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盗案：疑云与困局
清东陵早在55年前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年前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这里理所应当拥有最高级别的文物安保配置。可偏偏是这样一座曾经的皇家陵园，却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一而再被盗。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蕴含着极大的疑问：清东陵到底怎么了？
盗案之疑
“清东陵现在正乱着呢，人心惶惶。”出发去清东陵之前，就有人如此告诫我们，讳莫如深欲言又止的语气让人猜不出情绪。
“乱”的起因是半年内连续发生的两起盗案。
2015年10月31日凌晨，警卫李先生独自守卫着景陵妃园寝，像往常无数个寻常夜晚一样。在偌大的清东陵里，位于北部的景陵妃园寝是容纳宝顶数量最多的陵寝，安葬着康熙皇帝的48位妃嫔和1位皇子。这里属于未开放区域，又时值旅游季的尾声，终日里人迹罕至，到夜里更是黑魆魆静悄悄。在这里当警卫，说丝毫不害怕多半是假话，但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凌晨4点多，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候。按照夜班的老规矩，警卫李先生沿着妃园寝里设置的固定巡查点打卡巡逻，这些巡查点多数位于陵寝的外围。当他巡逻至西面时，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猛然发现西侧墙面上架着一部梯子。原有的几分睡意瞬间散去，他赶紧打电话报警。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尚未逃跑的盗墓贼却与他正面遭遇，恼羞成怒地拎着大砍刀向他追来。这下子李先生惊得脸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势单力薄的他撒腿就跑，直到跑出妃园寝才算是捡了条命。
当天清晨，警方就在温僖贵妃墓的西侧月台下，发现了一个深达1米的盗洞，周围还散落着来不及带走的作案工具。温僖贵妃墓位于第4排正中偏东的位置，是整个景陵妃园寝中地位最高的墓。下手如此精准，显然是有备而来。据警方勘察发现，这伙盗墓贼专挑晚上开工，还设有专人看守警卫的巡逻动态，一有动静马上停工，在夜色中伺机潜伏。
猖狂的盗墓贼甚至还将附近的农业灌溉电力引进陵寝内，利用电动机械顺着盗洞横向打通了地宫石壁，并用棉被罩在外面消音，挖出的渣土碎石每晚回收运走，盗洞也精心掩盖，这样在白天也不易被察觉。不幸中的万幸是，在盗案发生7天后，墓中被盗走的12件丝织品和金质残件被追回，8名涉案人员被抓获，但尚有1人在逃。
可万万没想到，就在盗案惊魂刚刚平息仅仅半年后，昭西陵又在今年5月被盗了。这回丢失的是昭西陵隆恩殿台基护栏的一个柱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清东陵建筑群均是文物，当然也包括这个柱头。被盗的柱头曾经断裂过，后用胶水黏合回石柱上，盗贼便是沿着黏合的痕迹把柱头割了下来，如今的断口上还残留着胶水的印迹。
昭西陵的墓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太后，被盗前这里是一座对游人开放的陵寝，包含在清东陵的游客联票中。与清东陵其他陵寝不同，昭西陵独独建在了风水墙外，位于大红门东侧。偏远的地理位置，加上正逢雨季，园内的部分建筑正在加固，平日里游客也很稀少。
一时之间，舆论大哗。清东陵到底怎么了？带着这个疑问和友人的“预防针”，我们踏上了探访清东陵的路途。
百年被盗史
从北京到清东陵所在的河北遵化市，要跨越150多公里的距离，车程约为3个半小时。3个半小时说长不长，却足以阻挡相当部分旅游者的热情：这意味着，包括往返在内，必须专门占用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不是自驾，时间还会更久。对于大多数从全国各地奔往北京的游客来说，清东陵似乎并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必选项目。因此，尽管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当我们从高速路下到马兰峪——这个进入清东陵地界的必经地时，并没有遇上多少车辆。远远望去，清东陵的上空乌云密布，一场大暴雨正在积蓄力量。
