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婷
北京城区内最大的自发聚居的艺术区——黑桥即将拆迁，又一个当代艺术“异托邦”将成为历史，背后是文创产业介入和北京高涨的房价现实。
进黑桥村的路很少通畅。沿京密路往东北五环方向，大山子桥是必经之地，那是全北京城最堵的几个地段之一，赶上早晚高峰，四方车辆呈麻花状拧在一起，自行车和电动车如走迷宫般溜缝儿穿行，打开高德地图，箭头所指的方向一片黑紫色。
挤过大山子，望京的繁闹就被甩在了身后。右转是著名的“798”艺术区，再往前走是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零星分布的草场地。黑桥在它们身后。绕过中国电影博物馆，压过铁轨，就到了黑桥村口。我频繁出入的那几天，村口一片狼藉，搬家车和皮卡车进进出出，工人们站在车上，守着各种封在木箱子里的画框和包裹得奇形怪状的雕塑。
艺术家马东利在位于北京崔各庄黑桥村二道八号院的工作室内
村里租住的艺术家正在陆续离开黑桥。去年年底，他们收到消息，黑桥要整体规划，村里的艺术家被要求在2017年3～4月份彻底搬走。
2月底，我第一次去了搬迁中的黑桥，在二道八号艺术区见到马东利。两年前我到过他的工作室，100多平方米，一层工作、会客，二层睡觉，标准的艺术家工作室配置。
他刚从老家陕西绥德回来，手机闪个不停，群消息一条条涌进来。二道八号艺术区有个500人微信群。最近，群里来了很多陌生人，有搬家的、做运输的、作品打包的，小到要买个螺丝、铆钉，只要在群里吼一声，总有人跳出来解决问题。
“得到黑桥要搬家的消息，他们就都进群了，消息特别灵通。”马东利说。去年11月，二道八号院的艺术家也是在微信群里得到了消息——2017年3月底，住在A到F区、二道八号院、光华艺术区和金风艺术区的所有艺术家都要搬迁完毕，黑桥艺术区将成为历史。“第一反应就是找工作室。”马东利和十几个艺术家朋友搭伙，骑着摩托车，赶到有厂房、价钱相对便宜的顺义去撒网式找。
“黑桥拆迁，最急的还是年轻艺术家。”不算年轻的艺术家钟飚坐在位于李桥的新工作室里对我说，“很难再找到黑桥这样价格低，地理位置又好的工作室了，年轻艺术家的负担很大。”
黑桥艺术区最早的房东之一保旭東
相较于年轻人的措手不及，黑桥当年最早的入驻者钟飚早就另觅安顿之所。他消息灵通，很早就得到了拆迁情报，并当机立断割舍下黑桥这1000多平方米的“豪宅”和花园，搬去了位于顺义的李桥。
“从2009年开始，黑桥要拆迁的传闻就没停过，但这次是真的要拆了。中交集团介入，按照规划，整个环铁之内都将是湿地公园和文创产业。”钟飚说，黑桥的拆迁和之前索家村、奶子房等艺术区的拆迁不一样，这次不是针对艺术家，而是整片区域，“大局势不可逆，只能接受”。
艺术家口中的“大局势”是央企的介入和北京高涨的房价。黑桥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紧邻东北五环，到艺术活动活跃的草场地仅4公里，离“798”五六公里，距望京的中心丽都商圈也只有6公里。离村口不远的一个别墅楼盘，均价已逼近10万元/平方米，比这离五环更远的小区楼盘的售价也已超过4万元/平方米。
一条绕黑桥而建的环形铁路让这里侥幸成了多年以来的房地产价格洼地。这条长8.5公里的环形铁路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的综合性铁路试验基地，“和谐号”动车组就曾在这里试验，并投入使用。因为这道屏障的存在，环铁内的9000亩土地并未大面积开发，黑桥和位于环铁区域的其他村子依然是城乡结合部的模样。
艺术家吴迪在自己位于黑桥村F区的工作室里
经过2008年之前艺术市场的高热，北京市内各个艺术区的房租都大幅度提升，连离黑桥最近的环铁艺术区房租都一度涨到了每天每平方米两元钱。年轻艺术家和美院毕业生被黑桥低廉的房租和临近“798”、草场地的地理位置吸引，纷纷入驻。这片暂时被城市建设遗忘的村子成了很多人艺术家生涯的起点。
“艺术家们在这里，房租每天每平方米不到一块钱，再看看周围的房价。”钟飚带我们去参观他已经搬光了家当的工作室。他在黑桥住了11年，房租从每平方米两毛八涨到八毛五，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
