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百万亿资产 国企反腐如何走出“新路”？
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原始交易”不同，对国企负责人来说，很多腐败行为可以通过更隐秘的“高级交易”来实现。这些交易不但“隐秘”，而且可以让涉及各方结成更为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在形成“利益网”的同时，也为腐败者自己编制了一张“安全网”。
十八大之后，在中国反腐的第一波浪潮中，一大批省级副职、厅局级地方官纷纷落马。现在，轮到了国企领导人。中央已公开表示，国企是今年反腐重点领域之一，而今年首轮中央巡视也剑指国企。
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式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腐败必定如影随形。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两条线，一是“地方竞争”，二是国企扩张。如今，这两条线都将重新“梳理”和改革，而反腐只是开始。
尤其是对于国企来说，随着这个群体的不断在国内做大和海外扩张，其腐败问题的危害早已超越维护公平正义价值、严防国资流失等传统范畴，而是逐渐渗透到了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反腐紧迫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
从目前的查处情况看，在一些国企，其内部多重防腐“藩篱”早已形同虚设，难以达到预防或者惩治腐败的效果。相反，在很多国企内部还形成了腐败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对抗着反腐的正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反腐势必要走出一条新路。
“钱多的地方”
警察问抢劫犯，为什么要抢银行？对方回答，银行钱多。这样一个民间笑话用来解释国企高管为何腐败频发，何尝不是“通俗易懂”。
即便和那些主管经济的“肥差”政府部门相比，国企的腐败“发案率”依然更高。4月下旬，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显示，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拉开了中国对“贪官”新一轮国际大追逃的序幕。
《南风窗》记者粗略统计发现，“红色通缉令”涉及的100名外逃分子中，超过70名都来自于广义的“国企”，其中以银行界最多，大到大行省级分行负责人，小到基层经理。其他涉案行业则分别是证券、投资、通信和医药等，全是中国当前最炙手可热的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企人士的“涉嫌罪名”主要是“贪污”、“挪用公款”和“洗钱”等，显得“土豪”味十足。对比“红色通缉令”中那些纯政府机关的“贪官”，后者的“涉嫌罪名”则略显“寒碜”，其中数位都是“合同诈骗”。看起来，这显然有失官员的“身份”。
显而易见，不论从“逃犯”数量还是“涉案罪名”来说，国企都比纯政府机构更容易产生“贪官”，而且也容易贪得更多。为何如此？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里“钱多”。
国企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官方数据来窥豹一斑。2014年7月，国家财政部首次公布了一份国企的“家底报告”。截至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有15.5万户，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而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华为，其目前总资产不过3098亿元。换言之，中国国企的总资产约等于335个华为公司。
除了总资产之外，作为“流量指标”的营业总收入更说明问题。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47.1万亿元，而当年我国GDP不过56.88万亿。
除了因为“钱多”而容易滋生腐败之外，国企腐败频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腐败的“易得性”和“隐秘性”。简而言之，在这里腐败更容易，更不容易被发现。
从逻辑上讲，纯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是权力寻租。最初级的形式是直接贪污或者挪用公款，其危险性最高，被挖掉的财务“窟窿”，短时间就会被暴露无遗。
最常见的地方官员腐败形式则是“盖章收钱”，比如主管审批的官员批地，批牌照，负责查处的官员对违法行为网开一面等。从目前被查处的地方官来看，这种模式占据主流。但这种模式属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交易”，其缺点是交易的“标的”太为明确，而且证据很容易被掌握，行贿用的资金或者房产很容易暴露。
此外，作为交易的一方，民企老板多半“唯利是图”，属于极不靠谱的交易对象。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出，近期很多官员的落马都是因为行贿的商人“反水”，最后直接或者间接举报导致。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方官的腐败“技术”含量低，容易被发现。
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原始交易”不同，对国企负责人来说，很多腐败行为可以通过更隐秘的“高级交易”来实现。这些交易不但“隐秘”，而且可以让涉及各方结成更为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在形成“利益网”的同时，也为腐败者自己编制了一张“安全网”。
腐败“共同体化”
国企形成一张“利益网”，其最初级也是最“无害”的形式是为官员子女“安排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其中最典型的国企莫过于央企或者地方“驻港企业”。
从1980年代开始，央企和地方政府纷纷在港设立驻港企业以“招商引资”，大批领导子女成为了“驻港企业”员工。在当时，很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早已“月薪过万”，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金领”。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领导子女“驻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人事腐败”的滥觞。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内地垄断行业的一些国企也成为“安排工作”的首要选择，而其中很多人更迅速成为国企高管。“一家都搞电力”或者“一家都搞石油”的“非正常现象”，逐渐成为了部分国企的“正常业态”。
“人事腐败”是最典型、最广泛的“利益网”，这使得一家国企直接和大量官员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体”的危害明显，一方面，任人唯亲必然使得国企的效率降低；另一方面，“非富即贵”的员工将使得这家企业通过“非市场化”获得更多的资源，破坏了市场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对部分腐败行为进行“庇护”，必然是对领导子女进行“照顾”的回报，“关系网”成为了“保护网”。
不过，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国企腐败早已“水涨船高”，国企高管和权贵结成利益共同体不再只是通过“安排子女工作”、“提拔青年干部”来实现，更多的方法通过“交易”来维护共同利益。
