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病人：“健康门”与美国总统大选
当竞争对手是言行出位、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时，多数中间派人士或许更愿意把赌注下在希拉里这一边。而这恰恰是2016年秋天这场健康风波最吊诡的地方：希拉里众望所归，却可能在决战到来前自己垮掉。
在踏上重返白宫的“最后一英里”（这是英国《金融时报》为今年的美国大选季报道集所拟的标题）之前，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女士意外地摔了一跤，而且伤得不轻。
2016年9月11日上午9点半，当这位68岁的纽约州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曼哈顿的新世贸中心参加“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时，突然因身体不适提前退场。在上千名出席者的注视下，前第一夫人由两名女特勤人员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挪向几米外的房车。在踏进车门之前，她的上半身猛一个趔趄，鞋子滑落，几乎跌倒在地，不得不由两位高大的男保镖连搀带抱地扶上车。当天下午，希拉里的私人医生通过其竞选团队对外公布称：前第一夫人身患轻度肺炎，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当天因现场较热出现了脱水症状。出于健康考虑，希拉里将取消随后两天在加州的筹款和演说活动，但她的“体检结果正常，适于担任总统一职”。竞争对手特朗普谨慎地祝愿希拉里早日康复，但惯于煽风点火的“大嘴”随后不无深意地宣称：鉴于“候选人的健康状况已经成为大选的一项重要议题”，他将会公布自己近期的体检结果，包括其中某些具体数据。
这不是希拉里的健康状况第一次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1998、2009和2012年，她曾三次因腿部和脑部血栓接受治疗，2012年还因为肠胃感染造成的脱水在家中昏厥、摔成脑震荡，被迫中断国务卿工作达几个星期之久。去年投入竞选活动以来，希拉里不止在一个场合表现出了面部抽搐、长时间咳嗽、不良于行等健康状况不佳的蛛丝马迹，但都没有这一次当众退场造成的不良影响来得严重——距离9月26日在俄亥俄州举行的首场两党候选人辩论会仅剩下不到两周时间，希拉里在此时突然患病，不仅可能影响到辩论过程中政策阐述的效果，连带还会使选民生出“重病缠身之人不宜担当大任”的联想，从而对最后阶段的选情形成影响。而希拉里团队对其真实的健康状况长期秘而不宣，更使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在社交网络上猖獗一时：有人认为希拉里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有人怀疑她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和癫痫，更有人宣称9月11日中午在公众面前重新露脸的希拉里只是一个替身。谷歌搜索指数显示：今年8月以来，关键词“Hilary Health”（希拉里健康）的被搜索频率出现了爆炸式上升，对民主党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阶段就已身患重病或精力衰竭，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头一遭。1840年大选的获胜者威廉·亨利·哈里森因为早年戎马生涯落下多种隐疾，在就职典礼上着凉感冒，一个月后就因肺炎并发症去世。1921年，动脉硬化症患者沃伦·哈定接替饱受中风摧残的伍德罗·威尔逊出任新一届总统，却在两年后死于心肌梗塞。不过和实际的健康状况相比，选民感受到的直观印象更为重要，因此大多数候选人都会竭力做出神采焕发、身强体健的姿态，同时含沙射影地攻击对手的健康状况。尼克松在回忆录《六次危机》中言之凿凿地宣称：他在1960年大选中不敌肯尼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己的化妆师低估了电视辩论这一新平台对候选人仪容要求的苛刻程度。出现在直播镜头前的尼克松体态僵硬、汗水涔涔，看上去随时有可能晕倒；比他小4岁的肯尼迪则谈笑自若，风度翩翩，俨然胜券在握。最终，患有多种隐性疾病的肯尼迪赢得了大选，也使“健康战”成为历届大选不可或缺的插曲。1988年，老布什公开质疑对手杜卡基斯的精神状况不稳定，使后者的公众形象备受打击。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多尔和肯普的年龄分别高达73岁与61岁，小病不断，气势从一开始起就被民主党不满50岁的克林顿―戈尔搭档稳压一头。情形之惨烈，竟迫使72岁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在出战2008年大选之际，主动公布了一份厚达1173页的医疗报告，以证明他健康尚佳、廉颇未老。但麦凯恩仍未能走完“最后一公里”，因为那一年他的对手是年仅47岁的奥巴马！
