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原罪：医改市场化下的“专科”之路
在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历程中，“莆田系”是一支在职业道德上遭遇唾骂，但在商业逻辑上又被仿效的资本。在医院“公益”还是“盈利”性质暧昧不清的改革年代，冲击医院职业道德底线而造就的漫长原罪，并不仅仅是“莆田系”。
被同时唾骂和仿效的资本
一位身患绝症的青年之死，让莆田系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曾在莆田系医院工作10年的从业者莫西（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同行那里得到的信息：一些与莆田系有关系的部队医院承包科室已经被清理、关停。一位在四川的朋友告诉我，他的老板这几天已经回老家莆田了，说是跟其莆田系老板商量对策。莆田系医院门诊初诊挂号量普遍呈断崖式下滑。一位在东北的朋友说以前一天门诊初诊挂号在三四十个，现在初诊挂号不到10个。一些以百度竞价为主要推广方式的莆田系公司的网络营销部门员工已经解散放假。一位在上海的朋友说，一家承包了很多部队医院的莆田系公司老板已经出国暂避风头了，作为网络推广人员的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接下来会不会失业……
这不是莆田系第一次遭遇危机。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这群掌控着大部分民间医疗资源的商人，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针砭口伐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莆田东庄镇，这是一个山多地少的沿海城市。创业者们大多出身草根，操着一口“F”“H”不分的莆式普通话，佐以外地人连猜也猜不出意思的莆田话，并习惯用它来传递一些生意中不方便让外人知道的内容。虽然大多出身乡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常年在生意场上的闯荡周旋，他们大都衣着得体，接人待物谦恭有礼。他们创造的医疗产业被统称为莆田系。
据统计，全国1万多家注册的民营医院中，莆田系占了8000多家。它们的资本总量是中国民营资本办医的80%，年诊疗人次接近2亿。这么大的基业又是相对封闭的，因为莆田系老板高度集中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这一弹丸之地，所以相互间有天然的亲近感，既相互学习交流，又互相竞争，争夺资源。莆田系的各个医疗集团大多相互参股，因为这种小范围内的近亲繁殖，莆田系的医院经营、营销模式都有一种封闭式的雷同：走专科的道路，挑选出性价比最契合市场的技术，包装成高新的独门绝技，以制造出巨大的利润空间，并辅以大量营销，吸引众多对专业知识一无所知的病患。从妇科、男科、皮肤科、泌尿科开始，莆田系把在医疗技术领域并不起眼，甚至有些边缘的专科科室，打造成了能创造高额利润的赚钱机器。这让他们在舆论和现实中，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地位。
舆论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客气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莆田系就一再遭到质疑和抨击，并成为专业人士说起来痛心疾首的一个医疗笑话。采访中，有好几位公立医院的医生提到，莆田系将所有的医疗行为都转为商业的逐利，它们和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任何关系。它们虚假营销的方式，彻底破坏了医道的高尚。以逐利的商业指标，消解了医生的尊严感。身在其中的人也感觉不到多少职业自豪感。莫西说自己在莆田系医院工作的10年，当亲友问起他在哪里工作时，他总是不愿多说：“在莆田系医院工作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夸耀的事，社会上大部分人包括我的家人对莆田系医院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一般来说，我不怎么对外人谈起自己的工作。”
但现实中，莆田系却又是医疗市场化道路上的隐形“领跑者”。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告诉本刊记者，据他所知，兴建专科中心成为各类医院的共有之路。而专科中心，无非就是莆田系这几十年承包专业科室、打造专科医院的模式翻版。甚至这位院长的医院也正在筹建肿瘤生物诊疗中心，如果没有魏则西这件事，他们的中心都快开张了。
一面在道德观上被唾弃、谴责着，一面却在实践中被观察、模仿着，要理解莆田系包含的矛盾性，要从上世纪80年代一次仿效农村经验的医改说起。