和政府官员的“原始交易”不同，国企负责人的交易更加“高级”，其交易标的是国有资产，并利用了专业性更高的财务、法律工具。而交易对手显然是属于真正的权贵阶层，否则断然没有能力让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国企老总甘为所用。“交易型腐败”主要形式是贱卖国有资产和国资出钱高价收购烂资产两种形式。在华润原董事长宋林一案中，媒体曝光称，华润旗下公司高价收购的煤矿有一处竟然在放羊。显然，这背后无法排除会有“大老虎”的可能。
更多的“交易型腐败”则蕴藏在国企资产大扩张的热潮之中，有的正在发酵，有的尚未暴露。以被调查的中国联通网络分公司网络建设部原总经理张智江为例，其落马前曾主导联通3G及4G网络的相关建设。尤其是其接任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后，联通总共建设23.9万个3G基站。据估算，2013年其3G网络建设的总投资就达到244.4亿元，而这些投资中，是否有着“交易型”的腐败，外界猜测纷纷。
一方面是“交易型腐败”的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监督的严重缺失。中国国企的监督制度长期存在着缺陷，并且越来越和国企的发展相脱节。
国企大改革之后，在央企群体的“顶层设计”中，财政部负责代表国家对央企出资，而监管的主要责任则是国资委。但在实际操作中，正部级的国资委要管副部级的国企必然力所不逮。实际上，诸如中信集团和分拆前的国家电力公司等央企，甚至一度是正部级企业，除了中央以外，谁能监管这些巨无霸？目前，一些国企内部的“监管机构”主要有纪委和监事会，但这两个机构时常分工不明，更重要的是常常形同虚设。
某种程度上讲，部分国企的内部监督甚至不如地方政府。在地方，市委书记很难直接任命纪委书记，在重大问题上，纪委书记可以“叫板”市委书记。但在国企则不同，很多国企纪委负责人基本上是内部任命，国企党委书记或董事长高度集权，可以直接任命纪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起到内部监督的效果。于是，业内流传着国企纪委书记只管“喝茶看报”的说法。
“内部任命”的情况在地方国企最为普遍。2014年年底开始，成都等地开始进行改革，要求国企纪委书记不得从企业内部产生，而是必须“外派”，而且纪委书记的考核由上级负责，从而达到让企业纪委更加独立，以便于履行监督职责的目的。但有质疑者也认为，外来官员派驻国企之后，各种“隐性福利”难免大涨，而这些“福利”的派发都掌握在国企负责人手中。换言之，“拿人手短”，外来的纪委书记和企业负责人同样容易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监督如何才能持久？
市场化的力量
打破利益共同体的利剑是巡视。巡视是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智慧之一，在国家变革的关键时期，能在短时期内对吏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本轮国企巡视同样产生了效果，问题被发现了不少，包括中石化、神华、华电等诸多央企都被发现了存在干部腐败、关联交易牟利、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巡视既是“敲山震虎”，也是为进一步反腐做铺垫。
另一把不容被忽视的“利剑”是审计。国家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曾明确表示，审计的目的之一便是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揭示和查处力度，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际上，由于国企财务问题的“专业性”，很多腐败问题的发现往往是“审计先行，巡视在后”。换句话说，审计的重要性在于给巡视打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国企的审计目前正在不断升级。有消息称，国资委已委托7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查大型国企在海外的资产，审查将在今年开始，这是国资委首次向国企在海外庞大的投资进行审查。有观点解读称，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尤其在那些对专业能力需求较高的领域提供反腐所必须的调查、审计和咨询等服务，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反腐的常态。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亦超过4.3万亿元，而当年，上海GDP不过2.16万亿，可见央企海外资产的庞大。另外，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国企的不断扩张，国企反腐的重要性已不仅仅在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升国企效率的原有目的。在新时期，国企反腐更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
中国国企掌握着国家最重要的金融信息和重要技术，而从目前的国企“合并同类项”等改革方向来看，国企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重要。那么，腐败带来的风险更不容被忽视。比如，在“红色通缉令”中，诸多外逃人员都来自于金融行业，而且处在关键岗位，这意味着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信息必然有外泄的可能性。而随着中国自主产业体系的不断崛起，特别是军工国企的长足发展，国企反腐更为显得重要。
不过，就目前的反腐策略而言，“审计”加“巡视”的策略固然能够有效震慑腐败，但不妨尝试另一条更能够惠及国民的新路。一直以来，以组织和行政的力量反腐，其优点是立竿见影，但问题必然是高企的行政成本和持续性。与此同时，国民除了“大快人心”之外，还暂时无法体会到反腐带来的直接好处。
实际上，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加入反腐行动，其实质是在反腐的行政力量中加入了一点市场化力量，那么为何不加入更大的市场化力量呢？目前，中国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已是必然，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能够形成一大批包括中央、地方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让它们持有国企部分股票，则解决了国企惠及国民和“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同时，让它们履行股东职责，派出代表担任国企董事、监事等高管，则必然为反腐阵营增加一支市场化、专业化的力量。
但这条路还很长，因为国企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金融市场成熟的步伐。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透露，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14.47万户，资产总额85.37万亿元。如果和财政部去年公布的2013年底的数据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企资产规模扩展了将近20万亿。
尽管不排除不同部门计算口径有出入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金融海啸之后的信贷风潮之中，中国国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扩张。当行政监督力量不逮，第三方市场力量缺乏，那么这种扩张很可能是腐败的温床。在这个意义上说，国企反腐，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
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