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菁菁
放弃接受难民的政策，显然不是默克尔的选择；但坚持，则更是一场漫长甚至惨烈的战斗。
转折？
卢卡斯·乌尔班（LukaszUrban）载着装满25吨钢材的货车一路从意大利都林驶向柏林。他将在柏林卸货，完成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项工作，踏上返回家乡波兰罗兹诺沃（Roznowo）的旅程。2016年12月19日上午，卢卡斯抵达柏林。下午14点，他在柏林仓库附近的一家烤肉店休息了一会儿。15点左右，卢卡斯和妻子通了电话。他听上去心情愉快，他说，由于他提前一天抵达到了柏林，仓库第二天才能卸货，他得在柏林逗留一个晚上。可是到16点左右，运输公司老板阿雷尔·祖拉夫斯基（ArielZurawski）却发现他打不通卢卡斯的电话了。货车上装载的GPS系统每10分钟向祖拉夫斯基汇报一次货车的动向。祖拉夫斯基发现，15点40分左右，车辆的行动开始变得十分奇怪。它始终在一个小范围的区域不停地前后移动，好像是有人在学车，绝不像是拥有十几年驾驶经验的卢卡斯的所作所为。半小时后，车辆停止不动了。直到晚上19点40分，货车再次发动，并向着柏林市中心驶去。
这个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出席一场为庆祝“种族融合”而举行的活动，她在讲话里谈到多元化和对抗歧视：“我们共同生活在多元化之中。正是多元化让我们更加富有，而非更加贫穷。”她表彰那些服务于难民的志愿者，鼓励他们“保持开放与公正”，“如果事情的发展和你料想的不同，也不要让它碾碎你的信念”。
与此同时，人群聚集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广场上。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位于柏林最主要的购物区选帝侯大街的核心地段，它由战争损毁的残缺部分和战后新建的现代主义建筑两部分组成，是德国战后重建和反思战争的象征。教堂周边的广场，是游人、街头艺术家和纪念品商贩的天堂。圣诞节来临之际，广场变身柏林最大的圣诞市场之一。20点左右，卢卡斯的货车出现在了广场上。车辆先是沿着圣诞市场绕行了一周，接着它以每小时60多公里的时速，从东向西高速冲进市场，碾压过摊位和游人。
现场目击者说，卡车司机“有着东欧面孔”。事后，人们在货车的乘客座位上发现了卢卡斯的尸体。警方的调查显示，在恐怖袭击发动之时，卢卡斯仍然活着。他曾试图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方向盘，这解释了货车冲向市场时为何行进得歪歪扭扭。卢卡斯身负数刀，最后，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头部。人们相信，如果不是他最后时刻的努力，货车对人群的冲撞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包括卢卡斯在内，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见证了12人的死亡和50余人的受伤，他们来自至少8个不同的国家。
20日，默克尔一身黑衣，发表了简短的电视讲话。她将货车冲撞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罕见地，她直接在讲话中提到了袭击者的难民身份：“我知道，如果我们证实这一行为是由在德国寻求保护和庇护的难民进行的，我们大家都将感到十分难过。”不幸的是，人们很快知道，袭击的执行者突尼斯人阿尼斯·阿姆里斯（AnisAmris）确实是以难民身份进入德国的。
过去一年里，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去年7月中下旬，德国在一周内接连发生了4起暴力袭击案件。7月18日，一名17岁的阿富汗裔男子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持斧袭击乘客，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7月22日傍晚，慕尼黑市中心以北大约10公里的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一名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18岁男子枪杀9人后自杀身亡。7月24日晚上，在安斯巴赫市中心一家餐厅，一名27岁的叙利亚男子在试图进入巴伐利亚小镇举行的露天音乐会未果后引爆炸弹身亡，同时造成12人受伤，这是德国多年以来的首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同一天，一名来自叙利亚的21岁难民在罗伊特林根市一处公交车站砍死1名孕妇、砍伤2人后被捕。
