话：“希望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够有和平的、幸福的生活。”知弘美术馆也把这句话作为收藏和展览理念之一。“以她本人的画为例，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能对画面上孩子那一刻的想法感同身受，觉得‘像我的孩子’，或者‘像我小时候’。这是因为她是这样的画家，孩子们在童年时代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在她心目当中都是记得非常清楚的。”竹迫祐子说。
岩崎知弘的画看上去很柔和，仿佛只是用水晕染出来的，而没有生硬的线条。竹迫祐子告诉我，这是她独创的“没骨法”，将西方的水彩画与东方的传统绘画融合在一起，先不勾勒花草或者少女的轮廓外形，直接用颜料笔上色，通过色彩来塑形，创造出一幅幅朦胧又细腻的画作。不过，岩崎知弘的画只是甜美吗？竹迫祐子说，虽然不强调线条，但是岩崎知弘的画还很有力量，一方面是她扎实的素描功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经历了战争年代，画笔下的孩子诞生在深切的痛苦、悲伤、孤独与烦恼之后，作为女性和画家自立的坚定信念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岩崎知弘曾写下创作绘本的初衷：“我希望当看到我绘本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仍将这些温柔的画面保留在心灵的某一处。在他们面对悲伤或绝望的时候，他们可以被绘本中哪怕微乎其微的温柔世界所抚慰。”
推广绘本文化是知弘美术馆的另一重使命。竹迫祐子说，自20世纪60年代起，岩崎知弘和其他作者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画为主的故事书，绘本终于不再作为文字的陪衬，而是被推到了主角的地位。尤其是岩崎知弘本人，她的绘本创作更是有实验精神，是日本“新绘本”的起点。1968年，她开始独立创作绘本，第一本是《下雨天在家里看门》，文字量很少，画面也大量留白，只用18张画的起承转合，表达孩子心情的变化。比如一张跨页上，只有一架钢琴和小女孩的手，文字也只是音符“1234567”，生动勾勒出她一个人在家的寂寞。竹迫祐子告诉我，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绘本都不像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知弘美术馆30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和展览世界各国多元化的优秀绘本作品，至今已经收藏了29个国家173个作者的2.6万幅作品，其中包括9400幅岩崎知弘本人的作品。蒲蒲兰绘本馆编辑告诉我，当年要出版乌克兰的绘本《手套》时，到处都找不到原画来追色，最后还是在知弘美术馆里发现他们收藏了半套原画，另一半已经遗失了。他们面向孩子的展示形式也多种多样，最近就要在位于安昙野的另一处馆址恢复电车教室——那个在战争空袭中被烈火吞噬、让“小豆豆”心心念念了许多年的巴学园的纪念。
绘本的情感教育：童年的“花火”
去寻找那些看似虚构的绘本主角的原型，以及他们生活的山川河流、人文风土，会重新发现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再发现的过程，也是蒲蒲兰绘本馆带着十几个亲子家庭来日本进行绘本之旅的初衷。
身处日本，会发现铺天盖地的卡通形象。它们可能是动漫角色，可能是企业形象代言人，也可能就是路边的指示牌，给人留下极高的视觉记忆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二次元”卡通是最好的治愈系良药，也是最实用的沟通桥梁，展现出“萌”的力量。
哆啦A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这个来自未来世界的梦想家，被称为“蓝胖子”的猫形机器人，可能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卡通形象。2008年，它接受了日本外务大臣的任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动漫文化大使。而在东京申奥时的2013年，它又成为东京2020年申奥委员会的特殊大使。《哆啦A梦》是漫画家藤本弘用笔名藤子·F.不二雄创作的漫画，自1970年开始在《小学1-4年级生》杂志中连载，1973年电视动画片开播，广受欢迎。在当年的小读者长大后的怀旧情绪推动下，我们在位于川崎的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仍能感受到这种延续的热情。从地铁站到博物馆的接驳巴士就将人瞬间带入，车身上有《哆啦A梦》里的各种形象，车牌也全部都是“2112”——机器猫的生日。进入其中最大的展示厅，陈列的全部是原作画稿，细微处的修改和批注也原样呈现，连展厅家具的色彩也大多是“哆啦A梦蓝”和“胖虎橙”。
哆啦A梦为什么这么深入人心？漫画评论者夏目房之介说，它的稳定分格和画面风格，让各个年龄层读者都可以安心阅读。比如，《哆啦A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副喜怒哀乐非常鲜明的表情，笑就是笑，哭就是哭，悲伤就是悲伤，生气就是生气，不存在任何疑问。与此相通，人物的世界被画成一座时间仿佛停止的循规蹈矩的虚构城市，学校、家、商店、院子，还有放着水泥管的空地，从开始起就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物们总也长不大，他们从诞生之日起一直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大雄的房间总是收拾得格外整洁利落，尽管主人的性格是那么马大哈。另外，从哆啦A梦的形象看，它眼睛的位置比较高，这是大人的特征。这就好像在暗示，它不仅是孩子们的玩伴，事实上还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理想大人，一个让人放心的保护者。在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展厅里也可以感受到，里面摆放着的家具都是圆形的，就像哆啦A梦本身造型一样，是由若干个非常有安定感的圆形组合而成的。据说作者一开始设定是一个长着耳朵的猫形机器人，但是发现加上一对三角耳朵，就显得非常平庸，干脆去掉了。
