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杨
对于中国的二孩妈妈们来说，无论是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还是工作中的机会成本，“幼有所养”的全部压力只能由每一个家庭独自承受。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妈妈独有的养育困境，欧美的妈妈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相似的养育之惑。
经济成本：多生一个意味着什么？
“生二胎就像是一个养育游戏，你已经打过一次通关了，认清了每道关卡的艰难，却仍然愿意从头再来一遍。”沈璐的二胎之路很快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
刚刚出生10天的小儿子，在医院采足跟血时被诊断为严重黄疸。医生担心这将影响孩子的脑部发育，因此要求孩子住院观察。按照规定，家属不准陪床。这可把沈璐急坏了，这么小的孩子，哪里放心让他单独住院？
医学博士毕业的表姐告诉沈璐，孩子的化验单数据处于临界值，实际上可治可不治。回家晒晒太阳，吃点药就可以了。仿佛得到了救命稻草，沈璐便赶紧把小儿子接出了院。住院仅仅两天，花了6000块钱，孩子的医疗花销不可谓不昂贵。但更让沈璐心疼的是，孩子出院时又瘦又脏，肚皮上还残留着没擦干净的便渍。“你想这是怎么照顾的？”沈璐说。
在沈璐的坚持下，她坐月子期间请了月嫂。“在北京，月嫂的均价大概在1万到1.5万元之间。”4年前她生大女儿时，请的月嫂还只要6000块钱。生二胎前，她只得早早托了朋友，从石家庄请了一位愿意来京接私活的月嫂，出价1万元并包往返交通费。沈璐说，如果通过中介公司，这个价钱还得上浮30%左右。
不少人觉得花这么多钱请月嫂不值当。但沈璐却坚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然受罪的还是你自己。”对此她深有体会，第一胎坐月子期间，沈璐极度不适应新的身份，甚至患上了轻度产后抑郁。“心理上已经备受摧残，却仍然要在每个深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生理上也双重痛苦。”尽管月嫂价格不菲，沈璐在生第二胎时仍然坚持请了月嫂。“千万不要指望妈妈或婆婆，实际上老人们也早忘了该怎么去照料新生儿。”她身边的朋友里，有不少人没请月嫂帮忙，出月子后却产后抑郁加重。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要生两个孩子，经济上就得仔细掂量，到底养不养得起？”沈璐和老公是闪婚，2009年大学一毕业就领证了，也是同级同学里最早结婚生子的。早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时，夫妻俩就开始考虑生二胎的事。可恰恰是因为有了养孩子的经验，对养育成本有了更清晰的考量，对经济压力的担忧，让夫妻俩踟蹰了好几年。“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生不生二胎，都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艰难选择。”
沈璐自己感觉，孩子婴儿期间在奶粉和辅食上的花销算是最高的。她的奶水不足，小儿子从满月之后就开始喝牛奶。“进口奶粉一罐是360块左右，每个月大概需要5罐，仅仅这一项每月就要1800元。”而沈璐的大女儿4岁了，每天也要喝儿童牛奶和吃其他营养品，两个孩子每月在吃上就要将近3000元。纸尿裤也一直在“烧钱”。“现在的纸尿裤进口的大概是2～3元一片，便宜的也要1～1.5元一片，而婴儿时期的宝宝几乎每天都要用5～7片。”
除了奶粉和纸尿裤，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也很多。“尤其是生第一个孩子时，第一次当爸妈总想给予她更好的，把孩子看得跟宝贝儿似的娇贵，舍不得给她用低档的。”大女儿1岁多时，沈璐还给孩子报了早教班。“每周上一节课，每节45分钟，60节课总共花了1.5万元。平均下来，一个月下来也是1000多块。”
到了小儿子，穿着用度和玩具开支则大幅“缩水”。沈璐把女儿小时候的物品重新拿出来，也搜罗了不少亲戚家的闲置用品，以达到节省养育成本的目的。“带小儿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像带大女儿那样精心了。”在她看来，养老二可能比养老大時更省钱一些，她开玩笑说：“边际效益递减了，而且男孩子嘛，在吃穿上也没有那么讲究了。”早教班她也不准备再给小儿子报了，“感觉效果不大”。
但毕竟是多养了一个孩子，经济压力仍然存在。“只养一个娃的时候，在钱上没什么感觉，就是少买几件衣服的事儿。但有了小儿子之后，花费几乎都翻倍了，明显感觉花钱跟流水似的。”这些育儿花销在沈璐眼里，就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让她感到甜蜜而沉重。
两个孩子未来的教育成本，则不像吃穿用度那样可以“将就”。沈璐的大女儿今年已经上幼儿园了，就在小区里的私立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是3500元。“当时觉得很贵，毕竟公立幼儿园才600多元，但公立的太难进了，没有关系基本没可能。”事实上在北京，幼儿园的收费差距巨大。沈璐家隔壁是一处高档社区，楼下就是伊顿国际幼儿园，她特地去打听过，每个月学费1万元，这让沈璐直咋舌：“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当年上大学的学费也才一年1万元啊。”