而这些事件的冲击力均不及柏林恐袭。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火车上砍人事件负责，但当时德国警方认定，4起案件均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也没有缜密的犯罪计划，与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恐袭案有本质区别。24日上午的叙利亚难民砍人事件源自“口角纷争”。慕尼黑枪击案的案犯生于慕尼黑，从小在慕尼黑长大。而且几乎每个作案人都有患“精神疾病”的可能。在安斯巴赫发动自杀式爆炸的叙利亚男子曾因自杀未遂而两度入院治疗。而慕尼黑枪击案案犯接受过精神病和药物治疗。虽然一些人怀疑，这些调查结论是官方在刻意削弱暴力案件中的“极端宗教”和“难民”因素，但事实上，在德国社会的主流层面，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众，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团结。除了极右翼党派新选择党之外，德国政客和媒体在谈论上述4起暴力袭击案件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这些词语。
阿尼斯·阿姆里斯不同。2015年11月起，他就被列入德国安全机构内部一份由549人组成的“危险分子”名单。他被证实曾与德国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阿布·瓦拉有联系，后者被视为极端组织在德国的头号人物，为“伊斯兰国”招募武装人员。这意味着，默克尔受到这样的指责将难以为自己辩解：正是她的开放性难民政策使恐怖组织得以在德国展开杀戮。这一次，默克尔会改变吗？
谁的错？
过去一年里，有两次，人们以为嗅到默克尔“认错”的信号。2016年9月，柏林地方选举落下帷幕。她所领导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尝到了历史性败绩，不仅与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失掉多数席位，其得票率更跌至“二战”后最低水平。默克尔在选举的第二天说，执政党和政府需要努力做得更好，因为过去一些年里在难民政策上“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对”。12月6日，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代表大会上的党首竞选演讲中，一改此前不置可否的态度，谈到穆斯林面纱问题。“我们要在人际交流中露出脸来，因此全脸面纱是不合适的，应该在所有法律可行的场合予以禁止。它不属于我们的国家。”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默克尔的言行，她并非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点：2015年的8月25日，她是否应当宣布不再按照《都柏林规则》把入境的叙利亚籍避难申请者遣送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德国是否应当在接纳难民的人数上不设上限？
默克尔9月的表态被许多媒体断章取义。她确实说过“宁愿时光倒流”，但她的完整表述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时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这样我、联邦政府以及负有责任的各方能更好地为此（难民危机）做好准备。2015年夏秋之际，我们更像是毫无准备地遇上了这场危机。”她说自己曾经以为《都柏林协定》能够解决德国所面临的难民压力，“但事与愿违”。换句话说，默克尔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各方没有为难民危机的到来做好准备，而不是是否应当接受难民潮的挑战。她甚至重申了接纳难民的道德意义：“我绝对确信，当我们从这段艰难的阶段走出来时，将比走入这个阶段时变得更好。只要我们不是铁石心肠，那么我们变成什么样，德国就会变成什么样。”
如何理解默克尔的“顽固”？如果建立一个坐标体系，厘清默克尔难民政策在德国历史和欧洲现实两个维度上的位置，则会有一些纷扰舆论之外的发现。
“慷慨”并不是默克尔的一贯态度。“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在起草《基本法》时，制定了一条不加限制的避难条款：“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享有避难权。”这成为德国难民政策的基本原则。1988至1992年，苏联铁幕落下、柏林墙倒塌和南斯拉夫战争爆发导致来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避难申请迅速增长。为应对这股潮流，1993年《避难妥协法》生效。新的避难条款在《基本法》第16条上增添了新的条款，对避难权进行限制。《避难妥协法》第一个核心是“第三国条例”，即如果难民经过欧共体国家或者《日内瓦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适用的“安全第三国”，则不得在德国申请避难。由于德国处于欧洲中部，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所有相邻的国家都属于“安全第三国”，因此按照这项条款的要求，几乎没有一个避难申请者能够不经过安全第三国通过陆路到达德国。