自2013年初希拉里结束国务卿任期开始，关于她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2016年选战的疑问一直不曾淡出公众视野。广泛的质疑直到最近几个星期才集中爆发，与其说是因为希拉里本人的表现超出预期，倒不如说是出于同仇敌忾阻击特朗普的需要——毕竟，与共和党主流若即若离、商业经历存在诸多污点和疑问，还频频挑战美国新闻业“政治正确”标准的特朗普看上去着实过于危险。为了阻止这个带有不可预测性的狂人胜出，学院派知识分子、主流媒体和互联网精英被迫捐弃前嫌，全力支持希拉里。于是，黑幕重重的“基金会门”和“邮件门”被轻描淡写，代之以对特朗普税务记录和出位言行的攻讦，隐隐已有“钦点”希拉里当选之势。但在冲刺阶段意外爆出“健康门”疑云，摧毁了“挺希”派的相当一部分努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迫开始预备希拉里病重之后的应急方案，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会利用这一事件作为缩小支持率差距的杠杆。而一旦希拉里真的因病重退选，此前“挺希”派种种文过饰非的举动势必遭遇层出不穷的质疑，进一步撕裂舆论场。
更意味深长的是，特朗普同样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并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不曾担任需要长期维持高强度工作的政府公职。无论是他还是希拉里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美国在2017～2021年都将迎来一位健康状况存在巨大风险的高龄总统。对麻烦缠身的单极霸主来说，这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考验。
病夫当国
美国总统的健康状况第一次成为国会和民众关心的焦点，始于1828年大选中安德鲁·杰克逊的胜出。绰号“老山胡桃”（Old Hickory）的杰克逊早年在与人决斗时肺部受伤，子弹因距离心脏过近无法取出，致使他长期饱受肺炎、腹痛和咳血之苦。1829年杰克逊上任时不过62岁，一头红发和眉毛已悉数变为灰白，1.85米的个子体重仅有60公斤，每逢演说必因暴怒而狂咳不止。这位总统依靠“分赃体制”（Spoils System）——允许议员在一项法案通过前添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附加条款，以满足其私人利益——来换取国会的支持，一度深得人心。1832年大选中杰克逊以65岁高龄连任成功，成为到那时为止就职年纪最长的美国总统。而他在1837年卸任之后，最终也因为慢性肺结核、肺积水、心脏衰竭等多项痼疾的并发而去世。
疾病缠身的杰克逊得以安居白宫8年之久，开创了一项并不光荣的先例：倘若政党领导层的更新换代未能及时完成，抑或多数资深参议员认定某位知名人物有更大的胜算赢得大选，则不论其身体状况如何，皆有披挂上阵的必要。1840年大选辉格党最终候选人的提名之争，便是发生在63岁的亨利·克莱和67岁的哈里森之间。老将哈里森虽然胜出，却在正式就职后的第31天撒手人寰，成为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统。而克莱在1844年居然再度赢得党内初选，只是在最终投票中不敌民主党人波尔克，足以证明最高权力的诱惑之大，可以令候选人和政党舍命相搏。另一方面，隐瞒总统候选人的病史甚至在公众面前故意表现出健康甚佳的姿态，也逐渐成为竞选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哈里森在1841年的暴崩，主要原因便是他希望在就职仪式上表现出老当益壮的姿态——有意不着礼帽和风衣，冒雨做了一篇长达8445词的冗长演讲，随后就因感冒病倒。1860年大选期间，林肯的私人医生隐瞒了他的病人存在长达20多年的情绪问题（疑似抑郁症），并长期服用含汞的治疗药物的情况。1893年，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被确诊患上口腔肿瘤后，不得不以度假为名遁往长岛，在游艇上秘密进行了切除手术，以免“总统身染重病”的消息冲击到萧条中的金融市场。
不过，“健康门”真正成为左右选战走势的关键因素，仍要等到进入20世纪之后。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的井喷式发展使候选人找到了宣扬本方主张、争取民众支持的新战场；作为代价，他们也无法再藏匿于书面演讲词之后，而必须时时抛头露面、保持高频率的公开亮相。在此过程中，一个细微的身体动作、一个不经意的面部表情都会被记者捕捉到，继而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1912年大选期间，这种健康战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哮喘症和腿疾患者、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迎战神经官能症患者、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1903年的一场车祸中，老罗斯福的一条腿严重骨折，留下后遗症。但因为他早已营造出无所畏惧的硬汉形象，在每次公开亮相时依然坚持长时间站立。1912年10月14日，当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发表演讲时，一名刺客发射的0.38英寸口径手枪子弹穿透了他的钢制眼镜盒和50页厚的讲稿，嵌在了胸膜附近的肌肉里。罗斯福判断自己的肺叶并未受损，坚持等结束演讲后再前往医院处理伤口，并豪迈地宣称：“这一枪要杀死一只公麋（他本人的自称）还差点劲儿。”不过枪口下的精彩表演未能赢得足够多的选举人票，罗斯福领导的第三党最终还是败给了民主党人威尔逊。而那颗留在胸中的子弹，最终成为他在7年后过早病逝的罪魁祸首。
