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学者在《愤怒年代》一书中阐述当前政治危机的根源，《纽约时报》称之为一部“重要的、渊博的但有缺陷的著作”。
启蒙运动的罪过
印度裔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和他的新作《愤怒年代》
印度裔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出生于1969年，被誉为爱德华·萨义德的继承人，他在其新作《愤怒年代》中预言，在2016年政坛发生的一系列惊人事件之后，世界将变得更加分裂和混乱。所以《金融时报》的书评说：“他肯定会成为2017年被引用次数最多、受到批评最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会被称为毁灭的预言家、悲观主义者、破坏者。”
《经济学人》杂志说：“米什拉轮流居住在伦敦和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静养所里。他给彭博社写专栏挣了不少钱，还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座上宾。但他认为自己是西方的继子，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分析西方社会的比较超脱的立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特朗普获胜时说他和《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搞不懂他们的国家。对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学者们提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米什拉认为，这是因为西方主流的思想框架有问题，要想理解西方社会的现状，需要调整这套思想框架。他写道：“我们无法理解当前的危机，是因为我们的主流知识概念和范畴无法处理失控力量的爆发。如今盎格鲁-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假说形成于‘冷战及之后的欣喜若狂的时代，它无法引导人们解决今天的混乱，必须把观念转向更早的動荡时期。那是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时代，他在1915年警告说，人类原始、野蛮、邪恶的冲动并没有在任何人身上消失，只是在等待机会再次出现。当前的灾难也让尼采所说的怨恨浮现了出来。”
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受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他们主要的活动是把个人的幸福最大化，而不是以恐惧、嫉妒或怨恨为基础。启蒙运动深化了这一套人类动机的概念，其主要思想家鄙视传统和宗教，寻求用理性地确定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能力来代替它们。18世纪晚期的梦想是沿着世俗化、理性化的路线重建世界，到19世纪，功利主义理论家进一步阐释了这套理论，提出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根据这一世界观，人的行为准则是经济人，是会计算的主体，其自然的欲望和本能取决于其终极动机：追求快乐、躲避痛苦。这种简单的观念忽略了人类生活中一直存在的许多因素：如担心会丢脸、荣誉和地位、对变化的不信任、稳定和熟悉的吸引力。这套世界观中没有那些更复杂的动机的位置，如虚荣、担心显得脆弱、保全脸面的需要。理性主义者沉迷于物质进步，忽视了怨恨对被甩在后面的人的诱惑，以及受害者心态带来的快感。
伏尔泰是主流的理性主义者，拥护商业和进步。米什拉把他描绘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型，而且是其中最坏的，他创造了一个牺牲其他人、对他那样的思想家有利的社会。他宣扬宽容，却被独裁主义者拉拢，尤其是俄国的凯瑟琳女皇，为其暴行辩护。因为他的人脉，他通过金融投机挣了些钱，过着优越的生活。伏尔泰被描绘为达沃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者的精神上的祖先。卢梭则看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深层的病理。他警告说，市场社会会使个人无依无靠。人们渴望在财富和地位上超过他人，为此会做出残暴的事情。现代世界削弱了宗教和家庭，从而使人们失去提供慰藉的情绪缓冲器。没有这些支持，个人开始依赖他人的意见来形成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这会引发不安全感、嫉妒和自我憎恨。嫉妒和耻辱感、无力感、对他人的存在的怨恨，随着这种情绪的徘徊和深化，会毒害市民社会、破坏政治自由，使全球转向独裁主义和本国之上主义。为了治愈怨恨而被发明出来的各种主义，如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可以追溯到卢梭的著作。
怨恨的力量
米什拉在书中说：“人类行为的关键不在于对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相反，在于一种不可抗拒的模仿的欲望。它在于（对优于自己者的）怨恨。”怨恨是嫉妒、羞辱和无力感的混合，它的含义形成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世俗的、精英管理的社会在18世纪的兴起。卢梭虽然没用过“怨恨”这个词，但他是第一个看出怨恨会出现于现代平等主义、商业化社会的思想家。卢梭是巴黎精英圈子的外来者，跟嫉妒、迷恋、嫌恶和排斥之情做过斗争，他看到了受自我利益推动的人会为获得虚荣心的满足而活着，他们渴求和需要他人的认可，它跟自我认可一样重要。这种虚荣往往会造成对自我的厌恶，以及煽动对他人的憎恨，这种怨恨的产生跟平等、个人主义的原则的扩展成正比。
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国家会因为怨恨而发起报复，早期的例子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米什拉称他们为“最早的年轻、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初，德国在工业化和政治统一方面落后了几十年，没能跟上英国和法国积累力量与财富的步伐，这导致受过教育的德国年轻人感觉自己的民族迟到、次要、软弱。他们把法国视为世俗、优雅、愉悦感官的哲学家的发祥地。但当他们到了法国之后，他们跟卢梭一样觉得这个国家很浅薄。1769年，哲学家赫尔德从里加港前往巴黎，希望自己被高卢化。第二年他就失望地离开了，并认为需要构想出跟这种空洞的世界主义不同的道路。在卢梭的基础上，赫尔德、席勒等德国诗人和哲学家提出了他们对异化的诊断，感到自己跟世界，甚至跟自己的自我分离，是现代意识中最糟糕的一面。赫尔德跟费希特一起，提出了用民族主义来化解疏远感。德国人的文化概念跟法国人的文明概念截然不同。德国追求的不是他们的文化的进步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用遥远的过去来肯定他们民族的伟大，把民间故事和神话提升至高雅艺术的顶峰。文明以商业、奢侈和城市化为中心，文化则为地方性的纽带和传统注入热烈的精神性。民族主义不仅为全世界的农民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出口，现在还在诱使那些曾经处于文明顶点的文明走向民粹主义。
至于如何消除怨恨，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莫因说：“米什拉没有做好提供解决方法的准备。虽然他考察了商业化现代性在全世界的蔓延，强调了它事与愿违的扩张，但他没有提出其他明确的替换路线。像他那样，把卢梭解释为怀念古代的自由的人并不管用。毕竟，卢梭自己也不接受复兴他曾经加以理想化的斯巴达的可行性。”
《经济学人》认为，米什拉的结论黑暗而草率。“令他感到绝望的许多冲突并不新鲜。实际上，自由主义就是源发于解决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革命引发的动荡。他要求人们更多地理解灵魂及其非理性冲动，不知其他制度会如何顺应这一呼吁。政治就是冲突：它永远都不会达到米什拉渴求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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