2005年11月22日，默克尔正式成为德国总理。从她就任到2015年8月，德国对申请避难者的管理事实上在不断收紧，也谈不上所谓慷慨。多年来，能够依据《基本法》第16条获得政治避难权的申请避难者人数比例仅在1%左右。2014年德国政府修改了法律，在德国停留3个月后，申请避难者方可拥有在德国范围内自由活动的权利。2015年，德国政府规定，申请避难者在申请审核期间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特定州或城市，如违反规定，将必须缴纳一定的罚金，严重者将面临刑事惩罚。2013年前，申请避难者每月从德国政府那里获得225欧元的补贴，其中大部分是以实物或者购物券的形式支付的。直到2012年7月1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德国申请避难者的待遇低于该国最低生活标准，不符合宪法中关于人权的规定之后，德国政府才通过过渡性规定将庇护寻求者的补贴提高到350欧元左右。从申请避难者的人数来说，德国毫无疑问是欧盟国家中申请避难者最重要的目标国。但若考虑到本国居民人数，德国并不总是欧洲国家中负担最重的国家。2013年，平均每1000个瑞典居民中有5.7个申请避难者，德国则是1.6个，位于欧盟国家中的第10位。
默克尔生长在东德，柏林墙轰然倒塌那年，西德邻居不计前嫌，接纳她的一家。2015年8月的那个节点，许多人相信情感和道德是左右默克尔决策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解释。就在7月15日，默克尔在与一群中学生录制“生活在德国”电视节目时，一个名叫里姆的巴勒斯坦裔女孩对她说，她一家人为等德国的永久居留权等了4年，父亲作为焊接工的临时签证已经到期，一家人将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她在德国求学的愿望也将泡汤。“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但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可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是我们说声‘你们都过来吧，到时候我们可控制不了局面。”默克尔说。那个时候，里姆的眼泪让不少德国政客和德国人都在互联网上批评默克尔的冷漠无情。
若回到8月当时的情景，决策的思量可能复杂得多。对于彼时的默克尔来说，她在那个决定性时刻回答的问题，也许不只是德国如何对待难民，而是德国在欧洲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2015年初，地中海接连发生的沉船事故使得有关难民问题的讨论呈现白热化状态的时候，欧盟委员会提出了防御方案，包括以增加欧盟边境管理局的人力与资金和扩大搜救范围为主的“十点计划”，并提出各成员国应承担相应责任，接受有约束力的“难民配额”。在6月的欧盟首脑峰会上，各国在防御问题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但在“难民配额”问题上争执不下，当时，德国并未在该问题上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
然而局势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预期。2015年，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四年，许多叙利亚人已经彻底对战争的终结失去耐心和信心。无论是在叙利亚国内还是在周边国家的难民营，人们的生计都越来越艰难，进入欧洲避难成为一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冒险。
多年来，除了德国国内的法规，将德国与难民潮阻隔开来的屏障是欧盟的《都柏林公约》。根据该协议，难民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进行难民申请登记，该成员国负责对难民身份的核实和甄别，难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去的欧盟国家，德国警察只要搞清难民是从哪国入的欧盟，就可以将难民遣返回最初入境国。然而，仅2015年7月一个月，欧洲各国边境就截获10.75万名难民，数量达2014年同期的3倍。仅在7月8日一天，德国联邦警察就发现了超过1000名非法入境者。这些数字都说明一点：在罕见的难民潮面前，《都柏林公约》已经形同虚设，欧盟原有的难民处理机制失效。事实上，此次柏林袭击事件的制造者阿尼斯·阿姆里斯在2015年6月就进入了德国。
2015年7月，大批难民滞留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火车站，在充满尿液气味的地下通道挨过一夜又一夜。一个死结产生了：难民们绝无离开欧洲的可能，匈牙利也绝无接纳他们的可能。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忙于相互指责：英国指责法国没有负起监管非法移民的责任，致使大量非法移民通过连接两国的海底隧道偷渡至英国，法国批评意大利和希腊放任难民在欧洲流窜，意大利和希腊又把矛头对准西欧和北欧富裕国家，不满它们袖手旁观。欧盟的共识管理机制已经停摆。
