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白银案现场寻访
对塞外工业城的刻板印象，使人们易于忽视上世纪90年代的城乡人口流动、盲区重重的空间环境乃至捉襟见肘的刑侦手段给白银市带来的深刻影响。杀人者高承勇的踪迹，就隐藏在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空隙之中。
水川十字的位置，在白银市公园路与109国道交界处，靠近市运输公司办公楼旧址（今银冠集团物流大厦）。尽管这里距离水川路口尚有450米的距离，当地人依然固执地将其称为“水川十字”。由市属三县（靖远、景泰、会宁）和武威、兰州、定西等周边城市发往白银的短途客车，以此处作为终点站。在支付过5元到40元不等的票价之后，乘客们须在水川十字下车，步行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进入市内。西北方650米外，是被当地人称为“大十字”或“王砚东路十字”的本市唯一的一级汽车客运站，在这里停靠的是往返于白银和外省各市之间的长途客车。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广场钟提醒着外来者：穿过大十字、进入人民路，便踏进了白银市的核心地带。沿人民路向北步行15分钟，可以抵达醒目的市政府白色办公楼旧址（今市公证处）；因歌手张玮玮的民谣《白银饭店》而小有名气的那家宾馆，在人民路东侧，均在步行所及的范围内。
整整28年前，1988年5月，当高承勇在位于长通路和工农路交叉口（今永丰街小区）附近的白银织布厂附属平房区犯下人生中第一起命案时，水川十字还没有成为从他的家乡榆中县青城镇到白银市的短途客车终点站。那时的停车点，在水川十字正北方2000米外，公园路与四龙路交叉口，金鱼公园西北角。之后14年间，四龙路十字和王砚东路十字逐步成为毁灭9个年轻生命的死亡通道：9起案件的发生地，齐齐分布在两大十字路口周边1200米半径内，在地图上看来格外触目惊心。而从2006到2012年，高承勇本人甚至还曾在位于“88·5·26”案件和“00·11·20”案件犯罪现场之间的棉纺厂小区租住了6年多。在这6年多时间里，他数千次穿越自己曾经的作案地点，以四处游走的打工者形象隐藏着那些惊天秘密，直到一切在2016年8月水落石出。
28年的时间，足够使高承勇的两个儿子由初生的婴儿成长为大学毕业生，也足够使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连环杀人案成为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从他的家乡青城镇城河村到曾经的租住地棉纺厂小区，任何一个与高承勇有过点头之交的人都能向我口述出一段细节丰富、逻辑完整的恐怖故事，其中充斥着“专杀红衣女子”之类已经被公安机关证实为谣言的桥段。普通白银人在回忆那些残忍的凶杀案带来的长期恐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的渲染。当我发现水川路的一位老住户居然指反了“98·1·9”和“01·5·22”案件发生地的方向时，不由得对高承勇的亲属、长辈乃至曾经的相识向媒体所做的那些叙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高某本人的口供被披露之前，任何在他早年经历的碎片和犯罪动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都有不可靠之处。
但我们依旧可以探究一个确有实据的问题：在高承勇的杀机萌发之后，是怎样的环境为他的作案提供了空间，并使他在整整28年间始终能逃脱追捕？答案来自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在90年代白银市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警力缺陷乃至思维习惯中，存在着无数的空隙和巧合，足够使一个狡猾的杀人者藏身其间。这个择业失败的进城农民，在改善经济状况未果之后，最终将屠刀伸向了那些体力和防范意识远不及他的年轻女性，付出的仅仅是相当于9碗牛肉面价格的交通成本。而将他逮捕归案，却需要上千人花费将近30年的时光。
失败的入城者
由水川十字开往高承勇家乡青城镇的短途客车，单程行驶距离31公里，用时约一小时。客车进入白（银）榆（中）公路五顾段之后，向南穿过一座四车道的钢筋水泥大桥，便进入了黄河南岸的兰州市榆中县境内。最近几年的春节和清明，高承勇夫妇有时会驾驶自家的微型货车，穿过这座大桥回到老宅拜年和扫墓。但在30多年前，当高考落榜的青年高承勇坐车前往白银市寻找工作机会时，那座漂亮的黄河桥还没有建成。从他居住的城河村西行1公里多，另有一座钢制吊桥通往对岸的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这座在2003年因不堪重负而垮塌的吊桥，清晰地隔开了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冥冥中也成为高承勇走向另一段人生的分界线。
