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罗曼·波兰斯基导演了电影《怪房客》,20世纪最经典的恐怖片之一,是一部极具导演个人风格的作品,导演本人还亲自出演了男主角。因此常常被忽略的是,这部作品来自于作家洛朗·托波尔的同名小说。
人们在讨论波兰斯基为何会选中这部小说时,首先会提到他的犹太身份和进过集中营的经历,认为他不可能摆脱“二战”的阴影,并更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中真实的冷淡和异化,对人性怀有充足的失望,因而与主人公特雷尔科夫斯基之间,虽然不是经历的直接相似,却有着某种隐秘的连通。
特雷尔科夫斯基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他新找的老式公寓楼里:前任房客从房间的窗口跳了下去,他取而代之开始了新生活。租约中事无巨细,禁止他演奏乐器,养宠物,带女友过夜,他小心翼翼地遵从——广播总是调到最小音量,一到晚上十点,他就上床看书,即便是想到什么事情而独自在床上扑哧一笑,他也会用被子把笑声捂住。他认为:“如果以后我出于某个原因还是发出了噪音,他们会想起这么多个完全安静的夜晚,权衡比较后,他们肯定会判我无罪。”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在房间中发出声响,是有罪的。
为了不显得莽撞无礼,他选择向在公寓楼梯上遇到的所有人问好。戴着帽子的时候,他会摘掉帽子略欠一欠身,说“先生您好”或是“女士您好”。不戴帽子的时候,他还是会做出摘帽的动作。他卑微到认为自己的垃圾都是全楼最肮脏的,“恶心而下贱。和其他住客体面的日常垃圾一点都不像”。有时候为了让人难以辨认,他甚至会搅乱垃圾好把自己的和别人的混在一起。
因为在他看来,“要足够的卑微才能驱除怨恨赢得冷漠。大概需要说:我配不上让您生气,看看我,我只是个不负责的畜生,活得一团糟没法不发出噪音,所以请别在我身上浪费您的时间,请别为了揍我而弄脏您的拳头。请忍受我活着。我当然不能求您喜欢我,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让人喜欢不起来,但请开恩鄙视我,直到无视我”。
萨特在《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他的解释是,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他人,这样我当然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他人之间不可能有另一种关系,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对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特雷尔科夫斯基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当别人不存在,生活的每时每刻,他都不会忘记他住的地方上面有人,下面有人,周围也有其他人。他只能寄希望于别人对他无视。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可笑,却无法改变。他身上这股可笑劲儿,也许就是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
他完全坠入了周边环境对他的驯化。在托波尔笔下,这种驯化并不完全来自于主人公性格的内因,而似乎是邻居发起的主动进攻。比如,只要房间里有些动静,墙壁就会被敲响,这让人很容易想到巴甫洛夫的狗,特雷尔科夫斯基在如同笼子一样狭小封闭的空间中,遭遇着同样的条件反射训练。楼下的咖啡馆里,侍者从来不送上他真正想要的咖啡和蓝高卢烟,而是递上一杯热巧克力、两片黄油面包和茨冈牌的香烟,他很快就被“训练”得习惯了前房客西蒙娜·舒勒的这些喜好,读着她在房间里留下的历史小说,像她一样会在晚上十点换上不容易发出声响的拖鞋……