逐利的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医改实行。对自认整体拥有较高的智力、属于社会精英的医生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开局。“1983年，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医疗领域也开始推行承包制。强调对医院断奶断粮，让医生自己养活自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本刊记者说，“政府只提供医院经费的10%，剩下的则由医院自负盈亏。卫生部一位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去一家医院，签订了一份500万元的承包合同。到1985年，承包制的试点医院已经达到4家，此后向全国推开。”
从经济角度看，这似乎是个市场经济下的多赢格局：政府摆脱公立医院投入的财政包袱，原来囿于地域的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开放的资源在市场上待价而沽。患者的自由流动和选择，还能促进医疗服务之间的竞争优化。但它却带来了医疗服务性质上的一个混乱：医院以公益服务的身份，却追求盈利的目的，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被粗放的改革政策抹杀。袁钟将此称为医院“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不同层级的医院都被裹挟在其中，走上了一条逐利求生的道路。“医生这种职业是以道德和信任为基础的，但医院承包制之后，合同层层传递，从院方承包，再到科室承包，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潜规则：高价药、大检查、送红包……”
虽然此后医改历经了多次细节上的变革，但医院的趋利性与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却并没有改变。每次对医改方案的修正，只是让经济利益的摄取在医院的不同部门间转换。2014年，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徐文被患者追砍至重伤，事后在这起血案的一个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仲说：“第一次改革的时候，推翻了新农合，提出以药养医，于是出现了药价疯长，导致了医生的腐败。第二步是提高大型医疗仪器的价格，于是临床医生拿不到钱了，而辅助检查科室医生工资大涨。在协和医院，我们非常努力地把分配原则尽量向临床科室倾斜，才基本上保证各科室医生的收入相对合理。而这些都是政策造成的。医疗本身不应该是营利性的，应该是公益性的。”
医改市场化的方向，或许是包含着扩容医疗市场，并将其分出层次提供医疗服务的初衷，但产生的一个实际结果却是，医疗资源被简单分为“优质”和“劣质”的资源。对一些有着悠久西医传统，并且术有专攻的医院来说，它们获得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成长为行业内的“托拉斯”。袁钟告诉本刊记者，医改中最早实行承包制的试点医院，现在资产已经达到十几个亿。在一些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一家大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附着区域内的所有医疗资源——邻近200多家地方医院都为它输送病源，资产总量达到几十个亿。但另一个现实是，没有了计划经济下的财政拨款，也没有特殊的能力吸引市场经济的病源，乡镇医院一级基本垮掉，三、四线城市的医疗网络也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甚至就在同一家医院内部，也因为经济效益的差别，分出了强的科室和弱的科室。这些在医改中被逐利浪潮边缘化的公共医疗资源，就像股市中国有企业的外壳一样，成为医改市场化中为个人所用的逐利平台。
承包平台
“莆田系”进入医疗的故事已经被讲述过很多遍。第一代是治疗皮肤病、性病的民间游医。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历大都在小学初中，而且绝大部分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医学专业训练，依靠民间偏方或者书本上一些简单的药剂调制方法，就开始了行医生涯。如今已建立起巨大医疗产业的莆田系老板詹国团曾经回忆他在医疗行业的起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和家族亲戚们离开家乡，拿着在公立医院配来的，或者从新华书店治疗皮肤病书上学会配制的药膏，走南闯北。每到一处，就包下车站附近的一间旅馆房间，依靠电线杆上贴小广告招揽来的客源，开始行医。“我们没有当地卫生机构允许的行医证，但不可能你不批我就不做。”第一代莆田系就在这样以谋利为归依的理直气壮的草莽气中开始了。