始建于1779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氏祠堂，坐落于青城镇条城街，在着力开发旅游业的当地是一处颇有人气的景点。不过在2016年9月的这个周末，多数造访祠堂的游客关心的并不是后过堂中悬挂的道光帝御赐牌匾，或者高氏家族历史上出过的7位文武进士，而是带有猎奇色彩的连环杀手高承勇。这令兼任祠堂管委会主任的现任族长高孝友不胜其烦：“高家出过那么多正面人才，为什么只盯着一个杀人犯！”高承勇的族祖父、原青城中学校长高华翰颇感委屈地表示，青城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相当不俗，如今出了这么一位“知名”校友，声誉恐怕会受到影响。高承勇的一位堂妹甚至直接回复说：“我们和他不熟，没有关系。”
这种对名誉和舆论形象的看重，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传统宗族关系在今日榆中农村的真实处境——它已不具备几个世纪之前那种分享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独特效用，而弱化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和礼仪纽带。高孝友、高华翰等长辈虽然对高承勇这位族中后生颇为熟悉，但在择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却远无能力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帮助或指导。城镇化尤其是城乡人口急剧流动的冲击，使宗族成员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脆弱；古老姓氏和传统仅存的价值，似乎只体现在重修祠堂、续订家谱等形式感强烈的活动中。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农村就业机会匮乏带来的文化水平与收入状况的脱钩。高承勇五叔的女儿告诉本刊：尽管他们的祖父颇通医道，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乡村老文人，但因为家中有5个儿子，生活依然相当拮据。高承勇的三叔曾考上医学院，继承父业，但对几个终生务农的兄弟也不曾关照太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首先体现在了家族成员关系的疏离中。而对一介农民之子高承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或参军入伍带来的独木桥效应几乎是决定性的——只有升学和从军才能带来进入城市、改善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机会；一旦失败，高中学历对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实质性帮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承勇会对青年时代报考飞行员失败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并且相当重视两个儿子的教育。但在80年代初，高考落榜、参军失败意味着他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留乡务农。
我们进入高承勇在城河村的老宅院子，探访了其中的环境。尽管已多年无人常住，院中开满韭菜花，但房屋的布局和外观并不十分寒酸。土坯正房门口张贴着褪色的春联，从门缝中可以窥见干净的桌面和柜子，右侧是供两个儿子居住的配房。牲口房和灶台因多年无人使用而显得破败，但也不比其他内陆农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来得糟糕。实际上，这处老宅原本就是1986年高承勇结婚时与二哥和叔叔们分家所得，高家的其他子女分得的房产大致与此相仿。区别仅仅在于，周围的其他堂兄弟和亲属在最近十几年已经盖起了新砖房，按部就班地改善着生活环境；而高承勇一家在2002年已经集体迁出，将老宅和耕地一同抛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处小小的立身之地并不足以支持农村三口乃至四口之家的日常用度。1990年前后，青城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过385元，刨除每年人均378元的生活消费支出，结余不过7元，仅仅相当于当时10碗兰州牛肉面的价格。直到2000年以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突破了1500元。况且，高承勇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勉的耕作者：据高孝友、高华翰等人回忆，这位沉默寡言的晚辈在本村尝试过种植大棚蔬菜，但效益一般，对主粮的种植和收割也不甚关心。即使没有来自白银市靖远县的妻子张清凤的敦促，高承勇自己也会选择前往一河之隔的白银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毕竟，1990年前后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高达1631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售价0.7元的汽车票的距离。
