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议题更容易让片子得到关注，但我们就想把我们的纪录片拍成，再过50年回来看，观众依然可以理解可以看懂的东西”
毫无社会议题
11月23日，范俭站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颁奖台上，他导演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了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获奖评语是：“这部电影以一种诗意、亲密、有力的方式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主人公的力量与影片拍摄技艺相得益彰。拍摄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而又不陈词滥调，实属不易。但该作通过拍摄一个敏感而非凡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奖杯，更确切的描述是一坨大铁块，镂空刻着IDFA标志性的摄影机，沉得单手都快拿不住。范俭穿着牛仔裤、蓝毛衣，把大铁块靠在肚子上，语气淡定地发表获奖感言。
这是范俭第五次去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以合法大麻和红灯区闻名，但也有严肃一面，比如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纪录片电影节。十年前，范俭第一次带自己的纪录片去IDFA，惊讶地看到人们在一大早的寒风中排队买票，其中甚至有一群小孩。放映持续十天，从早到晚，十个放映厅总是满场。他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纪录片？”
今年的颁奖典礼，正好在十年前的主场地。时光穿梭的感觉扑来。十年前，颁奖典礼后有一场舞会，西方人很嗨，一起扭迪斯科，范俭和同去的赵亮尴尬地站在旁边，觉得自己很干巴。十年后，依然有舞会，范俭依然不会跳。不一样的是，这次来的中国人更多，大家可以一起去外面单独找酒吧聚会。之后就是国内常见的局面：大家纷纷掏出手机，现场陷入沉默。
范俭给妻子臧妮发去几个字–“评审团特别奖”，国内还在半夜。第二天一早，臧妮醒来看手机，呜呜哭了好久。“觉得心情很复杂，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有时候觉得他很不容易，很替他高兴。”臧妮没想过会得奖，跟那些伊拉克、阿富汗发生的惨烈故事相比，《摇摇晃晃的人间》太清淡了，它讲述残疾女诗人余秀华的家庭故事，毫无社会议题。
其实硬要引申的话，也可以加入社会议题。电影拍摄制作了一年多，期间范俭去国外参加提案会，总有投资方希望能从余秀华身上看到更多的中国，比如多表现中国新媒体对余秀华的改变，或者多表现余秀华的出现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诗歌有什么改变……但范俭拒绝了：“我就是想讲这个人，她的欲望、情感，我认为全人类都能感知得到，我不要借她来谈论中国。”
拒绝改变的代价是观众兴趣减少。比如这次在IDFA，六部参展的中国电影里，有两部的英文片名里有“China”一词：《中国梵高》（China’s Van Goghs）和《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两部电影的票房特别好，票一出来就当天卖光，甚至还得加映。《摇摇晃晃的人间》则票房一般，卖了两三天还有余票。
“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臧妮说，“社会议题更容易让片子得到关注，但我们就想把我们的纪录片拍成，再过50年回来看，观众依然可以理解可以看懂的东西。”
“我的母题转成了家庭”
高二时，范俭想当记者。他考上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四年后，理想更细化了，他想当《焦点访谈》记者。那是《焦点访谈》最火的时候，所谓“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那种惩恶扬善的感觉，让范俭向往。