但对极度需要信任和知名度的医疗行业来说，民营资本独立发展极为艰难。莫西2005年就进入莆田系医院担任企划，给医院做广告。他总结自己的10年：“这是一段长长的四、五线城市之旅——我先后去了江苏淮安、湖南衡阳、福建南平、广东清远、山东济宁、安徽淮南、浙江温州。其中江苏南京是我去过最大的城市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那么多四、五线城市。”这些四、五线城市的医疗市场开拓并不容易。“作为一名营销企划人员，我在全国各地很多家莆田系医院待过，这些医院经常是门庭冷落。每当我在一些媒体、红头文件上看到‘看病难、看病贵’这一说法时，我总会痴痴地想，‘看病贵’我们已经做到了，但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医院‘看病难’一下啊？在莆田系医院，我们这些营销人员为了让病人上门就差直接上街拉人了！”
医改衍生出的科室承包给了莆田系从民间走到前台的机会，而在所有的科室承包中，军队医院是一块难得的优质“承包”资源。它原本是医疗系统中更具备公信力的一块资源，名称就给人天然的信任感。进入程序相对简化，大多数时候只需要某位部队领导同意就可以。而且军队医院中有明显的弱势科室。军队医院原本是为士兵服务，它的强力科室是骨科、创伤、烧伤，妇科就是这个平台上的弱势部门。而且在医院逐利化背景下信任基础的坍塌，导致医患矛盾层出不穷，医闹也应运而生，但部队医院配备有士兵，对医闹是一个有力的震慑。在这次魏则西事件中涉事的上海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创立者陈新贤、陈新喜兄弟，事业版图的扩张就是立足于承包部队医院的妇产科。到事发前，他们已经和上百家部队医院合作，建立起了妇产科室，成为莆田系中一支以妇产专科闻名的商业力量。
在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上海康新与一家部队医院签订的妇产科室合作协议中，我们可以窥见合作的利益分配：医院方负责提供医疗用房和办公场所，以及原来医院中相关的医疗、技术、辅诊、财务、安保、后勤和行政科室的管理服务，而承包方则负责购置中心所需要的医疗设备，装修扩建病房，聘请专家顾问。承包方不但要付出建设科室的资金，还要保证“每月床位使用率不低于90%”。承包的保底资金是每个月90万元，如果医院累积分配不足90万元，承包方要负责补齐不足部分。但承包方从中心收入中获得的分成也是非常可观的。整个合同是六年签，第一、第二年，医院与承包方按“中心”收入9%和91%分成，第三、第四年，分成比例变成10%和90%，最后两年，分成比率变为11%和89%。中心的账目实行月清月结，每月15日之前，由医院的账户汇入承包方的账户中。
这个承包合同中还隐含着一个利润分配的奥秘。其中一个条款是：“合作期满后，乙方所投的医疗设备归医院所有，按后期投入设备折旧后，由甲方购入。”实际上，这个条款隐含着一种利益输送的方式。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公立医院都是非盈利机构，因此在医疗成本上会享受很多国家的好处。比如盈利医院的电费是按工厂电价收取，但非盈利医院的电费则按居民用电收取。”但获得了这些成本上的好处后，非盈利医院不允许分红，每年的营收结余只能用于医院的再发展。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来说，购置医疗设备就成为一个利润提取的方式——开设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将设备以高价出售给承包科室，套取出利润。
以资本换取公共医疗平台，既享受公立非盈利医院的成本优惠，又获得盈利的利润。一群没有接受过医疗专业教育，也不被医疗职业道德约束的商人，在这场仿效农村承包制的医改中，冲在了医疗市场化的最前线。将这些原本在公立医疗体系中不起眼的边缘科室，作为生意的平台，并打造出一条赢取暴利的专科经营之道。
专科医院的“独门绝技”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改市场化方向刚确定时，詹国团就开始跑到公立医院去做承包。“我们在莆田注册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里签科室承包合同。我们发现公立医院买不起设备，买不起CT、彩超。而我有钱，买了这台CT，就这样合作起来，跟医院分红。大概1990年左右，就干脆投设备比较多了。我自己还跟中科院联合开发过激光机，治疗前列腺肥大，代替手术。我出钱中科院出技术，然后一部分卖到外面，一部分我拿到全国各地医院去投资。”“卖这个设备也很赚钱。本钱加上工钱，投资大概三五万元，在市场里可以卖到二十几万元。后来投资的设备种类就多了，有检查的，有治疗的，根据医院的需要。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合作分红方法。”