7月，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Orbán）向欧盟领导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申根还是通道？”他的意思是，他打算为难民开辟一条去德国的通道。欧尔班得到的回答是“不”，《都柏林公约》不可违背。然后他又提出：“那么我们需要一堵围墙。”害怕丢失人道主义欧洲精神的布鲁塞尔再次回应说：不要围墙。欧尔班没有把布鲁塞尔无解回应放在心上。消息传出来，一堵封闭巴尔干路线的围墙在9月就要修好，恐慌促使更多的人踏上了奔赴欧洲的征程。
8月21日，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表示，凡是来自叙利亚的避难申请者，将不必再遵守《都柏林公约》，德国不再根据公约的要求，审核他们此前是否从另一个成员国进入欧盟，并因此将他们遣返回该成员国。接着，8月23日德国萨克森州小镇海德瑙攻击难民营事件、8月27日奥地利货车发现70多具难民尸体，以及9月3日小男孩艾兰尸曝沙滩，接二连三的惨剧进一步将默克尔逼到了墙角。9月5日，她与奥地利、匈牙利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允许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进入德国。
德国《明镜》周刊描述难民潮抵达时的情形。手持“感谢你，德国”标语的难民与手持“欢迎你，难民”标语的德国人相聚在一起。这一情景代表了许多德国人梦寐以求的德国形象。整个国家陷入一种道德优越感带来的狂喜之中，这种喜悦甚至能够与2006年德国国家队夺取世界杯冠军相提并论。
以德国的角度看来，恰恰是德国的慷慨，使得欧盟这个价值共同体免于因拒绝难民而在国际社会丧失信誉。作为欧洲的领导者，德国人奔赴了他们不得不奔赴的战场，然而这势必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措手不及
事实上，德国在2015年9月13日就重新引入了边界控制。巴尔干路线也很快被封闭。10月初，联邦国防军被允许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直接销毁地中海区域“蛇头”的船只。此前，他们只被允许搜救难民及探查“蛇头”信息。10月中旬，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先后通过了“避难一揽子法案”，包括进一步区别对待有无避难权的难民。西巴尔干国家被评级为“安全国家”，来自这些地区的避难者不会在德国获得难民身份，对于这些难民，德国将压缩其社会福利给付，并将其直接驱逐出境。联邦内政部在10月21日决定对叙利亚难民重新适用《都柏林公约》中规定的程序。2015年，有超过100万难民进入德国。2016年，尽管默克尔仍拒绝为接难民数字定上限，但截至9月，来到德国寻求避难资格的难民也只有不到30万人。
然而正如默克尔在2016年9月的反思，德国的危险“是毫无准备地遇上了这场危机”。总理也承认，自己的那句名言“Wirschaffendas（我们可以搞定）”，成了“一个简单的口号，几乎只是一个空洞的公式”。2015年8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预计将有超过80万难民进入德国，“挑战之巨大前所未有”，“国家的避难和接收系统很有可能崩溃”。事实上，系统早已经失灵。2015年5月，由于涌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巨大，警方不得不放弃了记录每位难民全部十根手指指纹的做法，而且他们也弄不清这些难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柏林恐怖袭击案件的侦破再一次证明了德国在应对难民与防范恐怖袭击问题上缺乏必要的经验和部署。2016年12月19日案发后，柏林警方迅速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名23岁的巴基斯坦难民正因害怕被当作嫌疑人而逃离案发现场。柏林警方搜查了他居住的难民营，分析了他的手机。该巴基斯坦男子身上并没有射击残留物，也没有搏斗痕迹，但直到法医证据显示该男子并没有在货车里待过，警方才意识到真正的凶手可能已经逃之夭夭。接着，就在肇事货车司机座位下面，警方发现了真正的凶手遗落的身份证件，这时候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多个小时，凶手依然持械在逃。直到23日，嫌犯阿姆里斯在米兰火车站外被警方击毙时，德国方面还以为阿姆里斯躲藏在柏林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带，一直都集中在这两个区域进行搜索。
阿尼斯·阿姆里斯身份的曝光更让人大跌眼镜。阿姆里斯在突尼斯曾因抢劫被判5年监禁。2011年，他进入意大利，先是被安置在西西里岛一个未成年难民收容所。在此期间，他因损坏他人财物、纵火等行为，被法庭判处4年监禁。因在监狱服刑期间有暴力行为，2015年初获释后的阿姆里斯被意大利方面遣送出境，但因意大利与突尼斯当局产生分歧，遣返计划受阻。阿姆里斯此后辗转前往德国。他先是在北威州小城艾梅里希的一处难民收容所落脚，此后一直在北威州和柏林两地活动，至少使用过12个不同姓名和3个不同的国籍。