大学毕业，范俭去了山东卫视拍摄法制节目，几年后到北京加入央视的《今日说法》。离《焦点访谈》很近了，但他也有了新的不满足。“法制类节目就是原告、被告、法官、律师，采访、空镜、采访、空镜，没有太多可雕琢的，我更想做一个创作者。”
在山东时，范俭拍过一个死刑犯想捐献器官赎罪的故事。他拍下了执刑前一天死囚对着镜头讲述自己，拍下了他的母亲要给儿子带花生米、她不知道儿子的执刑日期，拍下了执刑时远远的一声枪响，拍下了肾移植全程。这个过程让他投入得睡不着觉，就想着这个人物、这些场景。他喜欢这种创作的状态。做完后，拿了省里的纪录片一等奖，才知道这个东西叫纪录片。
2003年，范俭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纪录片方向研究生。他在备考的最后三个月辞职。考上后，又去央视《纪事》栏目组，边工作边读研。除了为工作拍摄，他还为自己拍摄纪录片，第一部是2003年的《反思非典》，采访许多专家，反思非典过程中政府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第二部是《竞选》，拍摄一个大学生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过程。第三部是2006年的《在城市里跳跃》，拍摄几个农民工的生活状态，这部电影第一次带他去了IDFA。
“纪录片仅仅是完成自我表达甚至自我意淫吗？纪录片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吗？纪录片的社会意义是什么？”2010年初，范俭在博客上写：“我认为纪录片完全可以是我作为公民的一种社会参与行为，这种参与不单单是展示，也不满足于解释，更不是猎奇，而是要对公共事件、对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寻找策略，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
到了2015年，他在微博上写：“在小区散步，思考纪录片作为电影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关心国家或大而化之的人群，不在于社会议题，不在于应时应景，而在于具体的人，在于复杂的人性和细腻的情感，在于粮食和蔬菜所构成的生活日常。”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转变？”我问范俭。
“从拍《活着》开始，我的母题转成了家庭。”范俭说，“长时间接触这样的家庭，我强烈地感受到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撑有多么重要。”《活着》讲述汶川地震后，失去独女的中年夫妻祝俊生和叶红梅艰难地再次生育。
臧妮是这时出现的。她在重庆读大三，参加的话剧社因为流感之类的公共安全问题不能排演。小剧场隔壁是一个小型影展的办公室，臧妮常过去玩。既然这边停了，不如去那边帮忙吧。
影展开幕那天，臧妮作为组织者带大家去吃火锅，嘉宾范俭走在她旁边。范俭说起自己正在都江堰拍摄的故事。臧妮没有接触过纪录片，但她听着有意思，她半开玩笑地说：“你需要人帮忙吗？我可以帮你扛脚架。”
范俭看看她瘦小的身板，才不信。
“我小时候干农活的。”臧妮强调。范俭想，那没准可以。
范俭本来带着一个男助理，拍女人怀孕生子的过程，怎么都觉得有距离。臧妮到来，范俭向叶姐和祝哥介绍：这是我助理。没几天，祝哥看出不寻常：“你俩不像师徒关系啊！”绯闻的传播，迅速拉近了范俭和祝家的距离。
开始拍《活着》时，范俭还有点担心，“拍女性我未必有优势”，随后安慰自己，“但我可以拍男人啊。”到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范俭已经被评价为擅长拍摄女性。“这多亏了妮子。”
臧妮没有学过纪录片拍摄，但她有强大的直觉和感受力。叶姐和祝哥在板房门口种菜，臧妮说：多拍拍这个，他们经历了那样大的灾难，也还是喜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拍《摇摇晃晃的人间》，大大咧咧的余秀华有时会露出大腿或乳沟，范俭和摄影师会有意避免拍到，臧妮说：为什么不拍？女人就是要展示她的身体啊，包括她梳头发，往脸上擦油，都应该拍。范俭仔细想想，觉得她说得对。
苹果与西红柿
2007年，因为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中央电视台大规模裁掉没签合同的员工。“我们这样的有几千人，一直没社保。那时就回家待着，没有补偿。”