作为如今莆田系中拥有最大规模产业的领导者，詹国团很早就发现了设备和技术在医疗生意中的重要性。医学是建立在解剖、生理、药理基础上，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学，但发展至今已经为相当多的常见病种积累下了成熟的临床操作路径。民营医院资深管理者张松伦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0年前，国外就对1300多种常见病规定了临床路径，包括用什么药，做几次检查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卫计委也发布了临床路径诊疗规范，对近200种常见病的诊疗路径有了已成明文的规定。但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都可能导致诊疗过程千差万别。这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和艺术性，也是医生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但当这个特点被用于商业时，最特别、最具专业魅力的部分就成为最能产生暴利的掘金方向。
“专科医院”是莆田系最拿手的发展方向。原本因为能力所限，民营资本没有资金和技术建设全科诊所，而承包公立平台时只有皮肤、泌尿、妇科等科室可做选择。这些专业大多没什么技术门槛，主要靠诊流量获得收入。但莆田商人从生意的角度，将这些原本简单确定的技术，披上精深的专业外衣，包装成收费昂贵的“独门绝技”。
莫西在莆田系医院做了10年企划，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做过最典型最普遍也最成功的技术包装项目是“无痛人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无痛人流’这一项目营销推广，可能没有哪家医院比莆田系医院研究得更透彻更权威了。当然，莆田系医院对‘无痛人流’这一项目情有独钟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人流是一种刚需，而且市场需求极为庞大。据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对计划外怀孕的中国女性来说，人流是首选；其次，人流项目技术含量并不高，风险不大，不需要特别资历的专家来做人流手术。但这样看似技术含量不高的人流项目对莆田系医院来说，其定价空间却很大，因而能为其带来丰厚利润。我曾听说，在业内一些外营销内经营做得好的莆田系医院，一天能做三四十台人流手术，而做一台人流手术最高消费金额可达近万元。”
“对于‘人流’这一项目，莆田系医院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给‘人流’这一其实没多大技术含量的项目包装出无数个以外国女性命名的所谓国际尖端人流技术，如‘格蕾丝无痛人流’‘海伦无痛人流’‘薇薇无痛人流’等等，同时佐以‘微创’‘超导’‘微管’等专业技术名词，然后再根据价格高低不同，组合出温馨型、豪华型、尊享型等多种人流套餐。这些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无痛人流项目，价格相差几百至数千元，但实际在手术实施过程中所采取技术和耗材几乎都是一样的。而对一台人流手术来说，最可靠最具保障性的不是所谓的各类技术和耗材，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为你做人流手术的那位医生手术水平的高低。”莫西对本刊记者说。
在本刊记者获得的西安一家部队医院与莆田系医院合作的妇产科室报表中可以看到，药品收入占比微乎其微，甚至在整体营收最高的两个月，药品收入都几乎为零。绝大部分收入产生在治疗收入一项。“这说明这个科室的运营主要倚靠某种技术或者某台设备。”张松伦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专科医院典型的‘一招鲜’。”
网络时代的“专科大发展”
“魏则西事件”后，本刊记者加入了几个“医疗推广”“医疗营销”为主题的QQ群，刚入群组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喧闹的市场，大量简单粗暴的广告扑面而来：批发销售药品、几百元包办医疗资质证书、代发网络医疗软文、招聘善沟通开发医生、删除负面信息、竞价排名优化……各类分工明确的医疗商贩们群内殷勤兜售着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这些商品或服务勾连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医疗网络推广产业的链条。
大概2008年左右，网络成为“专科医院”推广的重要阵地。竞价培训师杨昭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了百度上的医疗广告。彼时百度的竞价排名系统刚推出不久，他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巨大的利益空间，索性入行从事竞价培训。“搜索引擎广告非常精准。打个比方，莆田系有很多妇科医院，人流手术是比较大的一个业务领域。患者怀孕之后，通常会利用搜索引擎去寻找信息，像‘怀孕怎么办、做人流哪家医院好、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怀孕’等都是常规问题，竞价人员会把可能覆盖问题的所有关键词都买下来，再实时跟踪关键词的流量变化和点击价格变化，以便随时更换词条或追加费用，确保自家医院的信息始终排在前列。”杨昭告诉本刊记者。
