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一向谨慎的李方夫妇，在换房这件事上栽了。
回想在北京生活的17年，1982年出生的李方走得至少算得上平平稳稳：按部就班地读了本科、研究生;在29岁结婚，30岁买房，31岁得子;从知名媒体跳槽出来创业，换了几家创业公司，虽然没暴富，薪水还是一路上涨，平稳得到了有点乏善可陈的地步。
2012年买的这套83平方米的小两居，是李方最明智的一次投资。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卡在正好属于他的机会里：头一年刚宣布“京十五条限购”，第二年李方就刚好满足5年纳税资格;此时北京的房价已经起飞，北五环均价到了接近3万元，但房山还是个价格洼地，全新的房子刚刚1.5万元出头。
李方夫妇都是农村出身，两人靠自己攒了35万元的首付，买了全价130万元的新房，月供只有4000块钱，比租房还便宜。妻子不坐班，每天李方坐地铁9号线进城，一个小时能到中关村，“大部分人上班都得这个时间”。
此后的生活没有多少波澜，李方靠跳槽和升职，年薪从20万涨到40万元。他不炒股（经历了2007和2009年两次股市大动荡后，他知道自己不擅长这个），不买基金，钱都规规矩矩地存在银行定期里。2014年借朋友的牌子买了台十几万元的车，清空了积蓄后，到了2017年，夫妻俩又攒出来60万元。
到了2017年，所有人都看出来房地产才是最快的投资渠道。李方一直后悔当年为什么不直接买个大三居，起码能一步到位。现在夫妻俩和孩子、李方的父母五口人住在一起，有了孩子后，家立刻变小了，客厅里铺一张爬行垫就塞得满满当当，他想在客厅办公，得专门搬过来一张折叠桌放电脑。至于生二胎，夫妻俩想都没想过，他们算过一笔账，孩子上幼儿园后，托儿费+补课班+生活费，每个月就要1万块钱，再来个老二完全无法承受。而且有了两个孩子，恐怕三居也是不够住。
此时再不换房，可能就要来不及了。2017年元旦，李方回河南时发现郑州的房价都在起飞，底价8000多元，半年能涨到1.5万元。但思来想去，哪里的房子能比北京涨得快呢？与其60万元买在郑州做投资，不如拿来改善北京的居住条件。李方算了一笔账，自己未来5年的薪水未必能涨一倍，但北京房价的涨幅远远比自己涨薪快，房山的三居一年就能涨出100万了，再持币待购，只能越来越撵不上。
春节过后，李方就开始张罗换房。他的要求不高，他不考虑城内的学区房，也不打算一口气换成大平层，在家附近找个三居室就够了。他选了一家收费最高的名牌中介公司，每次见业主，他都要谨慎地先看对方的房本、身份证、结婚证再开始谈价格，“避免双方出现任何风险”。
但最后，真正的风险没出在他们自己身上。
见到李方，是在3月24日，北京住建委旁边的咖啡厅里。
当天北京大幅降温，受“3·17”新政影响的买房者们在住建委的大厅里举了两天牌子。“‘3·17新政让已签约者无家可归”，每个字后面躲着一张中年人的脸，他们每个人都跟李方长得差不多：三四十岁，衣着干净、普通。外面下了一天冷凉的春雨，旋转门不停地搅进来寒冷的空气，这群中年人站在旁边，让出进出通道，只是举着纸牌一言不发。
你可以说他们是刚刚卖掉几百万房子的中产阶层，也可以说他们是背负至少100万元首付缺口的准破产者。
3月17日，北京发布加强版楼市调控措施，认房又认贷：居民只要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按揭贷款年限最长从30年缩短到25年。新政从颁布次日起开始执行，实施节点以网签为准。
李方在2月下旬以390万元总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按照过去的规定，夫妻俩此时结清贷款后，可以再按首套房的资格购房，只需要交35%的首付。两个人在卖房一周后签下了一个650万元、100平方米、送阁楼的房子。
李方计划交400万元首付+250万元贷款，加上总值63万元的各种中介费、税费，手里的钱正好一分不差地全部用上。然而“3·17”新政一出，夫妻俩顿时又重新变回了二套房身份，这一次变成了496万元首付+154万元贷款，凭空多出来96万元的缺口。
“3·17”新政以网签时间为标准，这是整个二手房交易里最终的环节，此前正处在签合同—交付定金—资质审核—面签这一流程的购房者，即便已经交了几十万元的定金，仍然要面对一刀切的政策要求，每个人都面临至少百万元起的补加首付资金。根据“链家”的报告，全北京受到“3·17”影响的在途单，至少有1万单。
突然多出来的100万元，让李方夫妇乱了方寸，新政在普通人那里引發的只是又一轮房价涨跌的全员猜测，但像他们这样正在换房的，只感觉这政策的字字句句，全都是针对自己。
李方第一反应是能不能去贷款？用房子抵押，他已经没有房子了;用信用贷，拿以往的征信状况、个人资金流水去找银行做贷款，他最多只能贷出来30万元，夫妻两人也只够60万元，年利率从6.7%到8%不等。原本每个月夫妻只用还1.3万多元房贷，加上这一笔，就到了2万多元。如果去找个人机构可能贷款额度高些，但利率就到了每个月2%以上了，更危险的是，这些最多加点银行杠杆的城市白领们，如果一个疏忽落入高利贷的游戏中，最后更难抽身。