松园还记得，18年前就是在这里，自己第一眼就远远地看见了昭西陵的明楼——整座陵寝的制高点。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清东陵，当年这里还都是小柏油路，除此之外一切现代化的添加都没有。这种纯粹让他感到震撼：“这才是真正的古遗址啊！”仅仅一眼，这座清代陵寝建筑群就以最原生态的风貌征服了松园。此后18年里，他又无数次重回这里，甚至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起陵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简称“坟协”。
尽管在松园眼里，现在的清东陵添加了太多不伦不类的现代人工矫饰。但当气势恢弘的孝陵主神道出现在眼前时，我们还是被清东陵的皇家气势镇住了。南起石牌坊、北达昌瑞山的孝陵主神道，将数十座形态各异的孝陵建筑群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长达6公里的陵园中轴线。顺治帝的孝陵是清东陵的祖陵，其余4座帝陵伴于孝陵两侧，呈扇形排列开来：左侧为康熙帝的景陵，次左为同治帝的惠陵，右侧为乾隆帝的裕陵，次右为咸丰帝的定陵，各皇后陵和妃园寝又以本朝帝陵为中心而分布，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在清东陵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0公里的庞大领地内，15座大小陵园的神道也彼此相连，帝陵神道与孝陵主神道相连，皇后陵和妃园寝神道又与本朝帝陵神道相连，构成了一个瓜瓞绵绵的庞大根系。
沿着中轴线孝陵主神道一路向北走，穿过几个分叉路口就来到了被盗的景陵妃园寝。如今，遭破坏的陵寝已经被重新修缮封闭。事实上，命途多舛的清东陵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盗案，整座陵园的珍贵文物几乎全被盗掘，而此次被盗的文物只是地宫中仅剩的少量遗存。
早在1928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后的第17个年头，时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就以军事演习为名制造了第一次清东陵大盗案。他们实行戒严、封锁消息并断绝交通，在七天七夜里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随葬珍宝洗劫一空，遗骨则随意抛出棺外，地宫里一地狼藉。在盗案发生40天后，末代皇帝溥仪派宗室遗臣匆匆赶到东陵，对被盗的陵寝进行善后，才将抛出的遗骨二次安葬。这次盗案震惊了世界，尽管溥仪强烈要求严惩盗贼，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至于被盗珍宝的下落就更是一个谜。有传言说孙殿英离开清东陵后，曾以剿匪所获的名义向顶头上司徐源泉，也是处理清东陵盗宝案的关键人物上交了两箱珍宝。还有传言说孙殿英利用所盗珍宝，送给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要人们，才换来了大盗案的不了了之。无论是被行贿，还是被变卖，抑或是流落海外，这批被盗文物究竟去了哪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回答，只留下百年间的众说纷纭。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东陵的劫难就此打住，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盗墓潮”正向它袭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清东陵地区的民主政权尚未建立。在这段政治真空期里，清东陵附近的土匪和不法分子纷纷打起了这块“肥肉”的歪主意。数年之间，整个清东陵几乎尽数被盗掘，甚至连陵区外围的大量陪葬墓也未能幸免。在1949年前后，仍有贼心不死的不法村民对清东陵的地宫进行了一次全面“扫仓”——所谓“扫仓”，就是二次搜查，不使珍宝遗漏。
直到1952年，盗口才被当年成立的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堵砌，荒芜多年的陵园才得以清理，此后几十年盗案基本被禁绝。这场绵延数年的浩劫给清东陵造成了近乎致命的打击，60多年后，蠢蠢欲动的盗贼又开始窥伺起这座命途多舛的陵园。
安防窘境
我们继续在清东陵里一路察看，见到王顺时，他正在陵寝西侧小小的警卫室里值班。王顺是附近南大村的村民，在清东陵里当警卫已经有20多年了。在他刚进清东陵工作的年代，别说摄像头了，就连电话也不一定每个警卫室都有，设备简陋却从来没发生过盗墓事件。跟20年前比，现在的警卫室里配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却止不住频出的盗案。王顺也想不通：为啥这几年变得这样“不太平”？
在陵寝里当警卫是个清苦活儿，尤其是在未开放的陵寝里，整天都见不着个人影儿，那种孤独的滋味很难熬。无论炎夏寒冬，都挤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警卫室里。这里原本是陵寝的西班房，是古时守陵人的驻地，如今被统一改为警卫室。小屋里半边摆着两张硬板小床，另外半边则被监控设备占据。
