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1987年马原与皮皮有了孩子，马大湾。先是皮皮生孩子，回了沈阳，随后马原1989年也离开了拉萨。他回沈阳前，似乎我们还见过一面，但那一年，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
马原回到沈阳成为市专业作家，他有搅动文学风潮的能量。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那时有他两个大学同学，一个叫张英，一个叫安波舜，他们成了马原回沈阳后混在一起的圈子。张英是一个编辑室的主任和《中外文学》的负责人，那时推出过好几部令人注目的书，包括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硬汉不跳舞》，我想应与马原的推荐有关。马原喜欢诺曼·梅勒。安波舜当时在《中外文学》杂志积累作家的人气，跑北京来我家的次数很多，我给他推荐过很多作者。这两个人，张英后来与马原一起投入《中国文学梦》，梦想不成，就听不到音讯了。安波舜则在90年代以“布老虎丛书”而成名，成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布老虎”出的第一本是洪峰的《苦界》，洪峰是马原的兄弟，是他力推的。皮皮在“布老虎”也出了她第一部长篇小说《渴望激情》。
随后，马原就开始兴师动众地拍摄他的《中国文学梦》——列出采访提纲，开始全国各地地毯式轰炸，采访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也采访我这样的编辑。据说他当年是将所挣的钱都投入到这个宏伟的拍摄梦想中去了。他的想法总是超前，让当事人回顾80年代，以当事人现场的第一手采访，做一部影像的80年代文学断代史，这个想法本身就激动人心。说他“兴师动众”，是因为采访面那么宽，规模确实是空前的。他的单纯、憨厚、充满理想主义的眯缝着眼睛的笑也确实感染了大家，从老一辈到小一辈，没一个不认真支持的。他当时的说法，是要给80年代文学留下活着的影像——“使大家能看到活生生的汪曾祺，看到活生生的莫言与余华。”采访前后历经8个月，后期整理，在我记忆中就延续了很久很久，几无音讯。按马原的说法，他是为了完成纪录片的后期，为拉赞助才到了海南，原始素材拍了4000多分钟，最后整理出了24盘录像带。陈村后来跟我聊起这件事，感叹的是4000多分钟的原始带没能保留下来——剪辑毕竟丢失了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手资料会越来越珍贵的。
“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文字版《中国作家梦》
這部80年代的影像文学史，遗憾就是太超前。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摄像设备，我相信灯光、摄影条件都相对是简陋的。简陋条件下完成的珍贵采访，是电视台感觉影像质量不高，还是因为采访太静态？最后竟导致没一家愿意购买版权，录像带至今还睡在马原的箱子里，面临受潮变质的危险，以致我们只能读到它的文字版。从文字版看，如用文学史定义，也许缺乏构架上的高屋建瓴，采访者之间有一个平行的问题，但活生生的问答本身就特别珍贵。我读文字版，内容确实简略得瘦弱了可惜了，但价值还是沉甸甸的。比如第一篇与陈村的对话，就特别精彩，尤其是其中谈男人的性的段落。其实，当时若每人都能放开来漫谈，不一定局限于文学，可能更精彩。与史铁生、王朔，也都谈得投机，尤其是王朔的俏皮。有些人是可惜了，比如汪曾祺，是和张炜一起谈的，汪曾祺应该单独谈，和张炜谈不到一起。还有些重要人物，比如李陀、阿城、贾平凹、张承志没采访，也是缺憾。但我意外的是，这部书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印数竟都非常低。令人抱不平的还有，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马原的四卷本文集，印数也低。马原的作品不仅数量相对少，且传播力有限。我以为，从某种角度，是他的结构方式阻碍了读者。《欢乐》以后莫言的小说，其实也以他的方式阻碍读者的，但莫言是以强悍的力量，一部接一部长篇小说的轰炸，硬让读者不得不承认他的价值。马原却写了一部长篇就扔下了，他太易被兴致左右，不用蛮力。
马原到海南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办起了公司，也做过房地产，但好像并不成功。他是一个很好的游说者，却成不了商人。听说他感慨，到了海南才意识到，文学不算什么，文学没人崇拜。因为在80年代，他马原在内地，本是走到哪里都有充足的文学女青年崇拜的。到了海南，价值的标签只认钱，不认其他。也听说他做不成老板，就又回到写作挣钱，写剧本，电影、电视剧，但好像也都没见到影像。1997年，很偶然读到《北京文学》上他一个篇幅很短的短篇《开心的逃逸》，写“我”在深圳一个奢侈品商场，遇到一个打招呼却想不起来是谁的“戴金丝边眼镜的小男人”。小说中“我”的吃惊，先是见他买了一件7000多港元的“镶皮的便衣”，再是“惊骇”他抬手时见到了所戴的“至少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人民币的”江诗丹顿手表，最后，这个“小男人”带他到五星级酒店，他以一连串“天呐”的惊叹，慌乱地借口包丢在商场，逃逸了。说实在的，读完这篇小说我感到心酸。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态度却引我注意。小说中先交代“我”有逛商店的嗜好，说“逛商店有如去公园去旅游景点，我看那些精美的商品就当它们是赏心悦目的风景”。这是马原的态度，80年代他就这么说过，他是个物质主义者，钟爱各种名牌，喜欢奢侈品而未必喜欢自然的风景。他有一篇小说就叫《爱物》，写爸爸留给“我”的一支派克金笔，他好像就用一支值得炫耀的派克金笔，写大大咧咧的字。编文集的时候，有一册他专选了这《爱物》为书名。我辛酸的是小说中“惊讶”“惊骇”，最后是“局促不安”。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能在这样高档商场经常消费的，我记忆中一位都不认识。我那些得了6位数稿酬的同行们，没任何一位有这种资格。
90年代是大众文化、商业化的洗礼，文学圈内也确实形成了令很多人选择困难的交叉的小径。马原在这10年里可惜于荒废不少。写这篇《开心的逃逸》时他在北京，我都不知道。那时《三联生活周刊》刚创办举步维艰，正是我焦头烂额的时候。
再后来，就听说他到了同济大学，讲经典，这是他的长处。他的阅历广，可以在文学史的纵横坐标中做小说解剖研究，将他的研究成果分享给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无论是经典欣赏引导，还是培养高层次的文学青年，都是功莫大焉。上海又有一大帮朋友：陈村、吴亮、程德培、程永新……他是离不了朋友圈的，这使他远离了商业圈中的窘迫，重新回到舒展的谈笑风生。他在同济大学讲课4年的讲稿集成了6本书，总名为《阅读大师》，我最喜欢其中的《细读精典》，讲经典小说的结构，这是他的最长处。可惜这部书只有25讲，他其实完全可以讲100讲的，作家中大约没一人拥有他那么值得骄傲的阅历，而他的专长就是小说结构研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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