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莫夫病逝 中亚启动代际更替
长期而言大致稳定的地理政治格局，年事已高的开国领导人陆续面临威权交接班问题才是中亚诸国未来数年内的最严峻考验。后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当其冲，被迫在仓促中启动代际更替。
“活着的王”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总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16年9月3日在其故乡、花剌子模古城撒马尔罕的列吉斯坦广场举行。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几公里道路两侧，数千名身着白衬衫、黑长裤、头戴无檐小圆帽的市民集结在警卫人员身后，向灵车抛洒红玫瑰和白百合。78岁的已故总统的灵柩将被安葬在古老的夏伊辛达陵，与先知穆罕默德的表弟库萨姆·伊本·阿巴斯以及他本人的父母为伴。夏伊辛达（Shah-i-Zinda）这一词语在波斯语中的含义，恰好说明了这位总统之于整个乌兹别克国家的意义——“活着的王”。
自1989年当选为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开始，卡里莫夫领导这个中亚国家长达27年之久，任内历经苏联解体、安集延骚乱、两次吉尔吉斯革命等事件的冲击，始终屹立不倒。他通过变革政党体系、公投修宪等方式多次延长总统任期，形成了号称“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威权政治和国家控制型经济模式。经历了苏联解体初期的经济衰退和动荡之后，最近13年，乌兹别克斯坦全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7%，通过出口油气、棉花、有色金属、化肥等资源，与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形成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并在美、俄两国间保持了一定的外交机动性。在9月2日晚卡里莫夫最终身故之后，普京将其称为“极有威望的国务活动家”，盛赞“他的名字与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历史发展的所有重要里程碑密不可分”。奥巴马亦重申美乌两国具有伙伴关系，在乌兹别克独立将满25年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时刻”，美国愿支持乌兹别克斯坦人民。除去礼貌的成分外，这显然是在对卡里莫夫长期严防极端宗教势力的努力做出肯定。
但这位“活着的王”最终未能在生前完成最高领导权的更替布局和政治、经济特权的再分配，从而为乌国政局今后的走向增添了变数。以参议院主席身份代行总统一职的尤尔达舍夫缺乏行政经验，不大可能成为政治共主，因此在3个月的过渡期后将让位于大选产生的新总统。一度被认为具有接班可能的总统长女古尔诺拉·卡里莫娃（Gulnara Karimova）已经在2013年神秘出局，随后形成了以“撒马尔罕帮”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和“塔什干帮”经济部长阿季莫夫为首的两大竞争性团体。精英集团的内部分化和对立，势必成为影响乌国政治体制长远前途的关键性因素。而这种准备不足、时间紧迫的威权代际更替，影响绝不仅限于乌兹别克斯坦一国——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也包括不属于中亚的白俄罗斯）同样由强人总统长期执政，自苏联解体以来尚未曾经历最高领导权的轮替或转移。随着第一代领导人日益步入暮年，其继承问题的安排意义不容低估。中亚诸国能否实现威权体制的平稳轮替，不仅将决定整个内亚（Inner Asia）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前途，对中国正在建设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损益也是至关重要的考验。
威权的定数与变数
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关于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研究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归纳出了威权政体的三种亚类型：由军人集团及其领导者掌控的军政府威权，由某一强势领导人及其“选举人团”维持的个人威权，以及由某个单一政党建立的排他性党派威权。一般而言，军人威权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分化最不受控制，在遭遇政治挑战时较易出现精英分裂（Elite Split），因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受冲击最为严重。而在个人威权和党派威权体制下，控制实权的“选举人团”在分享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势时的欲望较弱，对危机的反应和克服能力更强；即使出现小范围的分裂和对立，最终也会有更大的概率形成一致行动，因之存续的时间往往更长。是故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冷战”年代一度屡见不鲜的传统型军人威权仅在非洲还时有崛起，但在整个欧亚大陆已基本难觅踪影；相反，由个人或党派领导的威权体制却能屡屡克服危机，通过自我调整和内部洗牌继续维持统治。
中亚五国在后苏联时代形成的威权统治模式，最初介于党派威权和个人威权之间：原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通过对共产党实施去意识形态化，以相对平稳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替。在随后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最高领导人通过笼络和分化，塑造出了一个不依赖于党派的商业、政治和安全精英集团，即所谓的“选举人团”，随后通过修宪延长任期的方式实现威权中心向个人的转移。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已故的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自1985年起执政至2006年病逝），乃至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的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自1990年起执政至2005年），无不如是。卡里莫夫在1991年国家独立之初，尚需依靠由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改头换面而来的人民民主党（PDP）维持合法性；但在卡氏于1996年主动退党，并在2003年创建以他个人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党（LDP）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举人团”已经由旧党务官僚彻底转变为以总统为中心的新一代经济、政治精英。由于中亚五国大体上保留了由国家控制的传统型经济结构，总统及其“选举人团”控制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类似90年代俄罗斯的巨型私人寡头集团操控政局的局面从未在这些国家占据支配地位。
