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迟来的婴儿潮 还能“喷”几年?

 
这次迟来的婴儿潮 还能“喷”几年?
2017-05-23 08:53:46 /故事大全

邢海洋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出生人口数似乎“冻结”了,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时隔30年后,“85后”婴儿潮并未带来预期中的“10后”婴儿潮。

2000万,太过乐观?

今年大年初一,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出生的十姐妹登上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的舞台,让观者突然有种难言的幽默感:曾经嘲讽“超生游击队”的央视画风陡转。

中国踏入劳动力红利拐点的确切年份是2012年,按官方数字,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人口数量首次下降。这一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9.2%,此前一年,勞动力人口比例也首次下降了。中国经济失去了高速发展动力,这一年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是放弃“保8”。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出生人口数似乎“冻结”了,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本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新中国人口出生的第三次高峰期,20~30年后,也就是2010年后人口出生应再形成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小高潮,可惜,只有当“单独二孩”和“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数量才有些许的上翘。2014年出生了1687万婴儿,2015年又减少了32万,为1655万。只是到了“二孩政策”全面落地的2016年,按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新出生人口一举达到1786万。

2015年是全国性“单独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人口尚不能增长,也只有“全面二孩”才有所见效。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后实施的,“80后”和“90后”还有充裕的时间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可“70后”多子多福大家庭中长大的父母不能等了,于是“全面二孩”的第一年婴儿“井喷”了。

这次迟来的婴儿潮还能“喷”几年?放开“二孩”时,人口学专家普遍预计2016年新生人口就能达到2000万,结果并未如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预测,“70后”的妈妈们会抓紧时间生育,政策放开后新增的新生儿,估计会在300万到800万之间,但800万以上可能性很小。他预计2017年新生人口将达峰值,中值约为2200万。

自1991年以来,中国还从未在一年中出生如此多的人口。可问题是,2200万仅是预测值,“70后”在与自己的身体机能赛跑,比赛刚开始就要结束。再过4年,1987年这个距今最近的出生人口峰值年里出生的女婴们,即将步入高龄产妇的队列。那一年出生人口2500余万,并在15年间以每年减少60万的速度滑向1600万。其实,这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女性大部分都跨过了25岁的生育峰值年龄,能够提供给未来人口繁荣的动力已经不充足了。

这个合家团聚,城市里父母催婚、乡村里光棍如饥似渴地相亲的春节,全国人民似乎都领悟到了央视的一片苦心。连云南镇雄对已生育四孩男子的结扎也演变成了万民瞩目的事件。那期待中的第2200万个婴儿会来吗?这个悬念或许要等到年底才能揭开。

陡增的退休人口

父母们心怀喜悦期盼中的婴儿,刚一出世就被赋予了劳动力或“养儿防老”的使命,现代人或耻于言之。可当我们面对着新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统计,还是不由得心情沉重。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1959年,出生人口由1958年的1700万骤减到1300万,1961年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绝无仅有的1100万人。可凡事都有别样的解读,时至今日,1959年出生的男性刚好将于两年后的2019年退休,该阶段出生的女性已经于2014年开始退休了。对于捉襟见肘的东三省和西部地区的养老金体系,这无疑给了管理者稍事喘息的时机。

留给社保体系的美好时光倏忽即逝。三年困难时期后生机恢复,新生儿迎来了“大跃进”,1962年出生人口2100万,1963年2800万,历史上第二高度。这波持续到“文革”后期的婴儿潮是新中国成立后三次婴儿潮中持续时间最长、出生人口最多的一次。对于日益吃紧的养老金体系,不幸的是2017年对应的刚好是1962年出生女婴的退休年,2022年对应的则是男婴的退休年。这意味着今年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口将比去年多出500万。

前几年,中国每年新领取养老金人口约为600万,若以此推断,全体老年人口中约30%~40%为离退休人员,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新增领取养老金人数将以每年100万到200万的数量增加。

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延迟退休都是最热门的民生话题之一。

“十三五”规划建议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按照人社部的计划,2017年或将出台延迟退休方案,而2022年将正式实施延迟退休。2022年,向前倒推55年和60年,意味着1967年出生的女性和1962年出生的男性都不会涉及。当然,其后大部分“婴儿潮”出生的民众都将延迟退休。不过,因为采取的是渐进式方案,退休年龄彻底到位后,将是“70后”和“80后”65岁退休了。

自三年困难时期结束的1962年,到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1980年,中国约有4亿多婴儿出生。这笔巨大的人口财富成为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可很快,这笔红利的支付期即将到来。

实施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历史久远而自我强化、自我巩固,我们似乎已经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机。推迟退休年龄也因牵涉面广而拖延,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421”家庭将全面转化为全民层面的“421”养老结构,给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压上更多的养老负担。

