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首都的解决之道 北京搬离北京
人们对于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到通州的第一反应，有一种“狼来了”的不可置信。上一次要迁到河北保定的消息言犹在耳，事后也被证明不过是房地产的又一次概念炒作。更深层的怀疑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图腾”意义如此巨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北京市政府，都很难挣脱这股强大的向心力。
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推动了反磁力作用，并最终让行政中心搬迁成为现实的呢？
当然，可以说“城市病”到了必须下猛药的时候。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犯罪频发……我们在享受城市带来的交易、安全、卫生和娱乐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被这些“病症”所困扰。而城市的规模和密度，则被视为罪魁祸首。于是，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似乎就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大，还是更好？
事实上，北京“瘦身”如同一场屡败屡战的战役。改革开放后，北京一直把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但历经三次城市规划，这一目标却屡屡被现实击败：1982版总体规划提出，要把北京市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仅仅3年后的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就已经突破了这一数字；1993版规划提出，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2004版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961万，同时北京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
这不禁让人想起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诸神为了惩罚他，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他每每快要推到山顶，沉重的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某种程度上，北京的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也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困境，一次次地从终点回到起点。
为什么人口控制总会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所击败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效用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用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用，负面效用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比如拥挤，如果一个人上班路上要比原来多花一个小时，他实际投入工作中的时间就少了，人均产出就会下降。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它变得“过大”。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现实中，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往往被低估了。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市场群聚以及知识的溢出，是导致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城市的集聚充分论证了这一点。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正如一个蚂蚁群体可以去做远远超出单个蚂蚁能力范围的事情一样，城市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个人。城市让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在一座大城市里，人们可以选择同行来分享他们的兴趣，就像莫奈和塞尚在19世纪的巴黎相互找到了对方一样。在班加罗尔和伦敦人口密集的走廊里，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们愿意忍受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做出补偿。”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他所著的《城市的胜利》中指出：“超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彼得·霍尔认为，这背后有两个潜在的机制：一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伦敦、纽约和东京是全球性的金融节点，迈阿密、洛杉矶、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是“跨国节点”，巴黎、苏黎世、马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等则是“重要的国家节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二是信息化，高端经济由制造、加工转向服务生产，尤其是转向处理信息的高端服务业。据统计，发达国家全部就业岗位中的3/5到3/4是服务业，而这中间又有1/3到1/2属于信息处理行业。这一趋势非常强烈，预计到2025年将有80%到90%的就业岗位分布在服务领域，并且60%到70%的就业将属于信息生产和交流产业。因此，已经呈现出一个与18、19世纪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转变同等重要的长期经济过程，即从制造业向信息化发展模式的转变。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出现，即由专家顾问提供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这是后工业化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
由此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趋势：当生产分散于全球，服务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超级城市。一方面，公司之间、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让集聚依然有效，而高速发展的电子交流系统和高质量的交通网络又让交流地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CBD，它们也可以是分散组团式的，比如在靠近交通节点的若干区域。正因如此，这种需要面对面集聚的功能正在经历一个“集中式的分散”过程，即在一个更广阔的城市区域尺度上扩散，同时又在这个区域内的特殊节点上重新集聚。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结构中，后台管理、物流管理、新型总部综合体、传媒中心以及大规模娱乐和运动等功能构成次级中心的内在动力。由此，很多传统的单中心城市，逐渐转变成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
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的出现是全球性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运输成本的减少，制造业比重的不断衰减，美国和欧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表现出“逆城市化”的现象。有趣的是，在一些城市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从80年代开始，在一些美国大城市又出现了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正增长，这正是因为金融、专业化服务、新技术等思想密集型产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传统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一旦你在偏远的乡村也可以通过维基百科学到知识的话，为什么要忍受纽约的高房价呢？但是，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无法战胜人类数百万年的发展历史的。格莱泽指出：“在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与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互联网企业家在班加罗尔和硅谷的集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系。早在1946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1976年的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又相对独立，此后的30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可以说，对于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来说，“更大”和“更好”并不矛盾。在它要成为“世界城市”的雄心下，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北京的虹吸作用，这注定让控制城市规模的做法变得徒劳。与其控制城市规模，不如为它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通州副中心等城市结构调整方案的内在动力。而在北京城市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中，行政功能的搬迁无疑会形成最强大的反磁力作用。
主笔 贾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