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说得最多的绝不是他的学术研究，而是旷日持久的关于他遗产的争夺。这既是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也是一个学者家庭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
争产
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京大学之间关于季羡林部分遗产之争仍在继续。3月27日，82岁的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二审再次开庭，此前，原告方季承要求被告方北京大学出示2009年1月13日，向季羡林先生退还捐赠协议时的谈话录音，因北大未能提交，于是法院宣布休庭，这一次北大同样未能提交，于是案件再次被申请延期处理。
这份并未证实的录音资料对季承非常关键。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告诉本刊，2009年1月16日，北大当时的副书记杨河到301医院病房看望季羡林先生，带去了北大关于季先生私人财产的党政联合会议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季羡林存放在北京大学的物品重新征求其意见，捐与不捐由季羡林决定。北大向法院提供了当时的谈话录音，季羡林表示：“书就放在学校……那些藏画只是交北大保管，如何处理需另行研究，不是交北大保管就是捐给北大了。将来决定怎么处理，我们再考虑考虑。”在遗产案的一审过程中，法院认为季羡林所说的“考虑考虑”，只表明其有一定犹豫，但直到逝世，都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协议，因此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季羡林与北大做出的捐赠协议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卞宜民说，实际上在1月13日，杨河曾经来病房把赠予协议退还给季羡林父子，这天的谈话内容更能明确表明北大和季羡林各自的态度，当天，季承看到北大同样是做过录音的，因此希望北大将其公布。
2001年，季羡林与北大签署了《关于季羡林先生向北京大学捐赠个人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的协议书》，这一举动在当时非常轰动，季羡林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季羡林“裸捐”的背后，则是他与家人的分道扬镳。1995年，季羡林与儿子季承断绝了往来，直到13年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才重新和儿子恢复了往来。
在父子重归于好之后，季承拿出季羡林写的字条，内容包括：已向北大捐赠120万元，今后不再向北大捐赠；以前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是委托保管，不是捐赠；委托季承全权处理他的一切事务。据此，他主张北大返还图书馆内保存的季羡林所藏字画共计649件，估价在1亿元以上。对此，北大则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的“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但当时协议中，没有所捐物品的清单和约定的捐赠时间。”卞宜民说，在附件中的14类捐赠品中，字画在第五类，并没有明确写出字画的名目和性质，标的物不明确，交付的时间也不准确，只是笼统地说半年以后，这在法律上只能认定为是“预约”，而不是《合同法》中的“邀约”，不应以《合同法》来对待。另外，季羡林明确表示要撤换掉身边秘书后，北大归还了季先生保存在秘书手中的身份证、工资卡、存折以及两套房子的钥匙。2009年6月，季承与北大交割季羡林位于蓝旗营住所物权时，又发现前任秘书李玉洁私藏的72幅珍贵字画。“北大认定这些字画是季家的私人财产，因为一旦认为属于捐赠部分，这就属于盗窃行为，是北大的失职。”卞宜民说，这些文物清点之后交给了北大图书馆代为保管，但时至今日，这72幅作品与已经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另外577件字画一起，现在都被认定为北大所有。此外季承还提出，季羡林在捐赠时并没有考虑到财产属于季羡林夫妇二人共同所有，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的财产部分应当归还。
父子
1995年初，季羡林发表一篇文章《求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欲说还休的晦涩文章中，季羡林说自己“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书中一位母亲说自己是被儿子遗弃的老婆子。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
在现实中，季羡林正在与自己唯一的儿子和整个家庭决裂。季承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前后，母亲彭德华病重住院许久，春节前，为了能让母亲回家过年，他和保姆从早晨一直收拾到下午4点，而父亲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最后因为一盆花找不到了，父子二人吵了起来。“他生气地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他觉得我们对母亲比对他更好，这让他很不高兴。”季承说。
季羡林当时的秘书李铮劝父子二人和解，季承于是把闷在心里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父亲当时承认，他的确对这个家做得不够。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反悔了。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洗车，他突然跟我说：‘以后你不用来了。’我明白他是要赶我走，从那之后我们就13年再没见过面。”
那时原本就是季家最悲伤的一段日子。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季婉如接连过世，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病重，父子决裂后不久，她也去世了，几年后，季承的姐夫也因病去世，季承和自己当时的妻子早已貌合神离，三个孙辈都在海外，季家因为父子二人反目分崩离析。
“我和我姐姐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季承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赴德交换研究生班时，季承只有三个月大，姐姐季婉如只有两岁。此后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1年后才回到国内，季承和姐姐的童年里完全没有父亲的角色。“我当然跟我母亲更亲近，是她和我的叔祖父、叔祖母把我养大的。”