我们穿过村里的一片片棚户区，在日落前赶到了他位于黑桥A区的工作室。大部分东西都搬走了，近千平方米的屋子里堆着搬家时留下的垃圾，从那些散落的酒瓶、装饰画和椅子里还依稀能看到这座房子曾经的热闹。“用了8辆搬家公司的大车，当年钟老师从重庆来北京时，可只有一辆车的东西。”为钟飚打理工作室的助手小吴感慨。
艺术家、曾经的蓝房子酒吧股东之一翟倞
“看，望京SOHO。”同来的艺术家吴迪招呼大家。我们转身望去，略过近在眼前的垃圾和小平房，扎哈·哈迪德的著名建筑就在不远处的余晖里。
按钟飚和A区房东保旭东的回忆，钟飚、朱彤、杨冕和来自台湾地区的艺术家洪东禄是最早的“黑桥客”。
保旭东从小在黑桥村长大，记忆中村里就没太种过地。“八几年的时候种过两年，露天的，后来不知怎么的，种不成了。”再后来，村里盖起了大棚，种西红柿，“好吃，全北京城出名”。
1996年，保旭东就离开了黑桥村，去城里赚钱。“我是北京最早的黑车司机。”他为外企干活，帮公司接送大客户，老板是美国人。“一年干好了，能赚10万块钱。”但好日子没几天，公司CEO换成了中国人，“抠门，不赚钱了”。车不開了，他转去帮朋友做消防工程，一直干到了2002年。
保旭东说，活了小半辈子，从没想过这辈子会和艺术沾上关系，如今却和好些艺术家成了酒肉朋友，“都是赶巧了”。
2000年之后，黑桥村里开始有人建仓库，房子盖好后租给物流公司或企业，靠收房租赚钱。保旭东看到了商机。2003年，他扔下城里的小生意回到黑桥，租下2000平方米地，开始建仓库。“那时没钱，东拼西凑，前前后后投入了100多万元，两年才把房子盖起来。”
仓库建好了，正准备招租，恰好又遇到了以前做消防时认识的朋友潘修龙。“那会儿人家已经是紫禁轩画廊的老板。他和我说：‘你先别着急租，我给你找艺术家，你把库房租给他们当工作室。”保旭东将信将疑，“艺术家租库房，靠不靠谱啊？”
艺术家钟飙正准备离开位于黑桥的工作室
没过多久，潘修龙还真介绍了艺术家来看房子。当时，钟飚已经有些名气，在朋友的怂恿下，决定从重庆搬到北京发展。来黑桥之前，他和杨冕等人组团看了很多地方，不是距离远就是价格贵。
“黑桥却是一眼就相中了。2005年，房租两毛八1平方米，离‘798和望京只有几公里，这位置，这价钱，环境再差都无所谓。”看房当天，钟飚、朱彤、杨冕和洪东禄就瓜分了这2000平方米仓库。房子前有片空地，原本是留做装货、卸货的，他们也打算利用起来，做成个有山有水的小院子。
早期搬进来的艺术家都对当年黑桥村的脏乱破败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这些民房，对面就是一片苗圃。”钟飚站在工作室门口指给我看，“这地方（脚下）有个大沟，是我们租下工作室后来才填上的。”
另一位很早搬进黑桥的艺术家彭禹也抱怨，“纯粹的农村，要买盒烟必须开车3公里，到村口的小超市”。彭禹和同为艺术家的丈夫孙原，原本有个工作室在“798”院里，地方小，干不了糙活，他们就看中了黑桥，租下1000平方米地方，大作品在黑桥做，工人和助理也可以住在工作室里。
2005年前后，中国艺术家对于工作室的高需求是空前的，北京尤其供不应求。黑桥尽管环境糟糕，还是靠着低廉的房租以及它邻近“798”艺术区、中央美术学院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艺术家。
“2005年，国内的当代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岂止是繁荣，简直就是疯狂。北京是画廊和藏家最多的地方，从那时起，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当代艺术家就开始往北京扎堆，大家又都赚了钱，都希望租个大工作室。”从2006年开始，策展人杜曦云就经常出入黑桥村，他见证了黑桥艺术区的整个发展历程。
艺术市场的大跃进带动了黑桥艺术区的大跃进。艺术家们一个介绍一个，排着队来黑桥找工作室。
保旭东觉得有利可图，很快就张罗着向村里租地，再建新的艺术区。
B区刚建起来，整个院子就被四川美院来的艺术家们一间不剩地租走了。“到了盖C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向艺术家收定金了。”保旭东说。他当时就拿着图纸给艺术家看，要多大地方、要哪一间，大家随便选，选中了交1万块钱定金，建好了就直接入住。“有些等不及的租了其他的工作室，1万块钱也没人管我要，那时候大家都有钱。”保旭东回忆。