沈璐的一位朋友把孩子送到了隔壁的国际幼儿园，想让孩子从幼儿园起就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朋友回来后直跟小区的妈妈们感慨：跟人家真不是一个世界的——“比如说过了一个小长假，孩子们回来凑在一块儿聊天，有说去美国玩的，有说去日本玩的。人家可能出趟国就跟咱们去趟京郊一样，不能比。”
沈璐不想过多攀比，但她也感到焦虑。从去年开始，她根据女儿的兴趣报了舞蹈班，还准备在女儿5岁时开始报英语班和钢琴班。“现在报个特长班，一年下来随随便便都要1万块。”沈璐最初的想法是什么都不让孩子学，顺其自然，开心快乐就好。但当她发现，身边的孩子们竟然都能熟练掌握英语和其他特长时，沈璐才意识到，如今这个时代对孩子的要求不一样了——“如果你不学，就跟不上。”
眼下儿子还小，这些教育花销暂时还不涉及，但长大后却也同样省不了，将全部由家庭来负担。沈璐心里颇多无奈，却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她只能开玩笑安慰自己：“幸亏不是两个儿子，不然还得准备两套房！”
人力成本：爱的“捆绑”
在沈璐看来，与经济盘算相比，生不生二胎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家里老人能不能帮你带孩子。沈璐算是结婚生子早的，自己的父母今年也还不满60岁，身体都挺不错。有了外孙女之后，老人便催着再生个外孙。“父母总说趁着他们还年轻，带得动孩子，让我赶紧生二胎。”甚至可以说，沈璐的二胎意愿也是被老人们“催”出来的——“有父母帮忙带孩子，才真正解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对老人养育能力的再利用，是很多中国二孩家庭面临的真实处境。沈璐甚至直言：“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那二胎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事。”可她的公公婆婆对于生二胎的态度就比较微妙了。“公婆会委婉地劝说我们再考虑考虑，生二胎对经济压力、对生活品质的影响太大了。”沈璐也能理解老人的为难，对他们来说，再带一个孩子真的很难。“公婆年纪更大一些，精力和体力上确实有限，带一个孩子已经很累，小时候要时时刻刻抱着，长大了更要守着别磕着碰着。对于年长女性来说，弯腰、跪蹲实在吃力。”
更劳心的是精神压力，生怕带孙儿出了差错，没法儿跟儿女交代。“老人们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却为了帮儿女带孩子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沈璐的婆婆特别热爱文艺活动，但自从帮她带孩子之后，便再也没有出去跳过舞。沈璐很感念婆婆的付出，每逢周末便自己和丈夫带孩子，或带去娘家，尽量多给公婆放放假喘口气。而等到沈璐的父亲今年60岁退休后，双方老人能轮换着带孩子，压力也会小一些。
生二胎的决定最终还是获得了双方老人的帮衬，沈璐无疑是幸运的。她居住的小区里有不少高学历的全职妈妈，因为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又不放心把孩子丢给保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在家照顾孩子。
而有了二胎之后，沈璐明显感到，家里人手更紧张了。养育二孩，除了直接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经济成本，在人力成本的付出上更是加倍的。在沈璐怀二胎期间，就遭遇过一次特殊情况：自己的母亲和公公都生病住院了，那段时间家里人人手忙脚乱。可也正是这次“危机”，让沈璐更加坚定了生二胎的决心：独生子女长大后面临的是四个老人，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帮把手，那必定是分身乏术筋疲力尽。她不忍心女儿或儿子长大后，陷入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
即便有老人的帮衬，沈璐自己也要投入加倍的时间精力在养育二孩上，孩子的心理感受和教育问题不可能全部丢给老人。“大女儿的心理变化非常明显，可能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她曾经说过不想要弟弟妹妹。”在沈璐怀二胎期间，她跟女儿沟通，如果不想要弟弟妹妹，那等小宝宝出生后就送给别人。女儿一听就哭了。从那以后，女儿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等弟弟出生后，现在还能帮着沈璐照顾弟弟。沈璐在宽慰之余，也会更注意照顾孩子的心理需求。