类似事情在范俭母亲身上发生过。她跟着范俭父亲，从重庆到宁夏，在一家化工厂里做了30年工人。离开工厂时，仍然是临时工，没有退休金。范俭调侃：“我就是黑工家庭成长的。”
他再也没有进入过任何一家单位。一开始，四处接些拍摄或剪辑的活儿赚钱。印象最深的是为某个主管机构拍摄技校宣传片，“一个科长，权力欲可大了，把片子批得一无是处，他想要铺满解说词，还得有好多宣传口号，’在党的指引下取得了几大战果。‘还得是80年代那种腔调。真痛苦啊，但我得挣那点钱。”
几年后，范俭见到一位大学同学，在媒体工作，显得特别苍老。他对范俭说：“唉呀，不就是混日子吗，混着混着把孩子带大就行了。”那不是范俭想要的生活状态。
最艰难的是2009年，范俭想拍《活着》，没有钱。与此同时，政策改变，范俭妈妈可以不算黑工，有退休金和社保，但要先交两三万元。“我妈很希望得到这个东西，虽然2009年只承诺一个月给她六百多还是八百多，但对她来说很有意义。我就去弄这两三万块钱。”
《活着》的制片人梁为超正拉朋友们入股电影，范俭学他，问刚认识不久的臧妮：“你要不要入股啊，将来分钱的。”臧妮拿出了一万块，三四年后才收到还款，只有本金，没有利息。此时，两人已经快结婚了。
臧妮为范俭做场记、录音、制片、剪辑等所有能做的工种。山区风大，录音容易有杂音，臧妮在附近旅游景点寻来套手的保暖条，花花绿绿罩在话筒上，居然真的管用。
《吾土》没有找到专业制片人加盟，臧妮就学着当制片人。她报了新东方的英语课程，学着做预算、准备资料、写海量的邮件，为这部电影申请到了釜山电影节的AND基金和圣丹斯电影节的纪录片基金。范俭在讲述如何为纪录片找钱的文章里写：“估计看完这篇文字的纪录片导演们会去请自己老婆做制片人。”
生活中，两人几乎不吵架。但牵扯到如何做片子，两人常争得昏天黑地。最激烈的一次，范俭觉得《摇摇晃晃的人间》名字太长，不如改成《摇摇晃晃》，臧妮觉得改后会失掉许多味道，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臧妮说：“你要改了，我就跟你分手！”范俭屈服了。
“他要真来一句：分手就分手。你怎么接？”我问臧妮。
“我知道他不会那么说的，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他一定接不住这招。”臧妮声音软软的，“我是第一次这么说，但这个也只能用一次，再用就没效果啦。”
臧妮总能抓住范俭的漏洞。“吃饭的时候，他脑袋想事情的话，手就没办法准确地把菜夹起来。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跟你说话，夹咸菜就要停一会儿，等他脑袋里东西过完后，手才能反应过来。”“他有一次把麦苗当成韭菜，还有一次把树上的苹果认成西红柿！”那是他们去德国拍片子，一棵小小的树上结着红果子。“虽然那棵树跟国内的不大一样，但怎么也比我高，居然会认成西红柿。”
“不应该吧。”范俭思考半天才提出抗议，“我是不是说的柿子？对，柿子是长树上的。”
臧妮不理会这个抗议，下次继续嘲讽：“你连西红柿和苹果都分不清！”
但当范俭走开，只剩下臧妮一个人跟我聊，她会说出许多赞美：“我对细节很敏感，但没有他那种全局意识。”“他有很多智慧的一面，会很清醒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好多时候我很佩服他。”
一种哪里都不归属的状态
范俭出生成长在宁夏，却不会说宁夏话。他会一点四川话和重庆话，但显然不地道。他在武汉上大学，在山东、北京工作。他有了北京户口，买了北京房子，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
所以他拍摄《在城市里跳跃》，拍摄《吾土》，拍摄一种哪里都不归属的状态。“这也是我后来总结的，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后来才想到我这种兴趣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范俭说。
《吾土》讲述了农民陈军一家在北京种地20年，因拆迁失去了土地，而在他的家乡，绵延的土地已经被包出去集中耕作，他找不到哪一小块属于自己，他已经回不去了。范俭把摄影机交给陈军，他拍下了拆迁前后的激烈对抗，但电影把更多镜头给了陈军一家在这片废土上的日常生活，他们开荒播种，他们把拆迁冲突演成小品逗自己乐。范俭想讲的重点不是拆迁，而是土地和家庭。