“2006年下半年的艺术市场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我做画框一个月能做出40万元的活，大概几千平方米的面积。运画的包装箱必须做成空的，因为画还没干就被运走了，要在箱子里留出空隙，以免碰坏了作品。”一直帮钟飙打理工作室的小吴说。2006年3月，他被另一位艺术家杨冕召唤，从四川来了北京。到北京后，他一面帮A区的4位艺术家打理工作室，一面做着老本行——为艺术家做画框和帮忙布展。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那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聚集到圆明园和东村是寻找精神与生活的安放之所，是‘刚需，那2005年之后，最早入驻的这批艺术家聚集到黑桥就是在寻找“改善型住房”。
伦敦大学学者莫里·麦肯齐已经对黑桥艺术区做了两年相关研究，他告诉我，工作室大小与艺术家作品的规模直接相关。在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艺术家们从苏荷区的小工作室转移到切尔西的大工作室，很多人都是从那时开始创作大体量作品的。作品越大，价值越高。大作品卖得越好，艺术家对工作室面积的需求就越大，这是一个浅显的扩大再生产的道理。
在当时，中国艺术家显然遵循了这一定律。搬到黑桥之前，钟飚在重庆也有一个工作室，“一个地下室”。“别说年轻艺术家了，在2005年之前，张晓刚的工作室也是在花家地的民房里，100多平方米而已。”钟飚说，艺术市场的突飞猛进，让中国艺术家对工作室的概念都转变了，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年轻艺术家。
借着艺术市场的东风，黑桥艺术区急速扩张，单是后来的二道八号院就占地170亩，十几万平方米。到了2013年，散落在黑桥村主路旁的艺术区总面积已经超过20万平方米，黑桥也成了北京城区内最大的艺术家的自发聚居地。
与艺术市场一样激进的，是2008年前后的房地产市场。房价高涨导致房地产急速扩张，黑桥也在当时的整体规划之列。2009年，艺术区即将拆迁的消息就热闹过一阵子。
没想到的是，2009年之后，中国房地产一度突然降温，黑桥反而安定下来了。安稳并逐渐完善的黑桥成了艺术家的异托邦。越来越多年轻艺术家、美术学院毕业生被黑桥低廉的房租和热闹的氛围吸引。最高峰是2013年，黑桥有超过1000名艺术家入驻。
哲学家福柯曾在著作《词与物》中第一次界定了“异托邦”的概念，它是现实中存在的异质空间，寄托着人们超脱于现实的想象和愿景。某种程度上，黑桥就是艺术家们的“异托邦”。
像所有楼盘一样，每个艺术区都有其自身的定位。如今，“798”艺术区已经被画廊、餐馆和创意小店占领，艺术家们紛纷撤出。草场地是成功艺术家的江湖，离黑桥村不远的环铁艺术区入驻的大多是艺术圈里的中产阶层，而黑桥被认为是年轻艺术家的天堂。
名气大的艺术家并非没有，钟飚、张大力、孙原和彭禹夫妇……这些成功艺术家都是很早就入驻黑桥的。他们的工作室或装饰豪华，或动辄上千平方米，大家偶尔互相走动，但多数时候都关起门来工作和生活。门外的黑桥乌烟瘴气，门内的黑桥有流水、花园和精致的茶海，屋里屋外两个世界。
真正决定黑桥艺术氛围的，是那些后来入驻的年轻艺术家。
“二道八号院起来之后，黑桥就吸引了更多年轻人。”保旭东说，二道八号院的房东野心颇大，他们的艺术区是整个黑桥面积最大的，整体规划也做得很完善，“几乎可以拎包入住”。
在黑桥，马东利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与多数毕业于专业美术学院的黑桥艺术家不同，马东利当年考美院落榜，大学读的是舞台设计专业。刚毕业的那一年，马东利把自己憋在南五环的民居里画画。“姐姐的房子，小区是全新的，院子里还有房子在建，入住率不高，很寂寞，很压抑。”
熬不下去了，他在老师马军的推荐下来了黑桥。“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很快就熟了。”谁的展览开幕了，大家就一起去捧场。遇到展览机会，朋友间也彼此推荐。
