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茜
以甘阳为核心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谈及当时就不能绕开的关键一节。他们在当时抛出的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延续至今。
“80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80年代的‘文化热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文化是什么？这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可讨论的？不以经济为中心，却以文化为中心，足见80年代的人是多么迂腐、可笑、不现代！但不管怎样，持续近4年（1985～1988）的‘80年代文化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
2006年，甘阳选编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8），这本反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80年代期间思想、文化倾向的书再版时，身为主编的他，在“再版前言”中写下了以上一段文字。如今又十年，甘阳所说的“遥远”变得更加遥远，而作为中国历史意识一部分的“文化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且将持续产生着影响，不止之于参与者。
以甘阳为核心的编委会，正是那场由时代引发的“文化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谈及80年代就不能绕开的一节。据回忆，编委会成立时，并没有隆重的仪式或会议，日常的工作里也没留下什么如今可拿来回顾的记录一类的东西，相比其他在当时就已经预见自己将要进入历史的学术团体来说，他们实在缺少那种自己即将或准备创造历史的意识，只是自发地在做自己喜欢，刚好朋友们也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们在当时抛出的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为拓宽视野出版的批量西方学术经典译著，至今也依然在帮助我们拓宽认识的疆界。
更为重要的是，编委会的甘阳、刘小枫、陈来等核心成员们，今天还在持续地做着推动通识教育、编辑丛书等等学术组织工作，这使得我们在他们身上所能见到的思想的改变或延展，不止于他们各自的30年，更是变化中的思想界的30年。
编委会成立“每个人都在读海德格尔”
1982年，甘阳开始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现代外国哲学室。正是80年代“文化热”掀起之时，社科院一些人准备筹办一个杂志，找他当主编。虽然他们彼此间不大认识，但那时候，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已经出版。对于甘阳年纪的人来说，能在当时出书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是一本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的畅销书，几乎是当时哲学书里印量最大的——这使他在圈中早已小有名气。
甘阳应了下来，构想着杂志将以西方哲学、文化为中心，并打算命名为“中国与世界”，一个一眼就能看出主编心气有多高的名字。李泽厚建议加上“文化”二字，就成了后来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而这时候甘阳发现，他和那些找他当主编的人构想完全不同。于是，最初的班底还没有正式启用，就被他给解散了。接下来，他拉了一帮自己的兄弟，形成了编委会，成员基本都是在北大读书期间的同学和朋友以及工作后的同事，北大外哲所的陈嘉映、王庆节、王炜，哲学系的刘小枫、陈来，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苏国勋、赵越胜、徐友渔、周国平……甘阳在北大和社科院之间拉起了一张网，而这张网使得编委会成立以后最明显的特点是，现代外国哲学方面极为突出。
在这张网络之下，大家几乎都有共同的读书背景，因而形成了一个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核心域界。1986年，刘小枫出版了《诗化哲学》，这本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充成书的作品，虽然当时并没有划归在编委会的丛书里，但却极具代表性地勾勒出了这一点。“（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好多人共同的关切，比如说他最后一章谈马尔库塞，这是赵越胜专门研究的。他在里面谈的卡西尔部分和我有关系，谈马丁·布伯和陈维刚有关系。他那个书里面有一个mood，海德格尔是中心。”甘阳曾在2005年与查建英的访谈里说，“从北大外哲所开始到编委会，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可以称作‘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诗歌性的东西。小枫这本书是比较可以反映很多人讨论问题的这个域。”
海德格尔是中心，当时整个编委会都在读他，他吊起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没有一个人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吸引我们，萨特没有地位，尼采就是低的！”那时候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牵绊，北大外哲所里有大量的外文书可以阅读。成天在持续的争论中，是一个高度密集的舆论场，什么恋爱一类的话题，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低级谈资。海德格尔给当时国内哲学界带来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他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和笼罩的广度，“颠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所学到的东西”。“我的一个直接感觉是，他和西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是另外一个西方。”因为哲学，他们视自己站在文化的顶峰，因为海德格尔，他们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哲学的最高峰。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海德格尔？这个并不容易简单地解释。海德格尔与中国的相关性，在今天也依然是学者有兴趣去论述的话题。就80年代而言，甘阳提到文化人的文化虚荣。“因为难，所以要读。”“一年之内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另外可以归结在直觉，是知性的吸引，直觉地一把抓住了他。而直觉依赖的又是什么？换言之，甘阳谈到所谓讨论问题的“域”，具体从何构建而来？他说，比如他们在下乡时都读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翻译的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从席勒到马尔库塞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从海德格尔一直到德里达，都在这一条线上——他们所读的西学实际上都是批判西方现代性，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他们最为关心的，最感兴趣的问题也在于此。
如果还要问为什么？或要向前追溯到他们在“文革”中及大学以前读的书，普希金、拜伦……那时候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所向往和追求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或再向前，追溯到先天性的、内在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一个人或一群人所喜欢的东西并非偶然。
“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学术意义”
编委会还在酝酿时，参与其中的陈嘉映、王庆节已经翻译了《存在与时间》，杜小真和陈宣良也翻译了《存在与虚无》，但出版都不太顺利。正是因为这种不顺利，让最初只打算做一个杂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有了自己搞丛书的想法。这想法恰好与在1986年正式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一拍即合，丛书就此确定了出版阵地。
以系列划分，编委会所做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都由三联书店出版。前两者以译介为主，编委会制定了庞大的翻译规划，并将具体的书目落实到具体的人，制定好交稿日期。这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
从1986年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到陆陆续续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小说的兴起》《在约伯的天平上》……编委会组织出版了50余种现代西方经典著作。如果像今天这样以数字论英雄，《悲剧的诞生》和《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当时的印数都在10万以上，且全部卖空，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至今，它们依然是中国学界的必读书目。