要命的是，新总统是一个医疗记录更为不堪的病秧子：威尔逊身患高血压、神经官能症和阿尔瓦雷茨综合征（Alvarez’Syndrome）的病史长达15年以上，会间歇性出现视力下降和右侧肌肉失控。1916年角逐连任时，医生们不得不偷偷销毁他的临床观察记录，以免被对手所利用。1919年秋天，就在国会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加入国际联盟的关键时刻，威尔逊在一个月之内三次中风，身体左侧偏瘫、一度丧失语言能力。为了向公众和党内的怀疑者证明总统仍在健康地工作，第一夫人伊迪丝策划了一场公关意味浓厚的例行谈话——威尔逊斜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张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向参议员们背诵秘书准备好的稿子。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就以这种不堪重负的状态勉为其难地行使着自己的职权，直到1921年3月新总统哈定上任。讽刺的是，后者的动脉硬化症发作的速度更快——1924年2月威尔逊病逝时，哈定已经因心肌梗塞死去快半年了。
下一位中招的总统是伟大的“二战”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5年9月26日凌晨，“艾克”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度假地突发心肌梗塞，被迫卧床治疗6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政府的日常决策实际上是由副总统尼克松、白宫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和国务卿杜勒斯三人共同负责，并通过公文向总统汇报。长期的烟酒嗜好使“艾克”的左心室室壁瘤和克罗恩氏症（Crohn’s Disease）病情不断恶化，实际上已经不适于再战第二任期。但支持者的怂恿和最高权力的吸引力改变了一切——艾森豪威尔授权他的主治医生保罗·达德利·怀特向民众公布了他的心脏病康复状况，隐瞒了肠道疾病和胆结石的细节，随后再度投入竞选。可悲的是，他的第二任期与40年前的威尔逊极度类似：美国陷入愈演愈烈的国际争端和内部分裂当中，总统本人的心肌梗塞则发作得越来越频繁（1955年之后共有7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当“艾克”在1961年1月最终离任时，没有人还相信这位昔日的英雄能拯救美国：他的心脏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了。
精疲力竭的老者们正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换一个年轻人会不会好一点？1960年，美国人的选择是拥有迷人微笑和杰出口才的约翰·肯尼迪（JFK），时年43岁。许多人都清楚早年的椎间盘损伤给新总统带来的影响，但医护人员并不会在报纸上公开承认：他们长期给JFK注射多种激素、类固醇以及安非他明来控制背痛。也不会宣布，新总统的古铜色皮肤不是晒日光浴所得，而是罹患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的结果。这种内分泌疾病会导致肾上腺功能不全，继而造成情绪异常波动、腹泻和抗生素过敏。医疗组给肯尼迪服用大量可的松来缓解病症；当他出访国外或者在国内进行巡回演讲时，随行车队需要携带超过一家小型诊所用量的各类激素药物。实际上，肯尼迪在健康问题上又回到了威尔逊时代的套路：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对新闻界尤其如临大敌。某种意义上，他甚至需要感谢1963年11月22日的那颗子弹：总统的正面形象被永远保住了。
老总统的困境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均寿命的继续增长和慢性病治疗手段的完善，六旬、七旬老人胜任美国总统一职的能力将比100年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但有两项事实始终是无可辩驳的：首先，与更年轻、更健康的同行们相比，年龄较长或者在当选时就身患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总统通常在第一任期内就会暴露出体力衰退、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没有在第一任期内出现，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能完成一个贡献更大、更为国民所称道的第二任期。其次，在年事已高的总统中，心脏病、神经官能症和血栓几乎已不可能通过治疗彻底根除。一旦它们第一次大规模发作，随后出现反复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并且两次发作之间的间隔期会变得越来越短。威尔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无一能够逃脱这一宿命，而两位影响延续至今的大人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和罗纳德·里根的例子同样说明了这两点。前者是唯一一位在当选时就存在明显身体缺陷的美国总统，后者在1981年上任时已届七旬高龄，比之前的三位总统年纪都长。