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没有儿子，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让季羡林到济南生活，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以后让他在农村老家和济南各娶一房媳妇，哪房媳妇生了孩子，就当成是各自的孙辈。季羡林6岁来到济南，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叔父严肃，婶母偏心眼，他的堂妹也很嫉妒他，他不但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遗弃，眼前的生活又十分委屈。季羡林的婶母去世后，叔父续弦娶了新的太太，季羡林对新的婶母也不认可，为了躲避他们的婚礼，他把赴德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躲到北京去了。而这位婶母其实非常善良能干，季羡林回国后才知道，婶母不但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甚至在家境困难的时候，凭着在娘家学过医术的底子当起了郎中，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也帮助家里渡过难关。季承告诉本刊，尽管父亲对叔父婶母心有芥蒂，但在他和姐姐的眼里，两位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尤其是叔祖母，跟他和姐姐感情非常深厚。
季羡林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到北京读大学、工作，平时在周末去北大看父亲季羡林，但相处之中非常生分。“那时我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在中关村，和他离得非常近，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上可以看到他书房的灯光。但我一次都没有单独去找过他，每次和姐姐周末去看他，我们除了谈天下大事，他几乎不问我们个人生活如何，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就是陌生的朋友。”
季承的叔祖父去世后，济南老家只剩下叔祖母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季承姐弟俩很惦记两位长辈，经常私下商量要把她们接到北京来一起生活。“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冷漠态度，让我们很担心，母亲来了，他是否能够接纳。”季承说。季羡林和彭德华是包办婚姻，彭家是叔祖父的邻居，季羡林原本喜欢的是彭家老二的四小姐，但彭家嫌弃季羡林一身土气同时家世平凡，主事的彭家老二只肯把四弟的女儿彭德华嫁给季羡林。彭德华没有文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结婚后没几年，季羡林就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北京，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季承说，他和姐姐曾经向父亲提出，接叔祖母和母亲一同来北京居住，没想到父亲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严词拒绝。“但是他那时在北大一个人住得很苦，一间朝北的屋子，窗户漏风，吹进来很多沙土，他晚上只能蜷着睡觉，是我帮他在窗户上封了胶条才好了一些。50年代的困难时期，我和姐姐下定决心要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如果父亲不同意，就让两位老人和我一起住。”季承把老人接来后，跟他一起住在中科院的宿舍里，后来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解决了两个人的户口问题，学校分给季家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北大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把房子安顿好，还买了一张高级的双人弹簧床，摆好了铺盖，没想到季羡林很不高兴，说自己要睡单人床，不然睡不着觉。没办法，只能把床退掉，换成了单人床，季羡林自己住一个屋，彭德华和她的婆婆住在另一间屋里。“我这才知道，他心里对我母亲有多排斥。他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吵架的人，之前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忍着不说，睡在同一张床上是他无法忍受的最后一步。”
一家团圆之后，季家的生活在外人看起来非常其乐融融。“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经常提议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除了我们家，经常还会叫上同在北京的五舅一家，以及父亲的秘书李铮一家人。每次都是他出钱，我来组织，天坛、八达岭、颐和园，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遍了，各种高级的餐馆，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等也全都吃遍了。”但这种表面的和睦其实非常脆弱，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告诉本刊，季羡林尽管是活动的核心，但是和所有人都有种距离感。“我每次去参加聚会，都会有一点不情愿，喊一声‘爷爷’就赶紧跑开。我觉得季先生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我整理过他留德时的日记，里面很少提到自己的子女，这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他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那么小，一般父母会非常惦念，张口闭口都会说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没有。”
也许季羡林并不愿意沉溺于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之中，“文革”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工作之后，他开始孜孜不倦地耕耘自己的事业，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读书，撰写了《糖史》，重新开始了散文写作，参加社会活动，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在儿子季承看来，是家人在背后默默付出，季羡林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潜心治学。每周末，他和姐姐分别回家中照料一天。“进了屋就立即开始干活。每周末都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常常请亲戚和李铮一家来，人最多的时候要坐三张桌子，我负责做所有的菜，姐姐帮忙打下手。”但随着叔祖母和母亲年迈，身体每况愈下，姐弟俩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除了要照顾三位老人的饮食起居，还要面对季羡林的很多不满，比如不愿意换床单、不能用自来水拖地、不用洗衣机、电冰箱等等。季承说，姐姐对自己辛勤付出但却没有换来父亲任何的安慰深感不满，几次想跟父亲“摊牌”，把情绪发泄出来，但都被季承劝住。而父亲听闻女儿对自己非常不满，两人关系搞僵，女儿生病住院期间，季羡林只去看过一次，包括女儿、婶母、妻子三人在内，他们的葬礼季羡林都没有参加，只是分别写了散文作为纪念。