除此之外，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隔代养育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孩子交给老人来带，基本上管不了孩子的教育和学习，只能任由孩子在家里看电视。”沈璐也很无奈，老人能帮忙带孩子，已经很感激了，也不好再去过多干涉老人的教育方式。更让她发愁的是，等到孩子上小學了怎么办？“小学下午3点半就放学，比幼儿园5点放学还早得多，老人能帮忙接送孩子，可没法帮孩子辅导作业。”小区里一些妈妈便将孩子交给托管班，每到小学放学时，托管班的老师就举着一面小旗来接孩子，队伍浩浩荡荡。可至于实际辅导效果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沈璐只能抓紧每天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与孩子多一些亲力亲为的陪伴。现在每天晚上，沈璐都是“一拖二”，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她争取每天早上7点半能亲自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照顾好小儿子的吃喝，再赶去上班。晚上7点多下班回到家，公婆已经帮她带了一天孩子也很累了，一进家门照顾孩子的事就自然交接到了沈璐手上。
“但现在哪有不加班的单位，请假往往也很难。有时候晚上9点加完班回到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又早早走了，孩子们还在睡着。”长此以往，沈璐想到了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可沈璐的母亲却很生气。“她觉得孙女都上幼儿园了，你都快熬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辞职？”沈璐理解母亲的愤怒，“在老辈人看来，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高学历女儿，不是为了让你回家当家庭妇女的。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可以交给别人去带了。”但在沈璐看来，孩子的成长就那么几年，父母给孩子的陪伴很重要。“如果总是错过孩子成长的瞬间，在外拼命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机会成本：职场妈妈的“隐形门槛”
刚刚开放二孩时，林曼殊的领导就半开玩笑地问过她：有没有生二胎的想法？林曼殊不动声色地敷衍带过，她心里明白，这极有可能是一种试探。
事实上，在生二胎之前她心里也一直在纠结，最重要的考量就是面临的职场压力。“怀胎十月，在工作上很难像平时那样拼，生完回来，更要比别人加倍努力才可能追上耽误的时间。”更何况，孩子越多耗费的精力自然越多，势必影响领导对女性工作投入程度的判断。“要工作发展，还是养育二孩，这对我来说似乎是道单选题。”但越来越多像林曼殊一样的职场女性，却努力在夹缝中搏出一个双选。
在深圳这座城市里生活，林曼殊压力非常大。背着住房和养育的沉重压力，她不敢在工作上有任何偷懒懈怠或退步，仿佛穿上了永不止息的红舞鞋。“每天一睁开眼，脑子里就蹦出来几个数字：每个月房贷1.8万元，车贷6000元，夫妻每月收入4万元，还要负担孩子的养育费、父母的生活费，已经是逼近负资产的状态了。”林曼殊很清楚，如果自己失去这份工作，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远远无法承受一家人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和养育成本。
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并没有因为生育而影响工作，林曼殊也会比别人更努力，花更多精力去弥补。她生第一个孩子时，还没有开放二孩。按照公司规定，除了128天的产假，还可以休45天的独生子女假，但林曼殊没有申请，而是休完产假就马上回来上班。“总有很多事在追着你。”身不由己的她，也不敢再休更长的假了。
放开二孩后，林曼殊心下纠结，她深知二胎对工作晋升的阻力，又实在心疼孩子的未来。“如果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他以后在这个城市里将多么孤单无助啊。”更何况，林曼殊相信，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长大的孩子，对性格的健康成长更有利。咬咬牙生下二胎后，多亏了有父母公婆帮她照顾孩子，林曼殊又飞快地扑回工作之中。此时此刻，有了两个孩子的她压力更大了，只想在工作上更努力，有更多上升空间。在职场中锻炼出来的她，总是怀有危机意识：“公司不可能去等你的，总有另一个人能替代你。”
哺乳期里林曼殊白天上班，夜里带娃，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体力严重透支。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是天生的，尤其是在夜晚闹觉时，必须林曼殊来抱着哄孩子，其他任何人都帮不上忙。“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一抱就是一个小时还哄不睡孩子，那时候真是绝望啊。”而白天的工作是照常的，没有任何时间让她去补觉或休息。“必须像平常人一样努力工作，真是非常非常累。”