高承勇在白银市的活动经历，始于1984年父亲高作华的病逝，在与张清凤结婚之后成为常态。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城镇青年的选择：农忙时在自家耕地上劳作，农闲时则前往周边的县市打零工。但80年代中后期的白银对一个虽有中等文化、却缺少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好去处——1984年，白银市露天矿一号采场闭坑；两年后，二号采场也宣告封闭，转入深部开采。构成全市最主要经济支柱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自此进入长达20年的衰退期。据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白银市志（1991～2005）》记载：“1996到2000年，全市经济增长跌入谷底，白银成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产业衰退，失业人员剧增，环境污染严重，公共服务滞后，精神文化失落，社会矛盾凸显。”大批既有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尚面临失业待安置的问题，类似高承勇这样缺乏技能的外乡年轻人，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希望。
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工矿产业陷入衰落、各种矛盾此起彼伏的八九十年代，白银市依然是一个缺乏足够社会流动性和就业机会的控制型共同体。第二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0%以上，巅峰时甚至高达60.87%（1993年）；而整个第二产业的基干，则始终是白银公司（主营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合金加工和辅助生产）、靖远煤业公司、银光化学工业集团、靖远发电公司、白银供电公司、长通电缆集团、白银棉纺织厂（今甘宝棉纺织公司）等少数大国企。相对线性的招工和管理模式，封闭的企业结构，乃至基于企业形成的社会层级，都没有给黄河对岸的贫穷外来者留下按部就班地融入和致富的机会。而高承勇最终将这种不合时宜的流动性，变成了独特的犯罪优势：在被他虐杀的9名女性中，有半数以上与白银当地国企有关。
直到2016年8月底在白银工业学校内的学生服务部中被捕时为止，高承勇始终是这个百万级人口塞外工业城的外来者。在2006到2012年租住于棉纺厂小区、照顾两个上学的儿子期间，他依然不定期地消失，行踪不明。30年间，高承勇的足迹遍布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贩卖过刀具、当过金属冶炼工人、经营过小卖部，从来没能在任何一个城市真正扎根，也没能谋得一份足以彻底改变全家经济状况的工作。同样是在这30年里，青城镇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了果蔬种植和旅游业，四车道的新桥取代了城河村附近那座老朽的吊桥，高氏宗族的年轻成员们开始经营起餐馆和农家乐。但这一切都和高承勇无关：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游者。
168个警察
浪游谋杀者高承勇的存在第一次为警方所证实，来自2004年白银市公安局发布的一份公告。该公告明确指出，1988到2002年白银市发生的9起性变态杀人案件系同一人所为，并将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为：“大约在1964至1971年之间出生，身高约为1.68米至1.76米。此人应该是在白银长期居住，有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或者生理缺陷……该嫌疑人在白银市区有独居条件，还与内蒙古包头市有一定的联系。”回头看来，除了年龄和身高比较接近，当时警方出现了一定的误判，比如高承勇真正开始在白银长期居住，其实是在终止作案的2002年以后。隔开水川镇和青城镇的黄河，意外地成为他的包庇者。
即使是久居白银市的本地居民，也容易把“工矿城市”“人口构成简单”这样的刻板印象挂在嘴边。实际上，在过去25年间，城市人口占全白银两区三县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到30%之间，仅为农村人口的1/4到1/3弱。而工矿企业集中、被老市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市”的白银、平川两区，其常住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4左右。自80年代中期起，市属三县以及周边城市的青壮年农民为改善收入，大批入城寻找工作机会，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00年前后；而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资源需求（住房、医疗、公共空间、治安、娱乐等）的显著增长，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直到1995年，白银市才出台了第一部《流动暂住人口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6月，才开始实行农村户口的精细化管理。换言之，高承勇在白银猖狂作案的那几年，恰恰是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关注、管理最为粗疏的年代，因惯性而形成的盲点比比皆是。