大多数时候，警卫干的是枯燥的体力活。巡逻的过程中要求警卫按点打卡，打卡点通常位于陵寝的边缘地带，全部走完一趟至少要花40多分钟。但对于上万平方米的陵寝来说，这些打卡点涵盖的区域实在有限，更何况在夜间照明不佳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视觉盲区。如若警卫责任心不强，具体巡逻的效果就更不得而知了。仅靠有限的人力，警卫们也苦不堪言：“白天得巡逻12遍，晚上18遍，一整晚都不得闲。”
不同于有武警中队驻扎的明十三陵，清东陵只能依靠自己的安保力量。清东陵的警卫分为两种——正式工和临时工。所谓正式工就是有编制的，但受事业单位编制数量的限制，并没有那么多正式工岗位，而招临时工又没有足够多的财政支撑。王顺告诉我们，在被盗前，整个清东陵的警卫人数也就三四十人。盗案发生后，园方新增了60多个警卫，基本上是2个人守一座陵，但人手依然紧张。
除了编制，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差别还体现在收入上——正式工的月工资大概有3000块到5000块钱，而临时工每月只有1200块钱。“钱给少了，这种清苦的地方谁愿意待？钱给多了，又容易引来关系户。”据了解，附近有些村子的村长、书记和会计都在清东陵里当“兼职”警卫。在村民嘴里，这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村里的事还不少呢，他还能有心思看好陵？”
对于文物安保来说，除了人防之外，还应有相应的技防。但王顺告诉我们，虽然陵寝内的监控摄像头安装已有1年多，但真正使用才不过半年时间。至于红外线和振动报警器就更鲜有了。“事实上，设备技防是需要财政持续投入的，不仅仅只是安装，还有使用、维护和更新等费用。”在松园看来，这或许才是症结所在。“清东陵的监控摄像头即使早就装上了，不用也只能当个摆设。”
清东陵实在太大了，主景区面积达48平方公里，分布着500余座单体文物建筑。无论是人防还是技防，无疑都是一笔巨大的支出。根据文物安保的属地原则，距离北京3个半小时车程的清东陵，已经不属于北京的地界，而归河北唐山市委市政府直管，是唐山市旅游特区。与此同时，清东陵当地的行政权又归遵化市，以至于当地村民也说不清，清东陵到底归谁管。
尽管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牌子，但在管护经费这一块，清东陵仍然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支持。无奈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近几年清东陵的旅游收入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并没有想象中突出。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中，原本就薄弱的地方财政还能有多少落在清东陵头上，这或许就是更复杂的一笔账了。
断壁颓垣
时值正午时分，蓄势许久的大暴雨终于如期而至。据说在清东陵，一年之中有72场浇陵雨，即便是大旱之年也不例外。我们遇上的这场大暴雨，或许就是其中一场。在大雨的掩护和松园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进入一处未开放的陵寝里一探究竟。
“怎么破成这样了？”跨过刚刚解锁的隆恩门，我们就被眼前的荒芜景象惊住了：满院及膝高的荒草，从院落碎石间的缝隙中生长出来；青苔碧瓦堆上，甚至冒出了半人高的小树；年久失修的金水桥下尽是泥沼死水，在倾盆大雨中更添凄凉萧瑟的意味。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竟是一座皇帝陵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如今都付与断壁颓垣。
在荒草中艰难前行，松园不断提醒我们不要靠墙太近，担心年久失修的砖瓦掉下来砸伤人。我们来到隆恩殿前，发现门上的漆色早已掉光，甚至散发出一股腐朽的味道。从门窗之间的缝隙望进去，黑洞洞的室内似乎有渗水的滴答声。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地上建筑，地宫的境况就更不敢想象。由于建造时没有设置龙须沟，每到盛夏雨季雨水无法排出，地宫里会有深达两三米的积水。如若不及时抽水引流，每年雨季的积水对地宫是极大的伤害。
尽管历史上数次被盗，但除了裕陵和慈禧陵之外，清东陵剩下的陵寝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清理。这源自上世纪50年代的一场风波。1956年开始发掘明定陵时，国内掀起了一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但由于当时对文物的保护技术有限，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变形、变色、变质，酿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不久后，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的联合提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并从此变成一项延续至今的政策。