阿姆里斯的个人Facebook主页上非常明显地显示了他的极端主义倾向。2015年11月起，阿姆里斯因与德国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阿布·瓦拉有联系，被列入德国安全机构内部一份由549人组成的“危险分子”名单。此外，美国也在2015年将阿姆里斯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事实上，阿姆里斯从去年3月起就受到警方监视，但有关怀疑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因此对他的监视措施于9月终止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去年6月，阿姆里斯向德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就被正式拒绝，并被要求限期离境。北威州内政部长耶戈尔表示，由于阿姆里斯没有合法旅行证件，德国政府没有办法按照合法流程把他遣返回突尼斯，所以只好把他继续留在国内。而就是柏林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突尼斯当局为阿姆里斯提供的旅行证件终于送抵德国。
代价
虽然人们当时并不清楚杀手的身份，但柏林袭击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的领军人物之一马库斯·普雷策尔（MarcusPretzell）就在Twitter上宣布：“这些人都是默克尔害死的！”不幸的是，后来的调查证明了他对杀手身份的推测。新选择党的宣言是“勇于面对真相”（MutzurWahrheit），这回的互联网投机再一次为它赢得了直言不讳的声誉。
3年前，一位名叫柏恩德·卢克（BerndLucke）的经济学教授创立了新选择党（AfD）。卢克是一名自由保守派、朴实的加尔文主义者，他反对共同货币欧元，抵抗欧元区经济危机下利用公共资金拯救银行和负债欧元国的行动。但后来，弗劳克·佩特里（FraukePetry）领衔的民族保守派、右翼民粹主义派将柏恩德·卢克挤出了权力圈。弗劳克·佩特里最著名的口号是“伊斯兰不属于德国”，她甚至曾经放言紧急情况下必须在边境使用射击武器制止难民。
去年9月的柏林地方选举，新选择党赢得了14.2%的选票，尽管没有实现它在选前喊出的20%的目标，但也足以让它在首都站稳脚跟。新选择党已在德国16个地区议会中的10个拥有席位，以目前的情势，它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天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迈过5%的得票率门槛，成为“二战”以后成功跻身德国国会的首个名副其实的右翼政党。
毫无疑问，新选择党的崛起得益于“德国式恐惧”。2016年3月的福索民调（ForsaInstitut）结果显示，59%的德国民众对于恐怖袭击的威胁表示不安，52%的德国人对于难民潮产生恐惧情绪，72%的德国民众认为德国政客并不了解难民危机为民众带来的不安与恐惧。这种恐惧还来自对难民争夺社会福利资源的担忧。科隆经济研究所预计，2015～2017年安置难民以及融入课程的费用接近560亿欧元，每名难民平均每年花费为1.5万欧元。欧债危机后德国贫困人口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人数始终超过1100万。德国长期失业者享受“哈尔茨四”救济金，每月获得404欧元现金补贴，且报销房租及取暖费用，难民救助消耗的费用已然超过对德国人的社会救济金。
默克尔付出的政治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的得票大幅度下滑。在执政联盟内部，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泽霍夫多次呼吁政府设定本年度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甚至威胁要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
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默克尔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资深专栏作家说，他曾问过一位英国资深政治人物，默克尔式的“开门”难民政策在英国能坚持多久，对方回答说：“不到24小时。”很显然，默克尔的顽固建立在“稳定”之上。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Bild）去年11月21日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德国大选的候选人中，默克尔仍拥有55%的支持率。这并不奇怪，在地方选举中，绿党在巴登-符腾堡州获得了30%的得票率，绿党州长克莱诗曼（WinfriedKretschmann）公开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由于过于热衷于支持默克尔，号称每日都为默克尔的健康祈祷，德国媒体给克莱诗曼起了“默克尔的追星族”的称号。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获胜的社会党人德莱尔（MaluDreyer）也是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支持者。这都意味着默克尔能够获得大量跨党派的支持。