1991年，白银市两区三县的总人口为146.9万人，而全市包含缉私、消防、纪检、户政、内勤在内的民警总数仅为168人，警力与人口之比达到了惊人的1.14∶10000，不及今天全国平均密度的1/9。即使只计算白银、平川两区的28.9万城市人口，一名警察也须负责1718人的警情，而欧美城市的平均警民比例为1∶300。更何况，168名民警中还包含大量无法参与治安和刑侦工作的国安、缉私、装备、财务、劳教、消防人员以及交通警察——直到1994年9月交警支队升格为副县级建制为止，消防、交通等非治安任务一直由市局直接管辖，牵制了大量人力和精力。而在高承勇集中作案的白银区，每个派出所只有2～3名民警。
吴秋文曾任东部地区一座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地级市的区公安分局局长、副处级侦察员，他向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侦办恶性刑事案件的一般流程：刑侦大队警员在勘查现场之后，会将提取的痕迹物证带回市局，由技术科加以分析比对；但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全国联网的数据库，这种比对基本上是单一、线性的。换言之，从“88·5·26”案件发生到“94·7·27”案件发生的整整6年间，由于高犯并未进入警方的排查和取证范围，从永丰街取得的痕迹物证仅仅是无法发挥即时作用的孤证。为侦办此类案件成立的专案组，倘若在数年内无法取得新的进展，或者嫌疑人并未再度作案，便只能暂时搁置调查、各回本来岗位。遇有重特大恶性刑事案件，等级升格为省督、部督之后，省公安厅乃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都会派专家参与调查，并向周边省市警方通报案情。但这种通报程序，仅仅是书面式的——一般是一份由省厅下达的协查通知或通气通告，知会周边各市警方：倘若辖区内有相同类型的案件发生，应通知白银警方。但由于高承勇恰恰不曾在家乡犯案，即使兰州警方在90年代已经收到了邻市的协查通知，也不可能向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与白银市相隔30公里的青城镇，也因此被“合理”地排除在了调查范围之外，留下了巧合的漏洞。
在吴秋文看来，90年代办案过程中常见的大规模调查走访、排查摸底，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六七十年代，刑侦工作中的走访排查实际上是依靠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依靠人口流动的非自由性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督来获取线索。进入90年代，一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已经脱离了基层政权的视线范围，二来群众的思维方式也更复杂，大规模走访往往收获海量的无效信息，兴师动众，对破案所起的作用却不大。”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白银案的侦破中：尽管当地公安机关不辞辛劳，进行了10万人级规模的指纹搜集和大规模入户排查，但除去收获了若干捕风捉影的疑似线索之外，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浪游者高承勇依旧隐身在排查范围之外。
90年代的白银并非社会治安良好的世外桃源。从1991到2005年，全市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达到了2.827万起，平均每年1885起，平均破案率不过58.65%，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高承勇猖狂作案的90年代中后期，白银市已经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贩毒、破坏电力设备和大规模盗窃案，以至于公安机关几乎在每年春、冬两季都要进行一波“严打”专项斗争。从2000年开始，全市刑事案件的年均立案数甚至突破了2800起大关，以至于将警力增加到197人（不含交警、消防）依然不敷使用。就在高承勇犯下“98·11·30”命案之前20天，白银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蔡某（正县级干部）在水川路的家中被两名意图谋财的本公司职工子弟灭门，酿成白银建市以来影响最大的命案之一。贩毒、盗窃、杀人案件的层出不穷，牵制了本地警方的精力，也使类似高承勇案件这样的流窜人口连环杀人案的侦察和破案周期变得极为漫长。1999年9月17日，白银公司三冶炼厂职工张某全家被来自兰州的两名无业人员持枪抢劫后杀害，最终历时3年方告破案，难度可见一斑。