日本的原创绘本也诞生在这片“萌文化”的土壤中，和“二战”后漫画、动画的发展并行。蒲蒲兰绘本馆创始人石川郁子告诉我，绘本的社会基础要追溯到“一战”后的大正时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近代亮色”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很多有当代感觉的儿童期刊开始出现。到了昭和时代的1960年前后，以松居直为代表的一群日本出版人及作家、画家喜欢上了来自欧美的“picture book”（图画书），后来称之为“绘本”，他们开始一个幼儿园一个幼儿园地推广，同时原创力量也开始萌芽，岩崎知弘即是代表之一。
“绘本，是孩子的第一本书。”但是作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日本人，石川郁子直到高中才接触到绘本。她印象最深的一部早期作品是诞生于1974年的《鼠小弟》系列，动物们认真卖力的表情和动作，与最后的结果之间形成的落差，使作品显得非常荒诞可笑，属于Nonsense（荒诞）作品。这类作品打破了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儿童文学传统，并不试图告诉孩子什么，教育孩子什么，只是一种游戏之作，但正是这种打破常规常理的荒诞，让孩子鼓起想象的翅膀。石川郁子说，鼠小弟当初在日本也是革命性的作品，一翻开书，可以看到极细的黑色铅笔线条在大面积留白下的效果，让人眼前一亮，原来绘本还可以这样画。故事也充满童趣，“鼠小弟的小背心，被猴子、长颈鹿、大象等各种动物穿一穿，这种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只有绘本世界才有的”。
到了70年代，很多设计界的年轻人也来画绘本，不断挖掘新的表达方式，给绘本带来多种可能性。石川郁子举例，她个人特别喜欢谷内浩太的《夏天的早晨》，故事很单纯，就是一个小男孩，特别想看夏日早晨的火车，就从家里，一路骑车赶过去。“一开始只看见一个男孩在骑车，‘快点、快点’，也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后来听到‘轰隆、轰隆’，先有了声音，之后才看到了火车。这时候我就回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早晨起来空气里的颜色、声音、温度、味道……五感都被调动起来。”在这样的原创力下，仅仅20多年，日本绘本就以一种感性的审美，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
10多年前的2005年，石川郁子创立了蒲蒲兰，开始从日本向中国引进绘本。她告诉我，一开始中国市场对绘本还没有概念，家长们的期待还是功能性和教育意义，所以她最初选择了一些有认知功能的、色彩明快的、故事性强的绘本。比如风靡10年的小熊宝宝系列，是低幼的生活习惯绘本，告诉小宝宝怎么打招呼、刷牙、上厕所，很受年轻妈妈们的欢迎；《蚂蚁和西瓜》，画风特别明快，是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现在看仍不过时；还有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故事性强，父子两人的情感很动人。“但画风很怪，颜色很重，霸王龙的样子一点也不温柔，甚至很可怕。如果只在书店放着，肯定没人买，必须要讲给大家听。故事和画风形成反差，是稍微有点夸张的情感表达，作者在创作时对读者的情绪有很强的把控力，比如希望读者读到哪里被感动，就真的能让读者在那里哭出来。宫西达也为什么要画这个系列？那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人性有所忽略，跟中国现在有点像。他其实是想表达，有钱、有权、有力量的人，就了不起吗？不是这样的。”石川郁子说，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绘本市场已经能够接受越来越多元的作品，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与教育功能相比，绘本带给孩子的，更多是快乐的阅读，是美的体验，是情感的滋养。
8月2日傍晚，我们随着人流去长冈信浓川边看花火。据说这是全日本最大的花火大会，河边场地吸引了90万人前来，很多人中午就过来选位置。日本花火仍采用传统技法手工制作，最大的直径有3尺，在空中的绽放面积达600米。长冈市长森民夫告诉我，花火以“花”为名，也蕴含着安慰死者灵魂的意义。花火，就是献给死者的花。对长冈来说，是祈望和平和新澙大地震后的复兴。从河岸处观看尤其震撼，一朵一朵“花”就在头顶绽放，汇聚，变幻，然后仿佛要漫天倾泻下来的时候，就慢慢消散了。一期一会，更让人珍惜当下，春天的樱花，秋天的枫叶，夏天的花火，意义都在于此吧。那些童年读过的绘本也是如此，即便我们长大了，那种美的印象也会长久留存在心里。
主笔 贾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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