由于这五位强人总统既是苏联时代旧政治合法性的继承者，又通过经济转轨和精英集团重组积累了新的正当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不曾遭遇大规模挑战。但总统能否确保“选举人团”的长期忠诚，依然取决于能否为精英集团提供长期而稳定的综合收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最终导致阿卡耶夫出逃的主因之一，便是该国不像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一样拥有可观的油气资源，因之无法均沾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使精英集团获得的资源和权势逐步枯竭。另外，阿卡耶夫在笼络既有“选举人”的同时，对新出现的传媒、青年运动、非政府组织等新型精英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使“选举人团”的基础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因之无法适应进入21世纪以后的新变化。而在后阿卡耶夫时代，巴基耶夫总统试图以萧规曹随的方式重塑个人威权，却在2010年再度被推翻，同样暗示了强人政治的不可复制性。
相比之下，卡里莫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在统治方式上显然更具灵活性，并且极为重视借助国际时局的变化提升自身政权的重要性。2001年美国发动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立即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向美军出租汗阿巴德空军基地（距阿富汗仅200公里），并积极向美军开放领空、分享情报，从而成为华盛顿中亚战略的支柱之一。但在2005年安集延骚乱之后，卡里莫夫敏锐地注意到这一事件可能发展为与“郁金香革命”类似的政治动荡，而美国对此颇为乐见，于是立即要求美军撤离，并对欧美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乌兹别克境内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防范。而在与美国渐行渐远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就此彻底倒向俄罗斯，而是利用占全球总储量1.1%的天然气资源作为筹码，积极分享全球能源“牛市”和亚洲能源消费量增长带来的红利。在同时与中俄两国展开经济合作和外交互动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依然于2012年退出了莫斯科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以免使对俄关系染上过重的军事同盟色彩。而美国虽然不定期批评卡里莫夫在人权问题上的政策，但出于防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蔓延，特别是阻止“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需要，对塔什干当局仍持温和态度，也改善了其国际环境。
但无论卡里莫夫在外交政策上多么长袖善舞，他在最高领导权的继承和更替问题上依然面临传统困境。个人威权的一项重大缺陷，在于其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崇高威望和治国才能；而这类要素往往随时间流逝而渐趋弱化，并且难于复制。应当承认，家族传承对延续个人威权是一种并不罕见的方式，并且就血统而言具有一种复古式的合法性。阿塞拜疆强人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便是在2003年健康状况恶化之际，支持其子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上位，并继续执政至今。但这种可能性在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被消解——21世纪初，卡里莫夫的长女古尔诺拉·卡里莫娃一度在政坛相当活跃，除去介入全国电信、医疗和传媒业外，还曾出任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和驻西班牙大使。但在2013年之后，古尔诺拉逐步失势，不仅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特权，还遭遇软禁和检察机关的调查。尽管古尔诺拉本人宣称此举与妹妹洛拉（现任乌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的构陷有关，但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古尔诺拉高调的行事作风和重视个人收益超过精英集团一致性的做法遭到了父亲的明确反对，因之在继承人之争中早早出局。至于次女洛拉，并无证据表明卡里莫夫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故而乌兹别克斯坦显然难于复制阿塞拜疆阿利耶夫家族的世袭模式，而不得不在精英集团内部展开竞争和妥协。
精英分裂的隐忧