罗斯福历来以意志力坚强和思维敏捷著称，这在他的前三个任期内表现得相当充分。但当他迈过60岁大关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动脉硬化症、高血压和阿尔瓦雷茨综合征的长期影响开始凸显。1944年3月，总统在体检中查出动脉血压高达185/105毫米（高压/低压）汞柱，而美国62岁老人的平均数字是140/70。受此影响，他的左心室供血不足，心力缓慢衰竭。5个月后，一次冠状动脉栓塞迫使罗斯福暂时卧床，书写困难和记忆力衰退变得越来越严重。糟糕的是，这时也是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紧要关头，总统必须频繁地搭乘飞机和军舰前往数千公里之外，与英、法、苏以及其他盟国领导人举行旷日持久的会议，同时在国内还要应对托马斯·杜威州长和共和党的挑战。第四次选战最终打赢了，尽管罗斯福几乎无法坐着完成就职演说。到了1945年2月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总统的健康状况终于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宴饮和寒冷的室外环境影响下，罗斯福完全无法集中精力抵挡斯大林在东欧尤其是波兰问题上的要价，丘吉尔抱怨说：“总统完全撒手不管了。”两个月之后，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死于脑溢血，这正是高血压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
罗斯福的殷鉴还暗示了另一种隐患：因为大多数总统都倾向于任用价值取向和年龄层次与他本人较为接近的幕僚，所以当总统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时，他的亲信们往往也身处类似的困境中，从而使大政方针的决策面临更大挑战。罗斯福在1944～1945年心力交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最信赖的幕僚哈里·霍普金斯罹患癌症（最终在1946年死去），而类似的情况在里根任内又重演了。年逾古稀的里根任用的重臣比他小不了几岁：威廉·凯西出生于1913年，曾为共和党竞选总管，1981年起任中央情报局局长，6年后死于癌症；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生于1917年，白宫幕僚长唐纳德·里甘生于1918年，国务卿舒尔茨生于1920年。正是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敲定了“伊朗门”丑闻中的诸多荒唐计划。而当美国在1985年开始向伊朗秘密移交第一批武器时，里根正在进行肠道恶性肿瘤和鼻部癌细胞的切除手术，凯西则在前列腺癌手术后的恢复阶段。换言之，年事已高的决策者甚至无力监控正在运行中的政策的整个流程，而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苏联——由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才会出现的反常现象。
更何况，还有其他因素在给里根的身体添乱。1981年3月30日，他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口遇刺，胸部中弹，此后再也不曾单独在公开场合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某些症状也已开始显露（尽管正式确诊要到卸任后的1994年），里根在不止一个外交场合搞错了外国领导人的姓名和所属党派，并在内阁会议上大打瞌睡。民众只有在极少数场合才能窥见总统的窘境——尽管在1984年选战中的对手仅仅是平庸的前副总统蒙代尔（此人最终仅赢下一个州的选举人票），里根在电视辩论中依旧表现得语无伦次、不明就里。他最终依靠经验获得了连任，但专注于本职工作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在第二任期内，若无庞大的新幕僚班底的支持，里根几乎无法有效管理国家，而这种策略又为老布什所继承：通过压榨阁僚的精力来弥补总统频繁的注意力不集中。