杨昭记得自己初入这个行业时，竞价市场还是个新兴的推广阵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医院不多，在百度上购买关键词也非常便宜。“点击一次才几毛钱的成本，但却有传统广告难以具备的精准度，并因此带来成倍的客流，这对靠走量来获得收入的‘小专科’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推广渠道。”杨昭说。在莆田系医院内部，建立起了大量挖掘引导网络广告和客流资源的部门。“一些大型医疗集团组建了成百上千人的网络推广部门，部门分工非常细致，有专门的竞价团队、文案编辑团队、流量引入团队、外推团队等等，即使是最小级别的承包科室，也会配备专门的推广人员或者将推广任务外包给专门的网络运营公司。”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曾经工作的苏州一家莆田系医院，在2010年前后，由250人的公司规模发展为500多人，增加的几乎全是负责网络服务的员工。
庞大的网络部门分工非常细致。员工们就像勤奋机械的工蚁，每天通过电脑与庞大的病源交流，将那些并不存在的“高新医疗技术”变为网络中的“现实”。“同一家莆田系医院通常会设计多个官网来增加宣传渠道，不同官网负责不同病种，患者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寻找相关病症或医院信息时，分散的多个官网被搜索到的概率远远大于单一官网，总会有一两个网站有比较好的排名。访客看到信息后，点击进入医院的营销页面，就会有专门的咨询人员进行服务，在交谈过程中预约好时间，引导患者到医院接受治疗。”黄刚（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他曾在莆田系医院担任网络推广经理，熟谙各种推广手法，“我们会在各个渠道都发布信息，像百度知道、搜搜问问、360问答等。同时注册10个账号，不断更换账号来发言，一方面以患者的身份特征讲述治疗经历；另一方面看到相关的医疗提问就去回答并推荐医院。如果网上有针对医院的负面评价，我们也会去处理，指出是病人抹黑造谣……”
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百度几乎垄断了网络搜索资源。医院的竞价推广在当年达到巅峰状态，购买一个关键词的成本从最初的几毛钱上涨到几十块钱，甚至出现了后来传闻的999元点击一次的高价。但也在这个时候，“小专科”获得了大发展，莆田系医院走入了一个营收的高峰。一位莆田系医院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即便在网络推广上的费用总额看起来非常惊人，但相比在电视台、纸质媒体上的广告形式，网络推广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做广告，上海一家都市报做一个整版就要32万元，广告费占整体收入的30%甚至一半，但网络推广后，广告费用占比大大下降，只占公司营收总额的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但吸引来的客流却大大增加。投入产出比最高时可达1∶10，平均数据也能达到1∶5，转化率非常高。”
被控制的医生之手
包装并推广扑朔迷离的“高精技术”，不过是打造专科医院招牌的第一步。任何技术或设备，再庞大的病源，都必须通过医生的诊疗行为，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收入。在逐利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如果将一个专科科室比作一台赚钱机器，“经营部”就是这台机器的运转核心，它们通过几个指标，牢牢控制住医生的手。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所待过的莆田系医院中，经营部是莆田系医院独有的部门，它是莆田系医院的灵魂所在，也是“经济效益至上”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经营部”负责诊疗过程的报表管理。在这些报表上，有四个考核医生的重要指标——“门诊初诊率”“门诊复诊率”“病人单体消费额”“病人单体消费比例”。研究这几个主要数据指标组成的经营报表是医院经营主任每天必做的功课，他们通过考核报表上的数据，来分析医生的职业行为。