“喝别人的酒，参加别人的派对，每天也挺高兴的。”住在B区的艺术家翟倞说，那时候，他乐于参加各种聚会，一来是找乐子，二来是要推销自己，“这是每个年轻艺术家都得经历的过程”。
黑桥的日子有好些事烦心，自来水污染严重，目之所及尽是垃圾，艺术家和村里偶尔还会闹个矛盾。这里没有北京的繁华，却容下了这个城市所有的污浊。即便如此，马东利、翟倞们依然喜欢黑桥。翟倞曾短暂地在上海，“住了一年，在法租界，生活气息很浓，觉得自己终于像个城里人了”。但这样的生活太甜腻了，待久了，翟倞反而想念黑桥的残酷。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这个生活不一定是具体的，它是一种气息。黑桥很真实，很粗鲁，但这种时刻存在的不安全感和矛盾感，反而是我灵感的来源。”翟倞说。
在黑桥三四年了，马东利依然没法靠卖作品支撑日常开销，好在姐姐偶尔可以帮衬。这次因为黑桥拆迁要换工作室，也从姐姐那里借了些钱。马东利说，家里亲戚都觉得他的生活不靠谱，但他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不体面，“只要不是太说不过去，肯定要继续画下去”。
8年前，钟飚在黑桥工作室举办过一场有名的500人参与的“海市蜃楼之夜”大派对，当晚，宾客的汽车从工作室门口排起了长龙，密密麻麻的，一直排到岔路口。艺术家朋友来了，艺术批评家们来了、媒体人来了，收藏家也来了。
2年前我到黑桥采访，曾坐过几次村里的黑车。一位黑车司机也主动和我提起了2009年的这个大派对，“好些人，大概都是腕儿”。
钟飚说，那天朋友们一个带一个，最后来了500多人，其中至少有一半人他没见过。作为主人他展示了自己的新作《海市蜃楼》，高4米、长18米，是那时钟飚最大尺幅的油画。“第二天就要装箱运去美国丹佛美术馆，一展就是四五个月，想着让朋友们来先睹为快。”钟飚把派对变成了新闻发布会和展览开幕式，这个让黑车司机至今印象深刻的派对，也让很多非黑桥的人第一次认识了黑桥艺术区。
成名艺术家有自己的交际方式，年轻人离名利尚有距离，但他们有的是荷尔蒙和大把时间，聚在一起总要折腾出些声响。
在大环境相对稳定的2013年前后，黑桥出现过很多非营利性的由艺术家组织的艺术空间。Action、OFF空间、AIYO、分泌场、“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它们以反画廊甚至反展览的态度出现，一度让黑桥成为京城最活跃的艺术家聚集地。
钟飙位于李桥的新工作室
2013年夏天，策展人崔灿灿在“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里策划了黑桥最出名的艺术项目——“夜走黑桥”。从6月1日凌晨开始，艺术家可以在接下去的60个夜晚进入这个空间自由创作，只要不破坏房屋结构，任何作品都能被接受。除了被邀请的包括艾未未、王庆松、隋建国在内的40位艺术家，“夜走黑桥”还吸引了很多村内村外的艺术家，大家走进这10平方米空间，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夜走黑桥”成了一个艺术事件，很快在媒体和互联网上传播开来，“黑桥艺术家”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出现在公众面前。随后，空间主人蔡东东又把这个10平方米地方改造成一座庙宇，组织了“额滴神啊”艺术项目，黑桥再次受到关注。
也是在这一年，黑桥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酒吧——蓝房子。酒吧是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几个艺术家开的，前期投入5万块钱，在村里，做生意的成本总不会太高。黑桥的川美艺术家很多，在北京，他们保持着蜀地人的生活习惯，喜欢种花种草，喜欢泡吧，喜欢扎堆儿，总是互相提携，彼此照应。
蓝房子很快成了村里的文艺重地。赵波负责经营，翟倞、张伊铭、范赵宁等一众人负责出点子。“放电影，做读书会，大多是和艺术没什么关系的事，偶尔会办办展览。”
刚开始营业时，他们也去过村子里贴广告、发传单，想着和村里的老百姓、农民工互动一下。“但没什么效果，酒吧几乎没有村里人来，互相之间还是隔着。”翟倞说。随着赵波离开北京，蓝房子也陷入了经营困难，2016年关门了。