白银市空间环境和生活节奏的独特性，更强化了调查者乃至旁观者对嫌疑人身份特征的判断倾向。9起案件中至少有6起发生在相似类型的环境下——企事业单位附属住宅区，且作案时间以白天为主。结合同一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多起闲散职工盗窃、杀人案，当然会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企业内部人员或熟悉本地环境的常住居民。但恰恰是“单位住宅区”这一看似同质化程度极高、具有内向保护属性的公共环境，使许多案件的关注者甚至警方忽视了每一具体案发地实际存在的安全隐患：棉纺厂家属区的两起案件，受害人均居住在区位不临街、视线被遮挡、受关注概率较低的平房内。供电局家属院的两起案件，案发地靠近王砚东路十字，临街一侧的人流相当密集，使保卫人员容易忽视背向一侧的宿舍楼出入口。东山路59号楼案件中，受害人崔向萍居住在氟化盐厂宿舍区内，但59号楼恰好位于一条上坡路的起点，背面没有封闭院墙，又与人流密集的金鱼公园仅200米之隔，从而为作案者提供了隐蔽进入和离开现场的机会。而在“01·11·20”案件中，受害人居住的水川路28号楼虽然位于农委大院内，正前方却有一个人流稠密、无法有效监控的市场。高承勇选择了楼内最靠里侧、楼层最高（6层）的一户实施犯罪，成功延长了被发现的时间，从而在得手后再度逃之夭夭。
在90年代的白银市，被不同归属、不同类型的单位及其宿舍区分隔开的城市环境，一方面使位于隔离分区之间的道路和公共场所变成了治安布控中的边际盲点（9起案件中有7起发生在水川路-人民路主干道近侧，2起在金鱼公园周边），另一方面则使分区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如半敞开性、视线不良（平房区与楼房区的分隔，街道狭窄造成居住区与背景环境无法彻底隔离）等，被习惯性忽视了。对实行多班轮换工作制的工矿企业和纺织厂来说，每隔一个班次便须进行一定规模的人员轮替；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人员流动又会相对停滞，直至下一个换班周期到来。流动犯罪者完全可以夹杂在刚刚结束工作的人群中混入宿舍区，并获得相当于一个换班周期的时间作为机会作案窗口。而高承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他的隐匿犯罪。
边缘犯罪者
平心而论，高承勇对作案环境的选择并不十分高明，反而带有一种因急不可耐而导致的鲁莽感。1994和1998年，他在供电局家属院两栋相邻的大楼内连续作案，似乎并不避讳警方可能的排摸。1998年1月的两起案件作案时间仅仅相隔6天，案发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第二起案件的作案地点就在市公安局大楼不远处。到了2002年2月第9起案件时，这种肆无忌惮已经发展到了极致——高犯在位于闹市区的陶乐春宾馆（今永腾商务酒店）作案，案发地靠近市政府办公楼，正对着人民路派出所，距白银区公安分局仅200米之遥。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足以证明其对逃脱概率和作案成功可能的自信，达到了何其惊人的程度。
事实上，高承勇甚至还上演过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漏网戏码。2001年春节期间，他在尾随一名夜班女工、意图入室作案时被挡在了门外。但高犯不仅没有逃逸，反而继续在附近徘徊，直到巡警接电赶来前才匆匆离开。那名女工及其丈夫以及与案犯擦肩而过的民警均记住了高犯的部分外貌特征，但本地警方采取的依然是传统的拉网式排查方式，最终无果而终。直到一年多以后，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上海铁路公安局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张欣应甘肃警方的邀请前往白银协助办案，才根据目击者的回忆完成了对高犯的模拟画像。但由于时间已经相隔很久，目击者的记忆中混入了因都市传说和主观联想造成的概念化偏差，最终绘制出的3幅画像并未对破案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这一年的间隔期内，第九名受害者出现，成为系列案件的尾声。