后来,驯化的节奏变得激烈起来,一连串让人惊悚的怪事发生:他的房间被盗,但房东制止报警;他沉睡时被涂抹上女人的浓妆;像西蒙娜一样失掉一颗门牙,又在墙壁的洞中找到。他坚信邻居们要彻底改变他的人格,让他完全变成西蒙娜,并最终会从窗口落下——不管是他自己纵身一跳,还是谁来推他一把。他从公寓出逃,又被情人告密,在路上被邻居的车撞倒,被强行带回公寓。最后他真的从窗口跳了下来,像西蒙娜一样在病床上被缠满绷带发出惊人的尖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一点,似乎比他有没有摔死更加重要。
波兰斯基在电影中用图像明确地表明,主人公后来的这些极端遭遇都是他心理变态后自己的臆想。但书中原本的描述是相对模糊的,一方面陈述邻居的施暴,一方面又有一些指向主人公渐渐发疯的讯号,几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佐证那些事件到底出自谁手,究竟谁才是怪房客?当然,到底是谁也并不真的重要,元凶终归指向个体与群体不平衡关系中的失控。作者这种暧昧的处理,让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怪诞的控制力更加清晰。他习惯用怪诞的笔调、丑陋的元素来表现自己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同时拥有画家身份的托波尔,在绘画创作中也是同样的风格。
作者提到主人公希望赢得冷漠以驱除怨恨,可是怨恨来自于什么?他写道:“人们就因为他身为特雷尔科夫斯基而不肯原谅他,因此恨他,因此惩罚他。”和波兰斯基一样,托波尔也是犹太人,出生在巴黎。“二战”期间因邻居和同事向盖世太保的举报,全家出逃到法国的另一个城市萨瓦,侥幸躲过了劫难。战后,托波尔回到巴黎,当初丑陋的告密和敌视已经经过粉饰而在城市中不着痕迹,但对于人性的失望却深植在他的心里,因此,即便在平和的世象中,他依然会直接以“敌人”来称呼自己的邻居和同事,他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曾经企图置他,或置其他无辜的人于死地的人。他将自己与群体分开,个体意义对于他来说尤其重要。因此,特雷尔科夫斯基——我们更加清楚这个拥有典型东欧姓氏的主人公究竟从哪里来,又为什么会被波兰斯基选中了。
人们通常会将托波尔和卡夫卡进行比较,认为前者继承了后者的传统。也有评论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差异:“虽然托波尔和卡夫卡都感受到了异化,但卡夫卡的压迫体系是官僚的、姓名不详的。总是有另一个部门,另一间办公室,另一条走廊。而在托波尔的作品中,主人公必须和压迫者面对面进行抗争。”比如特雷尔科夫斯基曾经和房东据理力争,也拒绝和别的房客同流合污,不同意在赶走一对母女房客的联名簿上签名。另外,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卡夫卡认为死亡是一种逃脱,在实现死亡的瞬间就可以脱离禁锢了独立个体的社会结构。但之于托波尔而言,‘生存在边缘,死亡是主流’。死亡只是主人公的一部分,死亡饲养了他也消费了他”。
当然,就《怪房客》而言,我们依然可以说,它是一部卡夫卡式的小说。至少,在书的封面上,作者就暗示了这一点——他画了一幅变形的卡夫卡肖像,头戴着卡夫卡经典的黑色礼帽,眼睛却凸出地长在了耳朵的位置上——如果对比作者的照片,这幅画也很容易被看成是他的自画像。这种不确定,让这幅画又更像是作者在书中一段写到的人们被同化后的面孔,也正是作者在书中的诘问:“在他眼前络绎不绝的脸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仿佛顶着这些脸的人们都站在传送带上一样。有着蛤蟆一样突出的大眼睛的脸,刻薄的人那瘦削的脸,畸形婴儿一样硕大柔软的脸,公牛般的脖子,鱼鼻,兔唇。眨眨眼睛就能想象眼前只是同一张脸在慢慢变形。特雷尔科夫斯基对这些脸如此地奇形怪状感到惊讶。火星人,他们都是火星人。但他们对此感到羞耻,所以他们就想掩盖事实。他们将自己骇人听闻的怪异比例一劳永逸地命名为匀称,将他们不可想象的丑陋命名为美丽。他们从别处来,却不想承认。他们装作天生在此。一面橱窗玻璃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也没什么不同。一模一样,就和那些怪物完全相同。他和他们是同一物种,但不知为什么他被撇在一旁。”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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