身边人
季承并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决裂，之后竟然13年未能相见。2002年，季羡林住进了301医院，之后便很少再出来活动。断绝与家人往来之后，东语系的一位教授夫人李玉洁承担起照顾季羡林的工作。季承与李玉洁最初还算相处融洽，但凡季羡林有什么状况出现，李玉洁都会找季承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季承感觉李玉洁“开始提防着自己”，比如季羡林做白内障手术，季承在事后才有所耳闻。等季羡林搬到301医院之后，李玉洁更成为北大委任的季羡林秘书，是外界接触季羡林时的把关人，季承再想见到父亲，均遭到李玉洁的阻挠。季羡林的学生、山东人梁志刚告诉本刊，不止季承本人，很多人都很难接近季羡林。“对方说，季老说了，‘山东是我的老家，如果有山东人说是我的亲属朋友，让你们帮忙办事，你们不许答应’。这让我非常意外。”
这种隔绝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字画商人张衡，声称在拍卖市场上买到了几幅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由此认为北大保存的字画已经流失到市场上，引起舆论哗然。这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字画真伪的鉴别也没了下文，但正好给了季羡林一个机会，他终于可以表达出希望换掉身边秘书的想法。
当时李玉洁已经因为脑溢血住院，北大教职工杨锐接任了季羡林秘书一职，季羡林对这位秘书非常不满。通过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北大撤掉了秘书，同时别人告诉他，季承早就想来看他，于是父子二人终于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季承还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这位妻子曾经是季羡林的保姆，季承与保姆相爱，也被很多人猜测为父子决裂的原因之一。
当时陪着季承一起来的一位见证者告诉本刊，见到季羡林时，觉得老人非常紧张，“总说有人要害他，‘捅刀子不会，但会给我下毒，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至亲，季羡林当然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于是有了季承拿出的关于重新处置财产的授权文件。
因为张衡所说字画流失的问题，北大开始彻查，结果发现李玉洁私藏了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在内的72幅珍贵古字画，同时她隐瞒了季羡林账户中的多笔收入。在李铮的儿子李小军看来，当年季羡林就是因为李玉洁从中挑唆，对秘书李铮产生了误解。“《牛棚杂忆》的一笔稿费收入是20万元，但是李玉洁骗季先生说只有2万元。我父亲帮季先生编了年谱，季先生决定给我父亲2000元稿费，我父亲当然不会要，李玉洁告诉季先生，说我父亲嫌给的钱少，于是季先生追加到4000元，这根本不是我父亲的本意，但也使得季先生很不满。我父亲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最后揭穿了李玉洁私吞的18万元，但是我父亲也寒心了，决定离开季先生，从此李玉洁成了季先生的秘书。”
据知情人介绍，李玉洁是一个能说会道、爱张罗事的人，季羡林比较喜欢这种性格，于是李玉洁总是围绕在季羡林身边，捞了不少好处。到北大将季羡林房产交还给季承之后，不但发现李玉洁私藏季家文物之事，季羡林旧居中的几千册古籍又突然被人偷走了。季承告诉本刊，警方很快破案，嫌疑人是一个名叫王如的西安女人，她是李玉洁的干女儿，以北大某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王如自称是为北大打抱不平，抢救北大的文物，将古籍搬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法院最终认定王如犯盗窃罪。这个形迹古怪的女子在此之前就曾被媒体报道过，她在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向诸多媒体表示，季先生的死是季承和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阴谋，并莫名其妙地大喊，钱文忠偷了灵堂上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让原本严肃的告慰仪式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而季承获得了季羡林满屋子的古书后，很快就将其以160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有处置权，而且他的外甥要代替他的姐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而他的外甥何巍在姥爷死后也与舅舅反目。他从加拿大回来向法院起诉，要求季承分其45%的财产。“父亲已经声明，我享有处置权，也就是说我享有他那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何巍只能代替他母亲，享有我母亲那部分遗产的三分之一。”季承告诉本刊记者，他已经将卖古籍的所得分了一半给何巍，包括季羡林房子的一半价值，共计给了何巍1000万元。
而作为沉默的北大一方，只发布过“季羡林藏品并未发生流失”、“张衡手中字画全系伪作”和“尊重季老家庭事务”等几条声明。而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北大是在替季承背黑锅，因为涉及季老家事，为了保护季老，北大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公布真相。”他认为北大不会阻碍正常的人伦之情，是季承在一些事情上惹怒了季羡林，两人曾经断绝父子关系，季承每次去医院求见，都是要征求季老意见的。2003年季羡林写给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似乎能作为佐证：“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实习生吴杨、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吴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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