“门诊初诊率”是诊疗流程的第一环，也就是消费病人数与挂号病人数的比例，它考核的是门诊医生的接诊能力。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一位专科门诊医生接诊了10名挂号患者，其中一名患者在咨询医生后就离开医院，另外一名患者在初步检查之后没有下一步的治疗消费，这位医生的门诊出诊率就是80%，两名患者会被定义为没有产生任何消费的“一级流失”和仅做了前期检查的“二级流失”。莆田系医院对初诊率的变动情况异常敏感，“如果一位专科门诊医生的初诊率降低，特别是‘一级流失’的患者增多，医院的经营主任随时会找医生谈话来查明原因；如果医生的初诊率长期低迷，就面临着下岗的风险”。
初诊之后的复诊率也是报表管理体系的重要指标，复诊率不仅体现医生的接诊能力，同时直接关系到“病人单体消费额”，即一名患者在医院内的消费总额。患者只有多次到医院消费，单体消费额才会提高。因此，“单体消费额”是莆田系医院衡量医生“开发”患者能力最重要的指标数据，而医生的这种“开发”能力又是医院衡量医生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按照莆田系医院的规则，如果医生不能为医院带来经济效益，就没有任何价值。
莫西告诉我们，莆田系医院的经营主任通常会结合医院所在地的居民消费水平，对所有单病种划定一个基准消费额，“比如‘妇科炎症’作为单病种，在一个四线城市的单体消费基准费用为2000元。如果患者在一家莆田系医院的消费总额没有达到该标准，就说明接诊患者的医生开发水平不够”。
除了基准消费额，“单体消费组成比例”也是量化管理者不可忽视的指标。患者到医院就诊，不同项目的成本不同，给医院带来的利润也不等。由于药品价格相对透明，可操作空间有限，利润就相对较低，因此，专科门诊医生在“药品费用”上只能得到2%的提成；而提成比例更高的检查化验以及手术治疗、人工成本和设备损耗成本虽然都是固定的，但市场行情并不透明，可操作空间更大，尤其是手术项目，借助“高新技术”的名义包装一番，便可收取高昂费用。在经营报表上，医生对患者的消费构成进行精细化的比例安排。“比如利润较小的药品消费额不能超过总体消费费用的15%，而利润较高的手术费用的占比可以高一些，通过消费项目的最优组合，实现医院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莫西对本刊记者说。
这些经营报表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完善改进，已经非常完善高效，它们一环扣一环，驱使全院医疗业务人员共同为“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高效运转着。对一个纯粹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些指标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利润管理工具，但对受过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训练的医生来说，这些指标却是伤害他们职业尊严的工具。当一个医生考核指标的数字不好看时，他们就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差生，会受到经营主任的训勉。如果长期不达标，医生会面临解聘的风险。也有不少指标成绩不高的医生自动离开，“因为他们不适应这里”。
新的专科产品线
在网络的助力下，莆田系医院在2010年前后达到一个营收的高峰。但对于需要不断增长刺激的资本来说，它们也迎来了困局。莫西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位营销企划人员，我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是，现在无论莆田系医院做什么样的活动，哪怕优惠再诱人，主题再感人，口号再惊人，也越来越难出现人头攒动的火爆场面。”莫西认为这是靠网络营销和虚假包装打造“高精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但少有管理者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脱离这个模式。“不得不说一个行业的开创者种下的行业基因对后来者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自从莆田系第一人陈德良以游医起家，与其几个徒弟奠定了后来莆田系发展经营模式之后，绝大多数后来者几乎全盘继承照搬这一最简单直接的发财捷径，除了在框架上进行细节和战术上的改进和完善外，没有在战略和思想上对其进行过真正的改革创新。”
当2010年左右，传统妇产、皮肤等“小专科”迎来了收入的高峰和增长困局后，肿瘤的生物治疗被作为一条新的专科产品线提了出来。此次魏则西事件中涉事的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建成于2008年，并在之后几年与武警二院等几十家公立医院建立起了肿瘤免疫治疗的合作科室。