清东陵在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彼时的国家尚处于困难时期，能用在文物古建上的经费极其有限，只能保证重要陵寝不塌不漏，其他的附属建筑则采取“落架保护”的政策。所谓“落架保护”，就是把古建筑拆解，将木件结构保存起来，避免因风吹雨淋而腐朽坍塌。但这一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却饱受诟病。时至今日，在我们眼前这座未开放的陵寝中，仍有“落架保护”剩下的大量遗存，至于木件结构却未能保留下来。
这样的格局一直维持至今，清东陵现在向游人开放的区域不到1/3，集中在裕陵（包括地宫）、定东陵的慈禧墓（包括地宫）、景陵前院和孝陵前院。之所以有选择性的开放，除了基于建筑本身安全性的考虑，还受制于人员和管护的分布成本。“毕竟对陵寝古建本身感兴趣的人是小众，凭小众爱好者的消费能力是无法支撑开放成本的。”但让松园难以接受的是，那些无法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未开放陵寝，却受到了如此不闻不问的冷遇。
一位东陵人曾痛心地告诉我们，这些未开放的陵寝好几年前就已经取消岁修了，只要不塌不毁，任其自生自灭。而仅仅相隔1公里的裕陵和慈禧陵，因为是向游人开放的主景区，则被修缮得像座公园。“对于游客来说，可能开放一两处有代表性的陵寝就可以了，园方也会认为这样既不影响经济效益，管理和维护成本又更集中。但在文物爱好者眼中，每一座陵寝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了间隔50年乃至100年间的生产力和文化变迁。”
文保困局
实际上，清东陵的境遇仅仅只是一个缩影。整个2015年间，国家文物局接报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被盗掘案件83起，其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达11起。“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还有那些未被发现的盗掘呢？还有那些够不上国保级别的遗址呢？”松园告诉我们，北京周边的王爷墓、公主墓，东西更是丢狠了，只要是有年代的、有雕花的一概不放过。“如今的盗墓贼已经近乎疯狂。”
与清东陵盗案掀起的舆论声浪比起来，更多的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却只能默默无闻地被盗，悄无声息地消失，激不起一丁点水花。“比如说雍正帝的十三弟怡亲王墓，前几年只是涞水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充其量仅仅就是挂个牌子，监管看护一概没有。这些年里华表柱、石桥兽头等构件前前后后被盗过多次了。等到现在终于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可也基本只剩下个牌子了。”
退一万步说，怡亲王墓也算是幸运了，至少现在有机会向当地政府打报告申请维修和守护经费，而更多的“市保”和“县保”的最终命运，是眼睁睁等到灭失的那一天，直接从文保名单里拿掉。松园告诉我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周边有太多属于“县保”的王爷大臣墓就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县级文物部门根本没有力量和资金来管护，只能交给东陵或西陵代管，但这些王爷墓又不属于‘国保’范畴，无法申请经费去维护，陷入一个管无可管的怪圈。”
但即便是“国保”单位，也不意味着就能安枕无忧地享受到相应的文保资源。“蛋糕就那么大，分配上总有权衡考量，难免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事实上，“国保”单位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两年前，清东陵终于获得了国家文物局7.1亿元的专项修缮拨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修缮。但至于进度和成效如何，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诸如“该修的不修，不该修的大修”，这样的非议也时不时从村民口中传出。