在吴秋文看来，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在整整26年之后最终被破获，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资源问题。全国公安联网数据库的建立，使白银警方得以与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共享案件信息和物证，推动了甘肃、内蒙古两大案发地的信息沟通和并案，并最终以Y-STR染色体检测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取得了突破。若无最近十几年刑侦手段的进化以及网络发展带来的信息共享，警方根本不可能在尚未进行过传统式排摸和接触的情况下就精确锁定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资源充裕度不可避免地也取决于上级公安机关的重视程度。意味深长的是，白银系列案件专案组的成立并非始于高承勇集中犯案的1998年，而是在2004年当地警方集中开展侦破命案专项行动期间。彼时高承勇已经结束了全部9起作案，在5处现场留下了指纹，在3处现场留下了带有DNA信息的精液；包头系列案件的指纹信息，也已经与白银案的痕迹物证比对成功。此后在公安部的督办下，资深刑侦专家以及新的追踪手段陆续介入案件的后续调查，最终在2016年盛夏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高承勇远房堂兄因经济案件被拘并被抽血检验）取得了突破。也是在2004年，警方以公布案情的形式确认了连环杀人狂的存在，此时“红衣女子猎杀者”的猎奇故事在白银市已经流传近10年了。
从1985年的陕西龙治民案（杀48人），2003年的杨新海案（杀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平舆黄勇案（杀17人、伤1人），2006年的佳木斯宫润伯案（杀6人），到最终水落石出的白银高承勇案，最近30年中国影响最为恶劣的几起连环杀人案，无不具有社会边缘人向体力、戒备心较弱的女性、青少年、农村中老年人等群体加害的特征。犯罪者的动机和心理状态固然各有差异，但他们的作案一再得逞，却与农村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控制力、公共安全等资源的整体性萎缩具有直接关联。杨新海以及高承勇甚至直接利用了地理区隔造成的办案模式的局部性——从2000到2003年，杨新海在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四省交界处高频率作案，但在每起案件结束后立即流窜到邻近城市或省份，从而使诸多孤立的线索和物证无法串联起来。直到皖豫鲁冀四省警方在公安部督办下联合办案，才将嫌疑人捉拿归案。高承勇案件中，同样因为地理和行政区隔，嫌疑人仅需藏匿到一小时车程之外的青城镇，便可脱离白银警方的排查范围。而若无科技进步带来的DNA检验技术以及全国联网的公安数据库，他或许还将在漩涡中心的白银市继续藏匿下去。
在高承勇的落网之地白银市工业学校，我们见到了这个边缘犯罪者最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褪色的广告牌悬挂在布满灰尘的店面和生锈的窗户之上，日常睡觉的木板床上堆放着货品和杂物。即使在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为大学生之后，高承勇夫妇的生活轨迹依旧不曾变得平稳富足。在小卖部另一侧，破败的旧学生公寓和开水房在不久后即将拆除，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所顶峰时期曾经拥有650名在校生的中专学校，在今年秋天只招到了120多名新生，其中还有几人因为高承勇的落网而受惊退学。同样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受害者家庭的生活境遇：至少有6名受害人的家属（父母、配偶、兄弟姐妹）依然在案发地周边不足500米的范围内居住。世纪之交的那波国企改制浪潮将年轻人推向了就业机会更充足、预期收入更高的大中城市，年龄较长、专业技能单一、对旧企业及其福利政策依赖程度更深的中老年人则被迫留下来，与这座城市一同衰老。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那时为止，整个白银市尚有18.53%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含大专）者仅占全市总人口的2.43%。那些在整整60年前因为祖辈、父辈的西迁而与白银这座城市建立起归属关系的人们，在它之外几乎无处可往，只能停留在原地，哪怕因此要和撕心裂肺的记忆相伴。
离开白银前的最后一晚，我第三次来到了胜利街“98·1·6”案件的发生地附近。在全部9个案发现场中，只有这一处的确切位置始终不曾为我们所发现。在安静微凉的秋夜里，我打着手电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着楼牌号，试图找出88号这个地址。但街牌在90号之前毫无预兆地中断，迫使我停在了又一个深邃的十字路口。与漫长的杀人回忆有关的传闻和传奇，最终在胜利街东侧的路口遽然消失，和那些尘封的卷宗以及9条逝去的生命一起留在了黑暗里。
（实习生郑亚博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关于90年代白银市社会、经济、治安各项状况的数据，均引用自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白银市志（1991～2005）》）
文 刘怡 摄影 张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