比蓝房子更早偃旗息鼓的是那些热闹一时的非营利性空间，除了个别还在坚持做展览、办活动的，很多空间都不再运营了。“虽说是非营利性空间，但没有市场介入，没有钱进来，始终是无法持续的。”策展人杜曦云说，他是不太看好黑桥的非营利性空间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是要折腾，但各自有了好的发展后总是很快解体，黑桥的空间大多是年轻艺术家没有展览机会时的自慰和自救，当代艺术向来是以反收藏的方式成为收藏的。”
莫里·麦肯齐研究过几乎所有黑桥的非营利性空间，也采访过近60位艺术家。他觉得，相较于独立空间的学术性，黑桥的艺术空间和艺术项目有着更强的社交属性。张明信在Action空间的项目“五星大饭店”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吃饭，于伯公邀请大家到空间里来做饭、喝伏特加。黄道明将AIYO空间变成了茶室，每天都有艺术家和客人来喝茶聊天。
在黑桥，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艺术家走了，新的艺术家又住进来。有些人的梦碎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梦才刚刚开始。
尽管高峰时入驻了上千名艺术家，但艺术家群体依然是黑桥村的少数派。房东保旭东说，他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的其他人群越聚越多，大多是四川人和安徽人。
“我们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2000多人，但外来人口最高峰时达到7万人。每天早上，环铁那个铁道边都是一队一队的电瓶车，壮观极了。”房东保旭东说。
黑桥村很大，但艺术家的生活半径却很小。主路一侧是艺术家工作室，另一侧是村民和住在村子里的外来人口，两伙人几乎没有交集。“村里人”，这是艺术家们对隔路相望的邻居的称呼。尽管村里人和艺术家彼此疏远，自动隔离，但生活琐事还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外来人口众多，黑桥的麻烦事也不少，一度常常登上社会新闻。垃圾成山、自来水污染、火灾、进村收费……在这些社会新闻里，艺术家终于也成了“村里人”，他们被隐去了名字，成了痛陈事件经过，大倒苦水的钟先生、张先生、王先生……而现在，黑桥拆迁的变故更是将他们变成了同一群体：被迫搬离者。
在《荣荣的东村》里，艺术家荣荣写到过上世纪90年代英国作家和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对东村的描述：“在大都市的阴影下，很多村民靠拾破烂为生。垃圾堆积在小池塘边，污染了塘水，夏天发出有害的臭气。街上的污水直接排入池塘。落寞的狗儿在胖子之间的窄巷中吠叫。人们无目的地张望着，脸上挂着郁闷的空虚深情。”这段20多年前的描述，放在今天的黑桥依然贴切。
采访的最后一天，我和摄影师决定跟着保旭东去村里转一转。我们沿着主路旁的沟渠往村里走，一路上垃圾场、废品站、维修站相邻，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与2014年相比，这条路上的垃圾还少了些，像是治理过的。“哪有什么治理，就是人少了，以前7万人，现在三四万人，按人头算，垃圾也该少了。”保旭东纠正我。
我们从黑桥村最大的那家华联超市旁进村。那是一个与艺术区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规划，没有设计，完全的野蛮生长，却长得和任何一个小县城一模一样。
尽管艺术区的房子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毕竟是规划过的，质量说得过去。村里的违建房更令人担忧，每家每户都把房子拔高了好几层，砖头、木板、铁皮板齐上阵，能多隔出一间是一间。
保旭东也把村里的房子改建成了三层小楼，1000多平方米，隔出了40多间屋子，分租出去。“大部分都是打工的，保洁或者快递、送餐的，每天骑着电动车上班。”保旭东知道，房子都是违建房，但没办法，村里人都见缝插针地改造，自己不参与，就是有钱不赚，吃亏。