职场妈妈的心酸还不止于此，为了孩子的口粮，她成了“背奶妈妈”。每天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存奶，而公司里也没有专门的哺乳空间，只能躲在空气并不好的卫生间里。由于工作压力大，林曼殊的奶水并不多，但她仍然坚持每天“背奶”回家，孩子能多喝一口是一口，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努力和坚持。事实上，公司也规定哺乳期的女员工每天有1小时的哺乳假，但林曼殊却没怎么休过，工作中诸事缠身，没办法提前离场。
可话说回来，即便哺乳假或育儿假期延长，林曼殊也不敢休——假期越长，可能机会就越少了。“这也是职场上隐形的机会成本，如果赶上公司要用人，不可能因为你是二胎妈妈而等你休假回来。”林曼殊总是反复强调，“企业不会去等你的，如果错过了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何时了。”
林曼殊的一位女同事就因为怀二胎，职场生涯造遭遇沉重打击。“她是刚刚休完产假不久，不到4个月内又不小心怀上了二胎。这也就意味着，她在连续的两三年里，都无法适应工作的强度，甚至她的工作可能都要交给别人帮她完成。这在领导心里，就会大打折扣。”年底时，这位女同事也因为业绩不佳而遭到了降级处理。同样身为二胎妈妈，林曼殊有种唇亡齿寒的唏嘘之感：“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如果你不行，别人就要上。”
因此当领导询问林曼殊，公司有个为期20天的出国考察项目，她愿不愿意去时，林曼殊便毅然决然地应允了。尽管此时，她的孩子才只有7个月大，尚处于哺乳期。林曼殊的工作是设计师，如果不出差，没有对现场的观察和理解，她将错失在项目中的话语权。出差的当天，她把吸奶器也塞进了行李箱，见缝插针地在赶飞机赶会议的间隙里，为孩子挤出口粮。后来跟领导聊天时，她才知道，如果当时她表露出一丝犹豫，将直接在这次项目中被排除。而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回国后身体就自动断奶了。
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林曼殊更加努力地在工作与养育之间寻找平衡。“每天晚上到家就8点多了，便想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来弥补孩子们。陪他们讲故事，看绘本，哄入睡。”现在的林曼殊除了工作和孩子之外，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连和朋友聚会都成了一种奢侈。她偶尔也想过辞职，但在沉重的经济负担面前，这显然只是个幻想，她只能逼着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她内心深处，也不愿成为全职主妇，失去独立的基础。“但在职场和养育之间找平衡，怎么就这么难呢？”她常常如此慨叹。
他山之石：如何共担养育成本？
对于中国的二孩妈妈们来说，无论是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还是工作中的机会成本，“幼有所养”的全部压力只能由每一个家庭独自承受。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中国的二孩妈妈们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妈妈独有的养育困境，欧美的妈妈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相似的养育之惑。
在传统社会中，儿童被视为私人物品，对儿童的养育成本也被当作家庭和父母的责任。代表公权力的政府，只有在家庭失灵或父母缺位时才谨慎介入。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來，越来越多的青年夫妇开始拒绝承担“抚幼”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由此，养育成本的分担问题，才逐渐引起诸多欧美国家的关注：既然儿童养育的成果是由全社会分享，那么儿童养育的成本也应该由全社会集体分担；既然父母劳动是公共服务，育儿的薪酬也应该由国家提供；由全社会共同照顾儿童，未来儿童才可能照顾全社会需要照顾的人。
将儿童从私人物品视为准公共物品，也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对儿童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实际上，儿童的养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儿童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支出；间接成本，则是父母为抚养孩子导致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收入减少等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在西方福利国家中，上述养育成本的分担已经制度化，由政府、市场和家庭来共同支撑。