选择生物医学和肿瘤作为新的产品线，是走专科道路的一种冒险。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肿瘤致死率高，变异性强，是目前最高端复杂、最具试验性的医疗技术领域。但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又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完美产品。那些勇于尝试最新疗法的肿瘤病人，大多处于病症晚期，生存概率已经很低。从商人的逻辑来看，病人严重的病情可以成为解释治疗不成功最顺理成章的理由。复杂且颇具实验色彩的各类疗法，则是包装技术的巨大空间。“越是没有正规方法的病种，方法就越多，越可能产生‘独门绝技’。”张松伦对本刊记者说。
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已有20年的历史了，前后技术发展已经大概可以分为四个代次。从第一代LAK细胞，第二代的CIK、NK，第三代的DC-CIK、CTL，到现在靶向性明确的CAR-T。张松伦告诉本刊记者：“在肿瘤免疫疗法的技术梯队上，CIK就相当于黑白电视，治疗费相对便宜，做一次大约3000元。DC疗法相当于彩电，后面再开发出的新技术PD1、PD2则相当于数字化电视，可能更有效果，但也更具试验性，并且成本要昂贵得多。”
魏则西接受的治疗技术就是DC-CIK。对商业逻辑来说，DC-CIK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某家以细胞技术为特色的生物公司曾给出这样的成本利润计算：一次CIK治疗收费为1.5万元，毛利润为40%。如果与10家三甲医院合作，每家首年治疗200人，每人接受三个疗程，一年毛利润1512万元。从实际效果看，DC-CIK在提高病人免疫力方面确实有一定效果，对某种肿瘤细胞有很大的杀伤性，但这种疗法的精确度还有待研究，大约只对20%的病人有效。魏则西显然不属于这20%的幸运者，但他却在就医时得到了想留住病人的医生典型的莆田系承诺。魏则西描述：“他说，这个技术不是他们的，是斯坦福研发出来的，他们是合作，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着我的报告单，给我爸妈说保我20年没问题。”
2009年，卫生部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及《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将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纳入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并对第三类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规定了一系列审核门槛。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卫计委委托的技术审核机构并未组织对医疗机构应用这项技术前的评审工作。而同时国家政策又在鼓励这类技术的临床应用。2014年3月18日国家卫计委在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将PD-1、PD-L1和CTLA-4列为肿瘤免疫重要新靶点，市场前景广阔。201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也明确将抗肿瘤药物、治疗性疫苗、细胞治疗等列为重要发展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多地物价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已联合出台细胞免疫治疗收费标准，并将细胞免疫治疗纳入医保范畴。在监管缺席和利益的驱动下，谁拥有了医院渠道谁就能应用这项技术，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魏则西施行DC-CIK技术治疗的武警二院，只是柯莱逊生物有限公司在全国几十个合作医院中的一个。而这些合作科室仅仅是中国将这项技术用于临床并收费的场所中小小的一部分。一位业内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据他所知，相当多的公立医院科室都在应用这项技术为肿瘤病人治疗，这是近年来众所周知的可以创造高利润的热点专科。如果不是“魏则西事件”爆出，他所在医院的生物肿瘤中心也即将开张，方法与莆田系医院打造的专科神话如出一辙：推出几位专家，包装一个“独家”的技术。CD-CIK应用已经太广泛，失去了神秘感，所以他们准备包装推出的是更高级的免疫疗法CAR-T。
风险
医疗本身是充满不确定风险的行业，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病毒的千变万化，病人个体的千差万别，即便一个最专业且高尚的医生的行医生涯都会处在层出不穷的诊疗风险中。但对打造出一条专科逐利之路的莆田系来说，他们面对的风险要复杂更多。莫西告诉本刊记者他所观察到的莆田医疗系老板：“没有比他们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了。一个跟我熟识的莆田系老总曾经跟我说，每当半夜里电话响起，他都会心悸不已，心想，完了，医院又出什么事了。”