“二孩”占一半又如何

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可卫计委给出的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新生儿数为1846万,而统计局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为1786万。三个权威机构给出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数字,令人云里雾里。

人口钟的数字比2015年的1655万还要少,给人二孩政策根本抵消不了居民低生育意愿的直观感受。或许是与上级部门的最终数字存在巨大差异的“尴尬”,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拿掉了官网上的人口时钟。其实,即使按照统计局给出的1786万以及卫计委的1846万,二孩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趋势也未现逆转,劳动力人口面临的滑坡仍不可避免。

二孩政策实行后,全国妇联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这意味着根据现行政策,在无人违规的前提下,中国的人口更替率将低于1.6,达不到维持人口平衡的2.1水平。

不过,根据卫计委的孩次结构统计,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中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4、2015年提升幅度就比較明显了,2014年二孩占比升至38%,2015年进一步升至42%,到了2016年,二孩及以上婴儿占新生儿比重超过了45%,显示的是出生的二孩数量迅速逼近一孩。

妇联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反映夫妇们现实生活中的抉择,或许是,但也可能是另一个解释,即很多有子女家庭在政策开闸后抓紧生育。而头生父母们却仍按照既定的速度生育子女,这个人类世代更替的步伐甚至在一步步放缓。

在“单独二孩”开始实行的阶段,2015年二孩比2013年增加141万,可同期一孩却减少170万。几乎是每年,育龄妇女,即15岁到49岁之间的妇女数量却是以每年500万左右的速度在下降。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南京生育头胎的平均年龄为29岁,江苏生育头胎的平均年龄为26~27岁,而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生育头胎的平均年龄已经是30岁了。30岁的初产年龄已经和严重少子化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不遑多让。

“两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有9000万,但综合各种因素只有28%有生育意愿,且这部分生育势能将在2016~2030年间不断释放,预计其间出生人口会在1700万~1900万波动。

当中国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后,上一波婴儿潮,即计划生育的后婴儿潮,也可称之为“85后”婴儿潮带给现在的婴儿“红利”已经在28年后,也就是1987年的28年后,即2015年理应达峰值。如果说因为生肖羊的缘故峰值延后了一年,那么2016年则是峰值年。并且,普遍预计,被计生压抑的二孩在5年内将获得完全释放。按照多年来的生育统计,卫计委或太过乐观了。实际上,2022年,卫计委预计的1700万~1900万的理想数字就有可能被残酷的现实粉碎。

低生育率之谜

2012年中国经济告别了高增长,进入了“L”型的新常态。劳动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影响不言而喻。作为控制人口的政府机构,卫计委对人口未来的走势一向乐观,可实际上却经常与统计局调研出的真实数字相左。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一位育龄妇女整个生育周期只生产1.1811个孩子。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的人口严峻事实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向,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开始了“双独”二孩的试点。那次普查,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0.88210,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3665。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生育0.88个孩子,下一代人口规模以44%的速率指数级衰减。

上海有200万个“双独”家庭,卫计委曾预计,40%~50%的双独家庭有生二孩意愿,但5年之后,只收到1.5万个申请。事实上,上海“单独”二孩的申请也远低于预期。紧随其后,全国性“单独”二孩放开,可政策执行的“黄金期”,2015年出生人口反而下降了。

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俗称“小普查”。这次普查恰逢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之时,人口专家充满期待。2015年,约567万名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接受了抽查,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55%。这些育龄妇女一年中共生育了17.5万个婴儿,经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低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计生政策带来的“421”家庭结构在统计上第一次如此贴切地得到印证,每一代中国人人口减半的残酷现实摆在面前。此前,卫计委一向乐观地宣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

放开二孩能否扭转低生育率陷阱?从不为政策抑制的一孩生育率或为最好的预测指标,毕竟经历了政策调整的“红利”期后,一切将恢复常态。根据抽查结果,2015年一孩生育率仅为0.556,比日本东京的一孩生育率0.61还低。在生孩子有着多重扶持政策的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政策刺激尚且不能改变人口颓势,何况我们这里仅仅是放开二孩,三孩仍是违法的。

在全国喜庆二孩潮的欢乐氛围中,来自辽宁的一个不协调的声音似乎在提醒着我们,逆转人口雪崩式滑坡还不能全靠育龄父母们的努力。去年10月,辽宁卫计委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超生拟收5~10倍社会抚养费,不约而同地,舆论转向了辽宁省的出生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上。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倒数前五名的分别是北京0.70670、上海0.73665、辽宁0.74090、黑龙江0.75140、吉林0.76000。东三省是除北京和上海外最无生育意愿的地区。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东北经济日渐萧条,百万东北人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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