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2）
王安忆了不起的是，几乎每年对自己都有拓展。我惊讶于她的生活积累能力，似乎有层出不穷、用之不竭的素材，它们变成小说娓娓道来，细节丰满、亲切，尤其对我这样与他同时代人而言。且她似乎每年都在不知疲倦、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断超越她自己，又似乎从不急躁，不为任何干扰所动。她的外表是温和的，嘴角常有浅浅之笑，但绝不随和。我能感觉其自我之强大。
1982年她发表在《钟山》上的中篇小说《流逝》，就很令人刮目相看。这个中篇写“文革”的角度，在我看，既真实又深刻。主人公欧阳端丽是个住花园洋房的资本家大媳妇，王安忆从她清早出门到菜市场买菜写起，刚被抄家，所有细软全被抄走，全家被赶进了二楼一层，一楼搬进了“江北”工人阶级；公公的定息、工资全部停发，所有财富被清零，仅靠丈夫一人60元工资要养活五口人，一天只能计算出8角钱的菜金。清早在寒气凛冽中去排队买鱼，相信是安忆自己的记忆。那个时代，这记忆特别真切：虽然副食本上有每人每月的定额，但凌晨三四点就要到菜市场门前排队，过了5点，买鱼基本无望。菜市场门口先用菜篮子排队，不看着，菜篮子就被人踢走了。然后，开门前约一小时，就有人给每人编号，安忆选择用粉笔在胳膊上写数，欧阳端丽因觉得难看，央求写在夹袄里，等排到，粉笔已经蹭掉了，亏得搬到楼下的“江北人”出场证明。这样的细节给人暖暖的亲切，儿时排队买鱼，对我们而言，都是珍贵记忆。胳膊上写数，我倒没经历过，那时期望编号，因为不编号，开门前，队伍就会拥挤延长，各种关系插队的人与揪插队的人打架，排在后面就买不到鱼啊，有了编号就心里踏实了。在后来的《69届高中生》中，安忆还写到米店排队买年糕。那时各种各样的排队，尤其是到过年前，往往是听到各种来货的消息，就冲到各个店排队。不排队什么都吃不到。
王安忆写欧阳端丽为一天8角钱菜金发愁，我记得母亲那时培养我管家记账时候，每天的菜金只有5角。那时我父亲的工资也就是50多元，加上姐姐哥哥的贴补，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我们是市民，端丽原是住花园洋房的。王安忆的描写：“过去，她生活就像在吃一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轻轻地咬一点儿，再含上半天，细细品味，每一分钟都有很多的味道。而如今，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她大口大口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肚子不饿，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上海女孩喜欢含话梅。
王安忆写的是“文革”将资本家财富清零后，与平民拉到一样层面，逼迫脱胎换骨。50年代后，其实是一次比一次彻底地向“工农兵拉齐”，消灭剥削阶级、人上人。如何脱胎换骨呢？端丽原来是定做考究衣服，胸围差一寸，都会为线条懊悔半天的。现在没有了存款，退到柴米油盐生存的底线，作为大媳妇，要成为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支撑，先是将家具、衣服送到旧货店换钱，这是“文革”中曾有产者共同的选择，我奶奶就把自己睡觉的红木雕花床都廉价卖掉了。那时的曾有产阶级，都惊醒到，原来曾追求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实惠的，吃到肚子里的才实惠。这就是生存的底线。廉价变卖东西不是办法，端丽就只能变自己为佣人，先帮着看孩子，再央求着进了里弄工厂，绕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这是当时的典型工作，半导体收音机是上海的标志性产品之一。
一进里弄工厂，端丽就将自己投入了贫民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她获得了什么呢？首先，相对被资产培养成的无能、无用的人，她成了有用的人，重新获得了自尊。这自尊与原来的傲然高贵截然不同，但她却在艰辛中成了一家老少的保护人，也油然而生一种骄傲。其次，她洗去了身份，大学文凭等等都变得毫无意义，不再关心与生计无关事，在贫民集体中，感觉变粗糙后，简单的劳动使人变得简单，很容易也就有了简单的欢乐。再次，到了生活底线，就知道了“做人不可太软，要凶”“就像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这样的生活哲学。凶本用来说“野蛮人”的，但软弱就没法在最底线生存了。老阿姨们告诉她的真理是——“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这就什么都不用畏惧了。这就是被改造的过程。这篇小说的好处是，并不简单表达被改造的痛苦，反倒是被塑造的五味杂陈，这才是最深刻、真实的悲剧感。如果被改造仅是苦痛与愤怒，就不会有“文革”前的17年与“文革”了。社会主义与国民的彼此关系，才构成了历史的复杂性。
王安忆写作的好处，恰是不拘结构。我后来读她一篇自述，称她其实不适合写短篇，因为短篇的精练不适于她，中篇才适合她的放松叙述。其实，放松叙述正是她的长处。以我陋见，小说无论长短，细节多寡才构成结构。从这意义上看，《流逝》的构架整体都不错，不足在结尾——欧阳端丽说，“文革”十年，她学会了实惠，这构成了“漏斗”。这个“漏斗”将整个叙述做了一个归结。
我欣赏的恰是其中的市井气息。比如三分钱的牛肉汤、端丽与大女儿像做拼版游戏似的，用报纸剪衣片，大头针将衣片订在拆开的旗袍上，用划粉画下来这样“毛茸茸”的细节。小说最考验细部，无切肤感就无亲切。王安忆小说中的细部常令人心动，这最难得。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我对王安忆的感觉，其实主要来自她的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其实还未找到长篇应有的感觉——让人停留的章节远少于匆匆走过的章节，但却提供了一个体悟她的感光室。她的执拗，她的表象后的我行我素，她的淡然与内心的不妥协……我与她，好像也就一两次实际的面对面。一次是与陈村一起吃晚饭，到8点钟，她说，须要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饭，吃了，8点也须要回家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恪守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她却要坚决得多。无这般坚决，我想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品与那么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着对感觉力的保护，明亮的灯光下是不会有敏感度的。这大约与歌唱家保护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次，《三联生活周刊》做上海的封面，我想挖掘上海的特点，请一些老朋友开座谈会。王安忆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她说，上海原来的味道是小马路通着大马路，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都是大马路，小马路在繁荣着大马路，小马路里都是市井。现在，市井没有了，甚至小马路也没有了，大马路就像没充血的了，晚上就没了人气。我真切体会到她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而她的理性培养，谁知道付出了多少？（待续）
文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