去年12月6日基督教民主联盟举行代表大会，默克尔以89.5%的得票率再度成功连任。在她长达80分钟的演讲中，在场的1000名基民盟党员多次长时间鼓掌，最长的一次起立鼓掌持续时间超过11分钟。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晴雨表”民意调查在11月25日公布的结果也显示，64%的受访者支持默克尔谋求连任总理的决定。德国政坛并未涌现出足以对默克尔提出强有力挑战的政治新星。
对于默克尔来说，未来的最深刻挑战可能并不是当选连任，而是如何面对德国变得日益斑驳且难以捉摸的政治光谱。
“二战”后的德国政治以稳定著称，德国政治代表的两大支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一起）和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两个政党分别代表左翼和右翼政治，分享80%的选票，其规模大小足够应对危机，也是达成共识和妥协的担保者。亲商的自由民主党和环保主义的绿党则是政治格局善意的补充，而且很容易团结。在传媒领域，也存在左右两个阵营。由记者扮演的看门人角色过滤掉了仇恨、阴谋论等负面信息，使政治辩论更加温和，更有建设性。这些都是德国政治妥协得以实现，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
德国《明镜》周刊编辑德克·库博威特评论说，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下，德国的这种稳定性正在被碾碎。很多德国人不再认可国家的政党格局。有些曾经一直都支持社民党或绿党的人，现在成了默克尔的铁杆“粉丝”。而另一些一直支持基民党的人却在呼吁她下台，以维持真正的基督教德国。而以新选择党为代表的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则打破了德国政治的右半部分，它们受益于互联网，引领着传统政治场域之外的互联网上的排外主义潮流，使得政治的对立更为尖锐和难以调和。
一种更为危险的潜流藏于其中。去年9月的地方选举中，柏林的结果并不是最让默克尔担忧的。9月4日，默克尔在自己的选区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遭遇了一次难堪的挫败。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国东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地区，新选择党一举拿下20.8%的选票，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挤到了第三位。这次选举后，默克尔一反常态，对这个右翼政党发表了指名道姓的打压性言论。她在联邦议会演讲时呼吁德国政坛主流政党团结起来对抗民粹主义并赢回选民的信任。她警告说，新选择党势力上升“对于这座大厦里的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她还要求主流政党的领导人不要将精力花在谋求针对彼此的“细微优势”上，这显然是在批评执政联盟内部的社会民主党和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一些带有各自政治诉求的同政府唱反调的主张。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国的一个缩影。在安置难民人数最多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以明显优势赢得州议会选举。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其实并没有多少穆斯林难民和移民，也不是恐怖袭击风险大的地区。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位置闭塞，据说当年俾斯麦曾开玩笑说，如果世界末日到来，他将会搬到梅克伦堡去住，因为灾难要过50年才会抵达那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差别客观上代表了东西德的差别。新选择党在前东德地区的异军突起格外显著，在原东德各州的选举中，它大都以得票双位数的骄人成绩进入议会。
选票显示出东西德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从未弥合的分歧：究竟什么是德国？新选择党公开宣称支持“德意志主导文化”（DeutscheLeitkultur），强调“德意志”身份认同。去年5月，新选择党甚至将党纲当中一个小节的标题直接改写为“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这些主张，在德国政治中都曾是不可言说的禁区。