以素有“儿童天堂”之称的北欧福利国家代表瑞典为例，更是为儿童、母亲乃至整个家庭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有针对所有家庭的“经济支持”：如产前产后保健及免费分娩，产前180～270天的生育津贴，名目繁多的各种产假津贴、儿童津贴、父母津贴和免费医疗。还有优厚的假期福利：长达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期，为欧洲各国之最，其中60天是父亲的配额，不能转让给母亲，以此来强制男性参与抚育幼儿。而当父母平等使用育儿假时，还将获得“性别平等奖励”。除此之外，瑞典还设有最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为所有1～6岁的儿童提供高品质的托育和学龄前教育，唯一条件就是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工作，或失业父母参加再就业培训。
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面临着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瑞典家庭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促进性别平等和推动充分就业。这些津贴、托育和假期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女性对家庭的依赖，保证了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兼顾育儿，也给了女性最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样的家庭政策使得瑞典在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9，15～64岁母亲的就业率则高达83.1%，与此同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同时期平均值只有66.8%。
作为欧洲第一个经历生育率下降的国家，法国也是最早推动共担儿童养育成本的国家之一。国家为家庭提供了丰厚的现金津贴，从1976年就开始惠及大部分法国家庭。它们弥补了法国家庭养育子女所需的成本，也为就业女性提供了从市场购买所需照顾服务的可能。事实上，经济支持政策也越来越成为国家与家庭共担养育成本的一种普遍政策工具。
对于许多女性面临的工作-养育平衡困境，法国还提供了多样化的儿童保育模式，让不同工作时间、不同工作性质的母亲有更多的选择。比如由政府颁发执照、在家帮助母亲照顾儿童的“母亲的助手”；和最多同时照顾4位幼儿的“育婴保姆”；还有建立在条件恶劣的街区，为满足不同工作时间表的家长应对紧急情况下育儿需求的“城市希望”托儿所等诸多形式。政府还出台了多种政策鼓励多样化的儿童保育模式，并给予相应补贴。根据2013年的数据，法国0～2岁的幼儿入托率为49.7%，3～5岁的儿童入园率为99.6%，在OECD国家中处于前沿。
除此之外，法国还鼓励雇主创造对家有幼儿雇员友好的工作场所，认为帮助员工实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也会带来企业效益。自2008年起，法国开始实施“观察企业中身为父母的雇员状况”的年度调查，到2012年已经有将近400家企业签署了对父母雇员友好的章程。这些企业承诺为雇员，特别是女性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每天不到4小时的最低工作时间，允许雇员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并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法国通过推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来强化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这些家庭政策的实施，使法国保持了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为2.0。
尽管瑞典和法国对养育成本的分担路径不尽相同，但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却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相似之处，且各具特色。瑞典育儿假中的“父亲配额”重在推动父亲参与育儿活动，而法国多样化的儿童保育模式和企业创造的对家庭友好环境，则有利于女性实现工作和养育的平衡。这些政策工具都分担了儿童“养”和“育”的不同成本，回应了父母和儿童的不同需求。这对于仍然由家庭独自承担养育成本的中国家庭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瑞典和法国家庭政策的启示》，马春华；《重构国家和青年家庭之间的契约：儿童养育责任的集体分担》，马春华；《家庭问题与政府责任》，唐灿、张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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