但和一切老年人一样，里根又极其忌讳承认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两个世纪的美国总统竞选传统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舆论氛围：承认身体存在疾病被视为精神软弱的标志，后者会被选民等同于缺乏带领国家应对挑战的能力。至于心理和精神疾病，更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一旦暴露等同于政治生涯终结。1972年选战中，密苏里州州长托马斯·伊格尔顿一度被选定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但在媒体披露了他的抑郁症病史之后，伊格尔顿在党内信任投票中只赢得了一个州的支持，被迫放弃提名。而里根在长期隐瞒自己的病史的同时，并未放弃利用精神疾病的嫌疑攻击竞争对手。1988年8月在为继任者老布什助选时，里根竟然宣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是一位“残疾人士”，以影射后者的心理隐疾——曾因胞兄意外身亡和竞选州长失利疑似罹患抑郁症。杜卡基斯最终洗脱了自己的嫌疑，但他作为弱者的形象在选民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杜卡基斯最终仅仅拿下10个州的选举人票：尽管他的对手老布什从来都不太受人欢迎。
正是基于这些前车之鉴，尽管希拉里的身体状况远不能用良好来形容，但她在选战过程中依然对自己的实际病况讳莫如深，同时频繁地借助“上电视扭瓶盖”之类并不高明的做法宣示自己健康如常。显然，身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正令她的焦虑感进一步加剧：女性在传统上被视为软弱、需要保护的形象，而希拉里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试图营造独立、强悍的“铁娘子”形象。这使得她在健康出现问题时，更不希望激起选民的质疑情绪，反而要以尽可能夸张的“示强”姿态作为回应。整个民主党阵营的选战策略，显然也希望避免被特朗普打中痛脚。因此，在特朗普欲说还休地祭出“准备公布健康报告”这一奇招（身为男性候选人，他毕竟不能将攻击一位女性的健康状况作为正面战略）之后，民主党方面并未亦步亦趋地加以回应，而是继续质疑“大嘴”的纳税状况和政治经验，希图在本方优势较为明显的领域占据制高点。
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的年纪甚至比希拉里还要大一岁多；一旦他成功当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初次就任时年龄最大的总统。尽管身材壮硕的“大嘴”看上去的确比步履蹒跚的希拉里精力更加旺盛，但人们绝不会忘记：里根在1981年就职时，也不曾暴露出癌症患者的本相。由于在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政府公职，一旦特朗普开始组阁，势必比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更依赖亲信幕僚的判断力和责任心，而这恰恰是这位政治“素人”的短板：缺少一个由资深政界人士组成的智囊班底。
“挺希”的悖论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尽管希拉里的健康状况早在三四年前就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在今年8月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暴露出来之前，对候选人身体和精神强度的质疑在选战中并未占据特别重要的部分。风暴眼始终是特朗普，从他出人意料的赢得提名，到他疑窦重重的商业经历和纳税状况。类似“基金会门”“邮件门”这样对希拉里极为不利的信息，在对特朗普的放大镜式观察之余被轻轻放过了。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
是的，从《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到《纽约时报》的艾米·柯西克，全球范围内的美国传媒精英似乎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在对特朗普的品头评足中小心翼翼地“忽略”了希拉里的一系列命门。诚然，这种选择性宣传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一个每天都在主动制造性别、种族、外交话题的“大嘴”当然比按部就班的常规人选更容易吸引眼球（反过来看，这或许也是筹款能力滞后的特朗普博取关注的策略之一），但早早地把特朗普和尼克松、沃伦·哈定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过往总统做类比，同时将希拉里这个公务生涯带有明显劣迹的资深政客当作捍卫美国民主的圣女贞德加以褒扬和歌颂，显然做得过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印象是：为了掩盖特朗普的“大嘴”揭示出的美国社会族群分裂、隐患重重的现实，大批美国传媒、金融和政治精英们不惜无底线地美化相对而言行动更可预测的希拉里。毕竟，“骗子”看上去比“疯子”更容易接受一些。