李方换房子的时候发现，他接触的家庭都跟自己差不多，当年在长阳买房的新婚夫妇们，现在都有了孩子，或者在等着生二胎。他上下买卖的两个家庭，更巧合的是都有同龄的孩子，都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三家的房子分别是商住房、两居和三居，之所以房子之间有200万元的差价，只是因为几年前在楼市投资的先后之差。
2016年9月22日，由于北京房价高企，不少年轻人选择在房价相对低廉的燕郊购房，由此形成“火车通勤族”
作为两连环的中间家庭，只有李方被卡在了“3·17”新政的节点上。他明明及时买房上了北京楼市这辆车，却在换轨时被卡在了车门口，新政正要把这一批人踢下车厢。他自己的房子已经网签结束，马上就要过户给买方。如果自己找卖家解约，十几万元的中介费打了水漂，定金不退，还要赔偿合同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反过来白白丢出去上百万元。即便是最好的情况，卖家同意和平解约，买房的400万元握在手里只能飞速贬值，或者再花高额税费买一个比此前更小的房子。那些令他庆幸的楼市积累，顿时不复存在了。
李方加入了一个“3·17”维权微信群，群里始终弥漫着焦虑、烦躁和多疑的情绪。
3月25日，有人发现住建委网站上“3·17”新政的新闻报道页面打不开，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讨论，几个人认认真真地讨论到底是网站自我删除，还是换了网址，或者是被黑客黑掉，这个404页面到底是不是一场转机？直到后来才有人实在忍不住了：“‘3·17是开新闻发布会说的，这个通知只是网页打不开了，不代表任何实质性改变。”
各路新政的传言在群里不断流传，又惊人地被一一证明：
3月18日夜间，北京市教委公开回应，明令称“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3月22日，北京市地税局、住建委联合发布公告，称外地人购房需连续5年个税或社保证明，而其中的个税要求，是指从申请月的上一月开始往前推算60个月连续缴纳。
3月24日，央行出台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对离婚1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
一名换房者说，北京从“两会”之后雾霾一直就没散，我们这群人啊，都是在雾霾里蒙着头等雷劈。
李方夫妇回想，自己之所以被耽误，就是因为资质审核时晚了一周时间：妻子持有北京的工作居住证，这个证件可以让他们买房、让孩子读到高中毕业。此前的居住证到期了，家里一直没有及时去更换新的。最终在这一环节上拖沓了一周时间，导致现在要多承担100万元的后果。
李方此前考虑过办假离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申请首套贷款，结果“3·22”公告后，中途跳槽断过个税的他，不再有60个月连续缴纳个税的购房资格;“3·24”通知后，离婚这条路也被彻底堵死了。就像群友所说的：“总有一款新政适合你。”他现在打算拼命跟亲朋好友借一圈债，无论如何也要补上这100万元的缺口，否则一旦下了车，再赶上就难了。但是没有人敢在维权群里讨论这一条退路，这只会引起其他大缺口业主的愤怒。
在北京“3·17”新政后，广州、嘉兴、佛山等地也颁布了房产新政，这几个城市规定，凡在新政公布前已签订认购书或购房合同且能提供交付房款（含定金、首付款或部分房款）的银行入账凭证或完税证明原件的，仍按原政策执行。这样的条款让北京的购房者们抓住了半根救命稻草，在住建委举标语、在市政府门口写联名信，到信访办递交材料，是这群中产阶层们能想到的最强烈的抗议办法。至于什么时候能等到新政细则，所有人都不知道。
每天去住建委讨说法的业主并不多，群里400多人，报名的有小100人，真正到场的不过二三十人。李方到過现场：“如果你不去表达一下的话，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去尊重你的权利，如果自己不表达就去指望政府主动的进步，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理解那些不到现场的、沉默的大多数：“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有自己重要的工作，我跑出来这一天跟公司都不好交代。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谁也不敢冒着风险做事。”现场的业主都戴着厚厚的防雾霾口罩，看久站无用，有人拉开了一条白色的横幅，要求“保障合法权益”。横幅迅速引来了警察，没有任何冲突，大家听话地收起了横幅，警察帮忙叫出来住建委的领导，领导的解释，与前几天信访办的安抚没有什么区别。
此时正值中午午休，楼里有人带着水果和酸奶出门，有人穿着锻炼用的运动短裤，诧异地看了两眼示威的人群，戴好耳机，走出旋转门开始跑了起来。大堂里一团混乱，分不清到底谁是谁。有女人放声大哭，边说边嚎，声音被结实的防霾口罩拦住了一半，只听得见呜咽含混的指责，变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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