“二战”后，德国宪法坚决消解“族群民族主义”，强调基于法权意义而非血统、文化的公民身份。两德统一以来，联邦德国在社会建设各方面全面摒弃一切有“纳粹性”的做法，以至于社会各界提及“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相关话题时都讳莫如深。学校不升国旗、国庆日低调庆祝、公共言论中对“种族”“族群”概念也十分谨慎。政治家都回避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和动员，而是着眼于具体的政策细节。默克尔的传记作者斯蒂凡·柯内琉斯曾说，对默克尔来说，所谓自由，首先意味着不受意识形态桎梏。有一次，默克尔在电视节目上被问及“德国”这个词会让她想起什么，她的回答是：“精美、挡风的窗户。”
但这种传统是基于西德的。西德主动地、有意识地放弃许多“德国”的特性，取而代之以多元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价值认同。1990年的两德统一，解决了认同哪一个德国的问题，但却没有在认同上达成一致。
德国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首先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这个问题上，东西德有本质的区别。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在纳粹时期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对于他们而言，德国不存在赎罪的问题。统一社会党领导把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归结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头上，而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对东德地区的纳粹头目进行了镇压，用迅速培养起来的干部取代有污点的老一辈官僚，同时宣布，“大多数”德国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东德并没有开展罪责与集体罪责的大讨论，并不存在对于“民族”的清算和规避。1989年东德民众反抗昂纳克政权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从这一点就可以解读出东德民众的民族观。事实上，两德统一后，德国东部的排外情绪一直十分强烈。
今天的德国，东西之间差异依然非常明显。2015年，西部每户家庭平均净资产为15.3万欧元，东部家庭为11万欧元。统计显示，德国平均每500个富人中仅6个生活在东部地区。大约四分之三的东部人没有参加宗教社团，这与西部的情况几乎相反。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西德都占据统治性地位。不得不说，新选择党的崛起是东德人在动荡的局势中释放的信号。
目前看来，以稳定和沉着著称的默克尔依然可能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她可能会在一些枝节问题做出让步——她将推动加快对寻求庇护者的处理过程，遣送更多未被认定难民资格的人，她还将允许基民盟做出象征性姿态，比如禁止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穿着伊斯兰罩袍，但她并不可能放弃她对德国价值的坚持。默克尔为2017年德国大选准备的竞选纲领提出了“安全”和“不做实验”。“不做实验”是战后第一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德国人从来都不缺思想和点子，更加不缺把各种日新月异的点子付诸实行的人；但是从1848年革命到俾斯麦，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矗立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见证了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不同时期的不同抉择让德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后联邦德国采用的黑、红、黄三色国旗仿佛回归到1848年革命者们的最原始诉求：统一、公正、自由。
问题是，默克尔的稳健是否能够抵挡德国政坛日益活跃的挑唆性言论和有目的的打破禁忌。2014年，新选择党曾经晋身德国东部三州议会。但随着危机的回落，它的支持率在全德范围内并无起色。此次难民危机之际，民调显示，真正信奉选择党政治纲领的民众也不占据多数。观察三州选情可知，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选票中只有27%认同其政治纲领，而64%的选民是基于对其他政党的不满而投票给选择党，巴符州由基民盟流失至选择党阵营的选民中有75%是对现行的难民政策感到失望。全德来看，认为选择党有助于解决联邦州难民问题的民众只有13%，而79%的人不认为选择党有能力解决危机。
默克尔最大的威胁不是新选择党而是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袭击，她无法做出任何担保。她只能期望，在未来还有可能发生的袭击中，德国人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性，拒绝仇外主义的反穆斯林论调，接受他们为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