各个艺术区的房东大多和村里关系不错，拿地容易，施工容易，验收合格也容易。“中国的农村，还是靠关系维系。只要事情不闹大，就都好解决。拿地、建房、消防设备，这些都是吃顿饭就解决的事，得过且过。”保旭东说。
保旭东在村里和艺术区都是房东，但他对两边人的态度却不太一样。在艺术区，他把自己定义为“服务者”，艺术家有需求就尽量满足需求。他对村里房子的管理要简单粗暴得多，“想租就租，不满意就走。收房子也简单，一句话的事”。
但房东和艺术家成了酒肉朋友，不意味着他们就互相理解了对方在想什么。保旭东说，他几年前计划着为艺术区集中供暖，花费5万多元建了鍋炉，准备按每平方米40块钱向艺术家收费。“但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在工作室过冬，人不在，就拒绝交费，其他人的成本就要升高，时间长了，大家就都有意见了。”最后，这事变成了坏事，集中供暖的想法作罢。保旭东至今想不明白，“楼房里没人住的屋子也要交采暖费，怎么换到艺术区就都有意见了呢？”
如果说消防和供暖还是个别艺术家与村里、与房东之间的争执，那2015年的黑桥停车收费事件就是艺术家与黑桥村矛盾的大爆发，闹上了媒体。
当时，黑桥村里决定在村口设收费点，外来车辆进村收费，每次2元，常住村里的外来车辆每月收费1500元。村里的大妈成了收费规定彪悍的捍卫者。她们站在村口拦下一辆辆汽车，态度强硬，急了就破口大骂，偶尔还会动手。村里的艺术家首先站出来联名抵制收费，拒绝交费，与收费站的村民连连发生冲突，村民也不退让，骂人、恐吓、砸车……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我们就去找村长、村支书、派出所所长谈。”在几次黑桥的冲突事件中，孙原和彭禹夫妇都是代表艺术家一方的协商者。谈的不仅是停车收费，还有城市、农村改革。“讲了很多大道理，艺术和艺术家怎么带动农村发展，他们的行为怎么阻碍这种发展之类的。”
黑桥村村口
也许村里一方是听进去了。去年年中，艺术家吴迪给去采访过的我发过一条微信，让我有空再去黑桥看看，说“村里打算整体规划，把这片区域变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区”。
可是随着黑桥拆迁消息的到来，村里规划的艺术区也搁浅了。“更大的力量介入了，村里也无能为力。”一直帮忙张罗艺术区改造的艺术家吴迪也有些失落。
过去10年，住在北京的艺术家们因房价和多变的城市规划而被迫不断流动，从东四环流到东五环，再到眼下马上要搬去的六环外。
“中国的艺术家总是生活在城中村或者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是最不稳定的。”研究他们的莫里·麦肯齐说。
在我采访的所有艺术家中，运气最差的是高孝午。2004年高孝午从厦门搬到北京，2009年入驻黑桥之前，他就已经换过5个工作室，“孙河、索家村、草场地、小店村、奶子房，最后才是黑桥”。其中，索家村的拆迁让他损失最大，是纯粹的暴力拆迁。“前一天下午敲门让我们搬走，第二天就把这块地围起来准备拆迁了，东西都被搬到了院子里，推土机把门墙破坏掉。我一箱胶卷和信件都不见了，很多还没倒模的泥塑也坏掉了。”后来，奶子房的拆迁也断水断电，高孝午差点带着助手们和房东打起来。2009年高孝午被迫无奈搬到了黑桥。当时，大家知道黑桥其实已经在政府的规划之内，看起来也不是久留之地。“没想到，竟待了七八年，已经很知足了。”高孝午说。
去年年底，钟飚、吴迪、杜曦云等艺术家、策展人和黑桥村支书一起吃了顿饭。饭局设在钟飚工作室，大家边喝酒边聊。村支书突然感慨：“如果我们在10年前就能形成这种对话，黑桥艺术区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钟飚和吴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黑桥艺术区存在的这十几年，艺术家和村里从未形成任何形式的对话。村里不知道除了房租之外，艺术家还能带来些什么，艺术家也从未有意识地将各种可能性渗透给村里。“双方从未形成过有效的沟通。”钟飚感慨。
自发形成的艺术区成功留存的案例并非没有。在和艺术家孙原、彭禹的交谈中，他们为我历数了北京几个重要艺术区的开发过程。