这为他赢来一些赞美，说是同题材中的“清流”。也为他招来一些批评，说格局不大，没有问及制度原因，应该多采访几组深入挖掘。“我已经过了挖掘那个的阶段了。”范俭说，“要说格局不大，小津安二郎所有电影都格局不大，跟黑泽明对比，格局尤其不大，但不影响它成为经典。”
在寻找国际投资时，范俭遇到过更多的意见。有人觉得，还需要一个普通的、典型的农民工作为配角。他在第二版脚本中加入过，对方觉得这样故事丰富了，他却觉得别扭，后来就拿掉了。有外国剪辑师看完很困惑，问了许多背景问题，比如中国村委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农民工不回农村？范俭解释完，对方更困扰，他觉得这些背景故事太多太厚，西方观众肯定看不懂，应该简化这些故事。
现实确实如此，那些买票看中国故事的西方观众，更希望看到中国和世界联结处的故事，而不是更复杂的中国故事，那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就像几年前，为了推介《寻爱》–它讲述中国年轻农民工的婚恋状况，梁为超买了星巴克的咖啡杯，向国际买家介绍，片子主人公所在的工厂就生产这些杯子，果然引起对方的兴趣。
2015年底，范俭和臧妮从北京移居重庆。这里是臧妮家乡，也是范俭父母的家乡。这里的生活跟北京不大一样，比如人们只爱吃应季的蔬菜。冬天有包包白、儿菜，还有熬到粥里粘粘的东湾菜，春天有嫩胡豆、牛皮菜，夏天有各种豆、各种瓜，至于秋天，臧妮也分不清它跟夏天有什么区别，反正都很热。
11月底，小区里还是一片绿，连地砖都被湿青苔勒着边。臧妮说，这绿化在重庆也就一般水平吧。
范俭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但他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他渐渐不想回北京了。两个人讨论，要不以后有了小孩放农村养吧。臧妮常怀念小时候在重庆乡下的生活。她是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儿童，父母在重庆打工，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她记得自己小时候轮流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觉得很孤独。但没人管束让她更亲近土地，“野到无边无际”。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玩法，割完稻谷以后，她去湿湿的稀泥里，看到扁扁的小孔就扒开，也许下面就是泥鳅。桑树的根很软很长，卷一个圈，裹上蜘蛛网，能去网蜻蜓。“农村很好玩的，城里很无聊。”臧妮说。
《摇摇晃晃的人间》里，范俭拍下了余秀华家乡湖北横店村的麦田、池塘、树木、小鱼……美得让人叹息。现在，随着横店的新农村建设，这些风景已经消失，换成一排排风格相似的新房子。余秀华为此纠结：“乡村没有了，新农村造成的文化文明的丧失是无可估量的。但是，农村又怎么能一成不变？怎么能把苦寒的人们永远限制在看起来小桥流水的苍凉里？”“我无法脱身出来，我不过也是裹挟在其中的一个。”这一年，余秀华的诗歌里没有出现稻子、小麦、油菜，“因为我在家门口已经看不到它们了。”
（实习记者张宇欣、孔德淇、张榆泽对本文亦有贡献）
获奖理由
范俭被复杂多变的中国现实吸引，举起手中的摄影机开始记录。十几年中，他拍摄外来者在大城市里如何漂泊，拍摄地震后失去独女的中年夫妻费力地再次生育，拍摄一辆出租车上的人生百态，拍摄一户农民在家乡和漂泊地都失去了土地，拍摄一位残疾诗人走动在摇摇晃晃的人间……最后这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今年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
他渐渐觉得，纪录片作为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关心国家或大而化之的人群，不在于社会议题，不在于应时应景，而在于具体的人，在于复杂的人性和细腻的情感，在于粮食和蔬菜所构成的生活日常。这在本就小众的中国纪录片中，是人烟更稀少的一条路。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重庆/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