于是，舆论场中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现象：没有人再去追问克林顿基金会的海外捐款疑云和克林顿夫妇与形迹可疑的中东权贵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再去深究希拉里对之前十几年美国中东政策的进退失据是否应当负相应责任（她曾是反恐战争的公开支持者），甚至也没有人去查证9月14日黑客网站公布的关于民主党政府长期卖官鬻爵的文件是否具有可信度。关于“邮件门”的调查被反复拖延和简化，如果这一切发生在60年代，希拉里恐怕早已被提起诉讼、声名扫地。但在“特朗普旋风”面前，一切都变得温柔了——没有人再像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深挖“水门事件”一样调查克林顿家族的阴暗面，福克斯新闻、《赫芬顿邮报》和搜索引擎谷歌在力挺希拉里方面变得步调一致，对特朗普阵营则显得同仇敌忾。对“大嘴”的嘲讽、质疑和渲染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会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商业人物的言辞反复是万恶之首，政客的渎职和幕后交易则是必要的邪恶。
是的，这是一种足够聪明也足够远离风险的做法：特朗普的身后只有他的妻子、女儿以及远在白令海峡那一端的“好朋友”普京，希拉里身后则站着一整个总统家族、尚未结束8年执政期的奥巴马政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利益关联集团。得罪特朗普的后果是可以承受的——即使是在赢得提名之后，他也未能获取共和党建制派的倾力支持。四分五裂的共和党需要特朗普帮助他们稳定阵脚、充当挑战民主党阵营的角斗士，但他们不会围绕特朗普完成领导层的更新换代，甚至也不很热心在选战中为“狂人”提供足够充分的资源。民主党方面则不然：尽管希拉里在2008年的初选中曾经是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两人在经济、外交、社会福利政策上的见解也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在党派利益上的交集足够充分。奥巴马在日前已经调整了10月份的日程表，声明将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为希拉里辅选，支持之意不言而喻。在这个时候对希拉里发起攻击，无异于和现任政府作对，却未必能获致足够多的回报。在这场站队之争中，媒体的立场已经确定了。
只是，如果希拉里真的因为健康原因被迫退选，抑或在最后阶段的冲刺中因健康原因未能竞选成功，那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主流舆论花费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来洗刷前国务卿的污点，并通过集中攻击特朗普的方式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后却因为最合常情却最不曾被预见的方式功亏一篑。即将年满69岁的前第一夫人在2015年之前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争议和负面观感，随后被密集的水柱洗刷干净，反差之大令人瞠目。但倘若民主党未能赢得11月的大选，舆论在感慨特朗普的离奇胜利之余，一定会回过头来对希拉里的种种痛脚穷追猛打。届时，刚刚被追捧为“美利坚希望”的希拉里将再度跌落泥坑，承受秃鹫们的围攻直至生命终结。
作为希拉里退选或当选后因病重无法视事的应急措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已经依据其党章第七条第二款，开始讨论必要的候补人选。鉴于此前与希拉里缠斗到最后时刻的伯尼·桑德斯目前人望已经暴跌，而73岁的现任副总统乔·拜登在年龄上的劣势过于突出，目前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前弗吉尼亚州长蒂姆·凯恩（Tim Kaine）极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下一代“共主”。出生于1958年的凯恩与奥巴马（出生于1961年）属于一代人，同为民主党中生代领导层成员，也同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只是在2008年的初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于“定向”阻击麦凯恩的考虑，提前推出年轻的奥巴马担当大任，致使希拉里在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之时（当时为61岁）未能成功上位。8年之后，垂垂老矣的希拉里最终在利益交换、党内意见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踏上“最后一英里”，与奥巴马同属一辈人的凯恩则成为其副手。或许，这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会像其前辈约翰·泰勒、西奥多·罗斯福以及杜鲁门一样，在某一天以副总统递补的身份入主白宫。
文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