当年，圆明园艺术家转投宋庄，栗宪庭与村里合作，共同开发，如今，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宋庄镇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的机遇是土地问题，现在的问题也是土地问题。”彭禹说，黑桥艺术区的大部分用地都是农业用地，“算起来都是违章建筑”。帮钟飚打理工作室的小吴也告诉过我，黑桥拆迁赔偿以2013年的卫星图为准，二道八号院2013年之后建起来的8000平方米房屋很难得到赔偿。而宋庄从一开始就解决了土地性质问题。“尽管解决的方式非常中国，但可以看出，村里与艺术家达成了共识，是有长远规划的。”彭禹说。
彭禹还记得，当年很多艺术家都跑去宋庄买地，栗宪庭也给孙原和彭禹留了一块。“但当时不能盖房子，要3年之后才可以。”彭禹说，中国有很多潜规则，改变土地性质就是其中之一。她眼看着自己那块地从农业用地变成垃圾山，再因为堆了垃圾而不适合用作耕地，因而顺利变成了宅基地。“土地性质变了，盖房子就有合法性了。”当然依然不可以买卖，这才引发了后续宋庄村民与艺术家的矛盾，但这是后话了。
另一个艺术区的成功留存，孙原和彭禹也经历过。2002年，他们从民房搬到“798”工作室。在他们眼里，相较于黑桥，“798”艺术区是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其工业遗存是它能留存下来的重要条件。“德国人的建筑，漂亮、结实，非常现代，符合当代艺术家的审美。这是其他艺术区的厂房、违建房不能比的。”比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经历过规划、建设、规则制定的工人群体比村里居民更具有对话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与‘798管理者的对话要比与黑桥的管理者容易很多。”彭禹说。
杜曦云说，与黑桥纯粹的野蛮生长不同，最早入驻“798”的艺术家黄锐等人积极参与了“798”的规划和建设，早早就与厂房主人——七星集团取得了共同发展的共识。“最早入驻‘798的画廊——东京画廊也是在艺术家的努力下引入的。”杜曦云说，黑桥缺少一个像宋庄的栗宪庭、“798”的黄锐一样的领导者和沟通者，这或许是黑桥艺术家群体与黑桥村从未形成对话的原因所在。
“但即便形成对话，艺术家，尤其是黑桥的年轻艺术家真能从中获利吗？”彭禹和杜曦云都对国内的艺术区规划不抱信心。按照现有的规划，黑桥村和环铁内的大部分区域都将变成绿地和创意文化产业基地，但这“创意”“文化”中有多少和艺术相关是个未知数。
莫里·麦肯齐也发现，在中国，“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与英国不太一样。“当中国政府或地产商討论这些时，他们常常忽视当代艺术。就像如今的‘798，那里的商店和餐馆多于艺术。”
如今，黑桥的艺术家们大多选择到六环外安身，位于顺义区的李桥成了多数人的选择。“再搬怕是要搬出北京，进军河北了。”钟飚开玩笑说。
黑桥村正在闲聊的村民
我曾去李桥参观钟飚位于喷灌艺术区的工作室。与今天的黑桥相比，那里是更纯粹的乡村。艺术区隐藏在距离李桥村三四公里的树林深处，走进黑色大门，整个艺术区都在紧锣密鼓地装修。
“已经有50多位艺术家入驻，我的房子是一期，已经分完了，二期还在建。”帮钟飚打理工作室的小吴成了这次拆迁的受益者，如今，他已经是保旭东的合伙人，两人在离喷灌艺术区3公里的地方盘下了几座厂房，打算继续做艺术区这门生意。
“和黑桥一样，都是赌博的生意。艺术区建起来，差不多3年回本，多挺一年就赚一年钱。”保旭东说。
从马东利的新工作室离开后，我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一条视频，视频里，推土机正在他们新的工作室里轰隆隆响，满地的碎石和残垣断壁。十几天后，这里将面目一新，十几个年轻人会让这个旧厂房重新热闹起来。
“漂泊一下也挺好，过得太好就没有灵感了。”马东利宽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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