国外政治评论家普遍认为，在卡里莫夫意外病逝之后，最有希望成为新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领导人的将是现任总理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和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鲁斯塔姆·阿季莫夫（Rustam Azimov）两人中的一位。米尔济约耶夫在2003年出任总理之前曾经担任卡里莫夫的家乡撒马尔罕州的州长，并与第一夫人塔季扬娜私交甚笃，因此被视为总统的主要权力班底“撒马尔罕帮”的中坚人物。这一集团从1983年起便牢固地控制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党政大权，在中央政府和安全部门中影响力惊人。米尔济约耶夫在卡里莫夫病逝后出任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被认为是在继承人卡位战中领先的信号。但经济学博士阿季莫夫的势力同样不容小觑——自1991年起，他便长期担任国家银行负责对外合作的副行长，嗣后又掌管财政部长达13年之久，在商界广有人脉。阿季莫夫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塔什干帮”精英集团的领袖，一般认为，该集团在能源和外交政策上具有极大话语权，并且更受欧美国家政要的青睐。而在两大竞争者之间，还活跃着深居简出的神秘人物——国家安全局局长鲁斯塔姆·伊诺亚托夫（Rustam Inoyatov）上将，安集延骚乱前后，他曾经挫败过前内政部部长阿尔马托夫针对卡里莫夫的政变密谋。但伊诺亚托夫本人同样以擅长密室政治而著称，古尔诺拉·卡里莫娃曾经指责此人蓄意挑拨父亲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并企图架空总统。在米尔济约耶夫和阿季莫夫的竞争中，态度捉摸不定的伊诺亚托夫可能成为“造王者”，决定政权的最终走势。
但无论两位竞争者何人能最终胜出，接下来出现的都将是一个合法性和威望基础大大削弱的过渡式政权。卡里莫夫本人可以凭借开国总统的地位在撒马尔罕帮和塔什干帮之间维持平衡，借用后者的力量且不为其所牵制，但无论米尔济约耶夫还是阿季莫夫都不具备这种“通吃全局”的力量。即使其中一人无缘总统之位，其所依托的精英班底也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只能形成两个权威程度稍逊的“选举人团”，维持一种脆弱的同盟或长期竞争关系。而晦暗不明的竞争，意味着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具有极大的无规则性——无论撒马尔罕帮还是塔什干帮都拥有20年以上的历史和政府班底，彼此间不仅互不信任，而且缺乏安全感。即使其中一派暂时掌握了最高领导权，依然会具有一种双重忧虑：既担忧竞争集团的觊觎，又担忧国内出现类似“郁金香革命”的大众政治浪潮。换言之，倘若乌兹别克斯坦再度出现类似安集延事件的大规模政治危机，两个“选举人团”未必能行动一致地对抗挑战，反而会担心对手利用此种态势威胁自己的权威。
不仅如此，个人威权的特殊性质，意味着它无法遽然转化为成熟的政党竞争。卡里莫夫在2002年通过修宪将总统任期延长为7年，且对连任不加限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任何一个有力量的“选举人团”都会把大选视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甚至借助国外和安全机构的力量打击竞争对手，从而使每一次大选成为严重影响政治稳定性的隐忧。而在胜出之后，由于无法彻底铲除对手的政治和经济班底，依然会面临无法有效行使政策的问题。而卡里莫夫家族成员的继续活跃——无论是第一夫人塔季扬娜还是总统的两位女儿都有着热衷于政治的名声——也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复杂性，并使民众对威权政体的信心逐步下滑。
卡里莫夫在“后冷战”时代能维持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稳定威权，与自90年代后期开始密切与中俄两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自2008年起，中国陆续建成4条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年输送量预计可达550亿立方米，代表了中乌合作的经济成果。今年6月习主席出访塔什干期间，曾高度评价中乌传统友谊和双边关系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与卡里莫夫一致决定建立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合作向前发展。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中，乌兹别克斯坦有望成为中亚重要的物流走廊，并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欧亚大陆腹地延伸提供经济和安全上的支点。与此同时，卡里莫夫亦寻求与美俄两国维持恰如其分的政治和安全纽带。但倘若政治竞争造成的动荡使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对策拿捏不稳，运行成本不低的“乌兹别克斯坦模式”，面临的考验势必相当严峻。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100万，位于欧亚腹地的十字路口和地理政治学上的“心脏地带”中部；即使不论其经济意义，单凭战略地理重要性便足以吸引全球大国的注意力。但受空间距离对权势投射的递减效应影响，在历史上，无论英国还是美、俄都不曾对其建立过一劳永逸的控制。换言之，在西起里海和高加索周边、东到蒙古，包含整个中亚、阿富汗以及中、俄部分边疆地区在内的广阔内亚地区，依然存在治理失序的可能。而目前最现实的风险因素，显然是极端宗教势力——在中亚五国的北面和西面，分别存在着过去15年全球最大的两处政治“黑洞”，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人员、装备和资金已不止一次经由中亚流通。尽管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安集延事件之后的应对使该国暂时不至于成为恐怖分子的中转站，但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安全压力。倘若卡里莫夫的继承者在宗教和安全政策上出现反复，抑或在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联合对抗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不甚主动，后果将相当严重。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走向，将为同样面临最高领导权代际更替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镜鉴。被称为“不可替代的领导人”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同样已是76岁高龄，在未来5到10年内也将面临继承人问题；倘若乌兹别克的威权交接班未能形成稳定局面，而哈萨克斯坦也出现动荡，在中东到内亚的广阔地带将形成21世纪的“全球巴尔干”。在继续巩固和维护与中亚各国良好双边关系的同时，探索对整个内亚的治理模式，对中国而言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文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