一位东陵人曾斩钉截铁地跟我们说，如果不彻底改革，东陵永远好不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教授说得更直接：“文保单位的管理者应当是一流的专家，或者起码善于咨询、依靠一流的专家，但这个体制我们目前并没有建立起来，只有个别单位保留着历史传统。”在他看来：“如果管理体制不转变，永远是被动应付，这是根上的问题。”
“活”的陵寝
清东陵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仍然是一座“活”的陵墓群落，数万村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村庄与陵寝是交互杂糅的，没有绝对的边界，更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从清东陵的一条岔路上斜插进附近的村落，眼前是一派鸡犬相闻的田园景象。
自清东陵从1661年开始在这块土地上修建起，最早一批定居者就是清朝皇帝派来的守陵人。守陵人被形容为“铁杆庄稼”，凡是派来守陵的大多数人，其全家也成为祖辈相传的守陵世家。经过200多年的漫长繁衍，这些守陵人的后代早在这里扎下根来。直到上世纪2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坍塌，守陵人的势力开始式微，而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融入这里，满蒙汉各族人通婚生活在一起，逐渐发展成20多个村庄近2万人的庞大群落。村庄与陵寝彼此的血脉生长在一起。直到现在，当地人说话的口音也还是偏北京话多一些，而不是唐山口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有人的地方也包藏祸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清东陵经历的“盗墓潮”里，相当部分盗贼就出自附近村落。但时光流转到60年后，现在的盗墓形势更加偏向专业化和流窜化，盗墓本身似乎离村民远了。如何谋生赚钱，才是摆在村民眼前的头等大事。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发现，尽管清东陵的旅游业对村民的经济收入有带动作用，比如开农家乐、卖土特产等，但这种带动作用却极为有限。警卫王顺所在的南大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剩下的老人在家管着几亩地。以前地里主要种玉米小麦，但这几年几乎全换成了栗子树、核桃树和果树。大家心里都有本账：一亩栗子树能挣三四千元，而一亩玉米辛辛苦苦种下来才余下四五百元，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出现了私自把陵寝周边山坡的松柏树弄死，全种上栗子树、核桃树的现状。
至于村民们对文物保护的态度，更多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百姓几乎不能从中受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关联，盗案可能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松园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又怎么指望他们去主动保护文物呢？”更何况这数万村民就日夜生活在陵寝之间的缝隙里，鱼龙混杂，难以管理。
曾经有人提出，如果不把这2万村民与清东陵陵区划清界限，那清东陵可能永远难以守住安全防线。还有人建议，把风水墙重新建固起来，墙内实行封闭式管理，墙外则给村民留出生存空间。但松园并不赞成将清东陵陵区封闭起来：“墓葬古建筑跟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不能把二者这么多年建立的有机联系贸然割裂了。”盗墓说到底是个社会问题，不可能靠封闭得到根本解决。
而王其亨教授则认为，无论封闭与否，最深层的问题还是国民意识。“梁思成先生早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就说过，文物保护最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懂得文物的真正价值。”当我们即将离开清东陵时，恰逢雨后初霁，夕阳从远处昌瑞山的云端中洒下来，村民们跨坐在孝陵龙凤门的门槛上纳凉，笑吟吟地看着不远处，孩子们正在神道石像身上攀爬着嬉戏打闹，仿若置身乐园。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参考文献：《清皇陵地宫亲探记》，徐广源著，紫禁城出版社。《康熙帝陵历史之谜》，徐鑫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记者 邱杨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