“这些好像很深的西方著作，不只是给那些‘外字头专业，世界历史或者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博士生看的，而是通过他们，给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来看，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这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文化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意义。”陈来说，“西方思想学术的引进，是全面彻底地提升中国学术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性的基础。从70年代来讲，我们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与世界有差距，就是因为长期的封闭，在研究方法、视野方面都是封闭性的，不了解这些东西。”
他以自己研究中国文化为例，所作著述中一部分以中国研究中国，比如涉及文史考证的研究，但另一部分，就要通过对西方的研究回看中国了。1991年，他的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出版，将中国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从当时落后于世界水平，提升到了引领世界的前沿位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对王阳明哲学内在的了解以外，那时候我把所有翻译的这些西方著作，重要的这些典籍，在写书的过程当中都全部吸收了。没有这么多的西方哲学的吸收，没有这套书，不可能使我的书写达到那个水平。”傅伟勋当时对《有无之境》的评价，即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结晶。陈来说：“我参与的不多，但是我受惠不少。”1986年底到1988年夏天，他身在美国，没有更多地进入编委会最初的活跃阶段。当时密切参与这些编译工作的编委会成员们几乎达成共识，他们最初得到的回报则是：“我们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在什么时候，这都是能让人极为羡慕的。
对译著的规划和遴选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这项工作一直延续至编委会星散，延续至今。90年代以后，甘阳与刘小枫共同或单独主编了“经典与解释”“西学源流”“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等多套人文学术丛书，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西方、古典，以及重新认识现代的方向。“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刘小枫说，80年代时，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仅仅是一个开始，当时所做的丛书仅限于西方现代，要认识完整的西方，必须将古典的东西也拿出来，而他如今所做的工作正是在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慢慢地会在教育上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到中学或者其他教学教书，他们会在上课的时候谈到这些书，这样慢慢就会看到教育和以前不一样。就是为中国的学者积累一些最基本的学术的东西。”
近十几年来，甘阳在国内的高校推进通识教育，想要让大学摆脱现有的学科建制，而恢复其本应有的样貌，通过中西经典的育授，传递出更纯粹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正是与继续编纂丛书的目的一样，甚至是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在延续他们于80年代的工作和理想。
编委会另外两个丛书系列：一是“集刊”，是编委会成员的重要思想阵地，由“中国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比较文化研究”“文化学基本理论”这几个专题为讨论对象，发表各年龄层学者们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有大量的读者，因此也是首印时就拥有3万册之多的惊人数字。在今天，这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前后只发刊五期，但它于当时的影响巨大。此外，编委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研究丛书”，主要收录青年学者们原创的著作，苏国勋、刘小枫、陈平原、夏晓虹、汪晖、杜小真、钱理群、赵园、梁治平等人最初的重要著作都在其中。
“80年代的问题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放掉过”
以当时“文化热”的程度可以想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在当时积极发声的学术团体。同时有一定规模的，还有以金观涛为核心人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前者是通过编译的形式，向大学生介绍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及思潮，重点放在了提倡科学精神;后者以弘扬固有的文化传统为宗旨，进行一些文化活动。
三个学术团体的面向和路径各不相同。陈来曾在1987年撰文《思想出路三动向》刊发在台湾的《当代》杂志上，将它们各自思想上的取向、成果及所达到的影响力进行了清楚的剖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可能会占比较主要的地位。他同时指出：“从目前来看，‘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取向较偏于西方文化，而且带有某种反传统的色彩。”这是在极力追求客观的评价，甚至在语调上保持平实。相比之下，在甘阳当年一度提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的说法之后，编委会被广泛赋予的标签是“全盘西化”。陈来在文中表示出一种理解：“国家的强盛是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强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基于急迫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这种心理几乎支配着‘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指出“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现代化导致了反传统情绪”，并且预言“随着文化体验的加深”，“反传统意向可能会逐步减弱，走向较为圆熟的境地”。
1988年，甘阳在为《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写下的“初版前言”中对于有关传统问题上的思想和矛盾做出了表白：“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相反，我们实际上在当时就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识本位的文化（现代文化）则必须削弱人情味……也因此，现代人几乎必然怀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
甘阳将陈来的《思想出路三动向》一文收录在这本用以对“文化热”或说“文化反思”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全书末尾，使其承担起最终的概括和平衡全书观点的角色。而甘阳将那段时期定性为：“不成熟的过渡性时代下面所流动着的一般‘意识及其所蕴涵着的可能趋向。”
编委会的取向或情绪的整个过程的终结点，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而作为一个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实则在进入90年代，在已经改变的社会气质下，编委会早就逐渐分化为一个个的小圈子，直至星散。但是，他们所提的问题，依然在继续。
2000年，当甘阳再次对80年代的文化热进行回顾时，他在《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中写道：“文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所谓中西文化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它由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就必然出现，而且在今后仍将长期纠缠中国知识分子。”
2005年，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后被归结为“通三统”。其中提到，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要检讨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因为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显然，这是他对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核心问题再度的重新审视。
“80年代的问题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放掉过。”甘阳认为，“回顾80年代，不是要怀旧，而是要通过80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古今中西之争”在今天依然是文化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国人必须拉长历史视野，反复思考这个大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生存论境遇。”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知识界内频繁的讨论与对话形成高度密集的舆论场。图为哲学家周国平（左二）和陈嘉映（右一）在北京（摄于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