他们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在专业技术之外的——比如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科室承包是通过给好处费，打通关键人物而私下得来的，这块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责任田”随时有被收回的政策风险，还有市场越来越饱和，可承包资源越来越少，同行来争抢“山头”的危险。
通过贿赂获得承包平台，通过虚假包装技术，过度医疗的方式从患者身上榨取不道德的利润，通过偷税漏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利润……这些资本之恶，一旦内部产生矛盾，将这些灰暗的事实公之于众，经营者就会面临法律甚至刑责的风险。
但在过去这些年，莆田系一直用资本的方式解决这些风险。有的时候是给更多的钱：2012年5月，军区纪检部联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军区医疗卫生行业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大量民营资本与部队医院的承包科室就在被要求整顿之列。但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重新签订合同，协商出一个给部队医院更丰厚回报的协议。
有的时候则是放弃自己的得利平台：此次魏则西事件中被曝光的武警二院生物诊疗中心网站的幕后管理公司——上海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早在2014年就已经注销了。它曾是此次涉事的陈新贤、陈新喜兄弟与部队医院签订承包科室时最重要的平台，但因为与公司股东陈元发的股权分红纠纷，遭到陈元发提起诉讼和举报，于是陈氏兄弟注销了这家公司，导致一些合作医院科室的合作账款结算无法收回。据陈元发告诉本刊记者：新疆某部队医院，至今还有70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与上海康新结算，其理由是无法汇到上海康新账号。
这些都是莆田系医院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也随时保持警惕，以蜥蜴断尾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产业，莫西告诉本刊记者：“早在入行之初，我就诧异于分布在不同地域的莆田系医院虽然是同属一家公司同属一个老板，医院名号却各不相同，为什么莆田系医院不像其他行业的连锁店一样，统一名称统一标志，这对医院品牌推广来说不是事半功倍吗？后来，有业内人士跟我说，这是为了规避风险。设想万一某地某家医院因为某事违规被查处关门了（这在莆田系医院当中并不少见），他们可以像蜥蜴一样断尾求生，放弃这一家医院来止损，并不会因此牵连到其他的医院，也不会因此损害公司旗下其他医院的品牌形象。”
以金钱为代价打通关节获得平台，再以金钱为代价放弃危险的平台。在过去的几十年，这个在灰暗阴影下壮大的医疗资本，一直在资本的庇护下，牢牢保护着自己和已经占领的医疗阵地。袁钟对本刊记者讲述了唐山市一家公立医院院长的故事：“有一次他接到一位农村老大爷的投诉，说自己60多岁已经没脸回老家了，因为在这家医院的皮肤科室被诊断为性病，后来证明这不过是皮肤科室为了获得治疗收入的故意误诊。这家皮肤科室就是被莆田系承包的科室。这位院长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接到了不少来自上级的干预电话，用了三年时间才将科室从那个不道德的承包者手中拿回。”莫西说他眼中的莆田系老板：“善于以金钱打通关节，无论是对各级卫生监管部门、部队医院、公立医院、退休高官乃至处理医患之间医疗事故纠纷……这种点对点‘攻关’对他们来说可谓稔熟无比，无往不利。”
但“魏则西事件”却不一样。“对莆田系医院来说并不是一起特别典型的医疗纠纷。”莫西对本刊记者说，“近年来，发生在莆田系医院更重大、更恶劣的医疗丑闻不绝于耳，反倒没有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在我看来，‘魏则西事件’发展轨迹出乎常规之外——如果魏则西病逝后，魏则西父母直接找上承包北京武警二院科室的莆田系老板理论。那么，我想，这件事可能早就被莆田系摆平了。而可能正是魏则西父母的不忮不求和平理性，反而获得公众更大的同情，也让莆田系的资本解决方法没有施展的空间。”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家庭，在生命接近尾声时，在网络上平静悲凉，但不带任何利益驱使的陈述，跳出了资本的逻辑之外。对那些以资本作为唯一武器和盾牌的逐利商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没有预料，也无法防护的“意外”。
主笔 陈晓 记者 付晓英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