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1）
王安忆第一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雨，沙沙沙》，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在1980年的语境中，它干净、单纯、清新、秀气，就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雯雯在一个雨夜的向往。不是在深深的雨巷，就在飘着细密雨点的马路上。故事非常简单——她犹豫不决地退了两步，就有意错过了末班车，内心在等待曾在雨中带她回家的那一位。她走在雨中，那个他最终并没有出现，但王安忆只用雨中橙黄色的灯光一个意境，就娓娓完成了感人的叙述——那个雨夜，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沐浴在一个橙黄色温存的世界里，她就觉得一切戒备都是多余的。这个雨夜，他无须再出现，她走在橙黄色温存的回顾中，就像走在梦里。有了梦，才有了生活的美好。
记得我被这篇简单的小说感动后不久，就贸然给王安忆写信了。那时她在《儿童时代》当编辑，我知道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个小战士枪管里插着的野菊花，那床新媳妇献出的枣红色白百合花的被子。曾经在山里拖毛竹的农村小战士当然不会有往枪筒里插花的趣味，乡村小媳妇也不会懂白百合花的雅致，但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百合花》的情调就曾那么强烈地感染着我们。也许是那个缺少色调时代的渴求使然吧。我至今记得那个新媳妇一针针默默地给死去的小战士缝好衣服的细节，至今都不觉得情节或意境的人为。那是因为茹志鹃叙述的氛围是真实的，黄菊花、白百合花，在那个年代，也是梦吧。下乡时还读过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写“我”与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姐在战争中的感情，战后去大姐家乡寻找，找到的是一位同名同姓，热情洋溢在养兔中的姑娘。情节毫无引人处，挺拔的高高白杨树的意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我对这种树也有了某种情感。我以为，茹志鹃深深影响王安忆的，不仅是百合花、白杨树这样的诗意结构，还有在淡淡细密叙述中蕴涵的那种味道。我喜欢她的小说，就从这味道始。女儿的叙述细腻度高于母亲。
我向王安忆约稿，她很快寄给我《庸常之辈》，写街道作坊里，下乡回城的，一个只本分地守着自己一方卑微天地的普通女工何芬。她认清小户人家只能配小户人家，于是男朋友与她一样没地位，没房子；将自家厨房改作新房，也要反复求房管所去贴冷脸。她不会吵闹，甘于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于是每天都被分配做吃力、指标又高的活。但她又立志活得不让人瞧不起，她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嫁妆，要让自己不差于别人，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王安忆写她在意自己的婚礼，是因为“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以她为中心，为主角”，而在别人的生活中，成为中心的可能就太多了。在上海弄堂里，要面子的女孩当然很多。但像这样，尽自己本分，实实在在守护自己自尊的，自然不多。结尾，王安忆写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打发走了疲劳的一天”，熟睡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占了个很小很小的位置”，是“庸常之辈”。但认真占好这小小的位置，其实又闪烁着暖暖的光芒。王安忆刚起步就是这样：甘居一隅，静静的，在一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以细细的笔触，淡淡的情调，写一点小女子身上的触动人处，在不大的格局中寻找一种充盈。
《小院琐记》是她刚起步时写得最好的一个短篇。小院是歌舞团宿舍。同是知青身份，舞蹈队的李秀文，因漂亮而嫁给文化局局长的儿子，就住上了小院里最大的房子，有了优裕的生活。但优裕是否优越呢？小院里的贫困代表老姜夫妇，就天天为五角钱吵架，安逸的生活毕竟令人向往。有意味的是，安忆以叙述者桑桑的视角接近李秀文，以最大、最富丽的房子对比厕所边最小的房子，是为了以李秀文对比在团里默默无闻、像“泥土一样”的小木工。王安忆要表达两种不同选择的不同价值，而她又不以精神简单对立物质，这就构成了叙述者桑桑情感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亮点是，桑桑看到小木匠夫妇拥有的财富——箱子里珍藏的好几包“两地书”，启蒙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珍贵的一包是在一个集体户里，两人的通信。我不知道这些“两地书”是不是安忆自己的。王安忆下乡两年就考进了徐州文工团（后改为歌舞团），我原以为她吹长笛，后来才知道，她先拉手风琴，后改拉大提琴。“两地书”在那个年代，确是很多文学青年爱情的寄托。1976年我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改稿，浙江金华有一位胡姓作者，是中学老师，就曾津津有味地说他们学校某老师的热恋通信，装订成三大卷“两地书”，第一卷名《相识》，第二卷名《缠绵》，最后一卷是《婚后生活》。
王安忆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应该是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应该是当时所有上海知青的一种共鸣。回上海，似乎都是清早。过了苏州，那种欢悦似乎都会使呼吸变得急促。随着上海越来越近，所有车窗玻璃都被拉开，人人都趴在窗口，享受着久违的家乡的风的沐浴。过了真如，列车骄傲地在轨道间缓行，所有人似乎都会冲着回到的上海喊两声，这就是“终点”。而离别呢？似乎都是夜晚，车缓缓驶过“旱桥”，大家都是默默望着窗外，眼看着上海的灯光一点点被甩向远方，车窗外展开无边的黑暗……小说开头，王安忆的描写，接站喜悦地跟着火车跑，离别悲伤地追着火车跑的情景，在我们心里，都是软软的共忆。
终于回来了。在农村日思夜想，上海是美好的象征，思念的寄附，是理想。但真回了上海，又觉得这里其实已经不属于自己了——陈信顶替母亲上班，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位置；与弟弟共睡一张床，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空间。而哥嫂更担心，他一旦结婚，就要侵占他们的空间。原来的美好思念一旦变成现实，却被残酷意识到，上海的“鸽笼”“口琴格”里，你原已没有了位置。这空间你本已经让出了的，现在你却要收回来，给大家都倍添烦恼。这大约是多数回城知青，刚回城共同感觉的悲哀——原来的思念虽然熬人，毕竟温馨；到了“终点”，思念没有了，只有悲凉。那时候，每个城市，每户人家几乎都是三代同堂，拥挤在人均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没有住处，没有工作岗位，曾经的艰辛没人认可，到处是嫌弃、鄙夷的目光。下乡前拥挤在一起暖融融的记忆，现在都变成赤裸裸的刺痛。王安忆以这样的角度开始她的知青叙述，自此开始她的知青社会身份思考。实际上，无论雯雯、何芬、桑桑还是陈信，王安忆关心的，都是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待续）
文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