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姝滢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前不久同事去大吉岭出差，我劳烦她帮我采购一些上好的大吉岭茶。在给她发信息的同时，不禁想到了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的代表R.威克汉姆写的那封信。1615年6月27日，威克汉姆在给东印度公司澳门代理人伊顿信中写道：“伊顿先生：劳烦您在澳门替我采购最好的茶叶一罐……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承担。理查德·威克汉姆启。”威克汉姆是英国最早谈及茶叶的重要人物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就没有英国人对遥远中国茶的占有欲，更不会有之后的印度茶叶。
茶叶，作为一种贵重的礼品，最初只能经由长途跋涉者从中国少量购买。在东印度公司馈赠皇宫贵族的礼单中，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也只是偶尔出现。当荷兰人在欧洲大陆开始销售茶叶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并未重视其中的商业价值。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需要昂贵的时间成本一样，威克汉姆写信给伊顿后50年，伊顿才购入2磅2盎司茶叶赠送给英王，以示东印度公司未忘英王之恩。两年后宫廷才开始通过其他方法从伦敦的Thomas咖啡馆中购买宫廷会议用茶，而Thomas咖啡馆后来则成了著名的Twinings茶店。上行下效，几年后中国茶叶以爆发之势成为伦敦的时尚饮料。
很长时间内，英国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处购买茶叶，并学习茶叶有关的品评技术。荷兰人贾克布森1799年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的父亲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事咖啡与茶经纪人的职务，从小他就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当时比较稀缺的茶叶品评技术，之后成为著名的茶叶评论家。他在荷兰公司任职期间，经常被派往广州担任选择茶叶样本的工作。当他途经爪哇的时候，发现茶树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长旺盛，但当地人并不知道如何将树叶制成茶叶。于是他开始着意在中国搜集茶叶栽种、制作、工具和技术工人，并将他们带到爪哇，促进荷属印度的茶叶发展。仅此一项，他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茶业发展历史中享有盛誉。在前往广州选择茶叶样本工作的时候，他也影响了一部分中国人以简单易行的方法对茶叶进行评测。在清朝晚期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梳着长辫子的中国茶商面前摆着一排茶叶，以及审评时使用的器具，这也是他的功劳之一。
1828年贾克布森在第二次的中国之行中，从福建带走了11株中国茶树。1830年他第四次来中国，又带走了243株茶树和150颗茶籽。1832年他带走了30万颗茶籽与12名中国工人。当1833年他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差点因为中国政府悬赏他的首级而丧命。对昂贵又神秘的东方树叶的向往，难免让人产生贪欲，与贾克布森想法相同的大有人在。早在1788年英国皇家协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就建议英王该把茶种从中国引种到英国，并亲自撰写了介绍中国种茶方法的手册。但因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相抵触而被搁置。
1833年之前，英国几位科学家使华都延续了班克斯的愿望，持续从中国购买茶籽寄往加尔各答，种植在皇家植物园内，这时的茶并没有发展成实际意义的规模种植而仅在实验期。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取消，英国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茶叶，总督上书当时的英国政府，亲自选了13个人为委员，加紧研讨中国茶在印度试验种植的可能性。两年后该协会秘书长C.J.戈登（C.J.Gordon）親自潜入中国南方茶区，私购了大量中国茶籽，分三批运往加尔各答。光带走茶种肯定不行，戈登又顺便聘请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赴印度教习当地人种茶制茶。因此最初流传到印度的制茶方法并非武夷茶的方法，而是炒青绿茶的方法。
1835年戈登运回的茶种种在了加尔各答，成功育出的茶苗达4万余株，之后把绝大部分移植到阿萨姆地区、喜马拉雅的古门跟台拉屯。其余少量部分，分配给了170个私人种植者，这些茶苗茁壮成长于喜马拉雅山麓，移植到阿萨姆地区的却比较少成活，在实验的基础上，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被锁定为适合中国茶生长的沃土。
有了点滴的成绩，英国人持续发力，继续研究引种与种植技术“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1836年中国茶师利用阿萨姆省塔克区的原生本土茶树嫩芽试作茶叶成功，虽只有少少的几箱，但却似暗夜中的一颗明星般给实验者带来了希望。1837年，初尝制茶甜头的英国人再次遣人前往厦门购买种子。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480磅精做的茶叶，引起了轰动。此项更给予了英国人以信心跟狂热，于是不断引进茶籽进行试验。印度茶在这些持续发力引种试验的基础上，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改良。
1.19世纪，福建厦门郊外内河码头上进行的茶叶交易2.1991年8月28日，中日茶文化交流800周年纪念展览会在东京举行 3.晚清时期，欧洲妇女和中国富人一同品茶
1848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植物学者第二次远渡重洋到达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我来到北方，是为了给皇家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种植园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福琼先抵达了宁波茶区，但他觉得宁波的绿茶只是中国人喜欢喝并不适合英国口味，于是在日记里写道：“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的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不同导致的，或者更可能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英国和法国是比较早进入知识产权世界体系的国家，福琼当然更容易关注到风土差异带来的品质不同。为了不留下遗憾，他并未带上宁波茶种回国。从福琼的日记，不难看出这位植物猎人的清醒跟严谨。他依照自己的判断，一路从上海经杭州到达了休宁，在休宁他采集了当地的茶籽和幼苗，并收集了绿茶的种植加工信息。他把采集的种子和幼苗运回上海，放在育种箱内，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答的轮船，福琼要把采集来的成果先运至香港，由香港再转运到印度。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搭船北上，由福州入关继续采集了茶树，派遣雇来的中国人上溯闽江，回到徽州茶区与武夷山茶区分别采集了茶籽茶苗。出于植物学家的严谨与对中国人的不信任，福琼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去往红茶茶区（武夷山）。此时在福琼的观念中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红茶只是一种做工，加上他对武夷山优质风土的崇拜，致使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能亲自去那红茶产区参观一趟，我会更满意一些。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想法回欧洲，那就是，我不能完全保证，那些被我介绍到帝国设在印度西北诸邦的茶园里的茶苗都确实来自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
同年5月，福琼带着雇用的中国翻译离开宁波，途经余姚—新安—兰溪—衢州到达河口镇，河口是当时红茶交易的贸易集散地，福琼雇轿夫从河口坐轿经过铅山、紫溪、由两省交界的分水关到达崇安县（今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这条路线是传统的山西茶商行茶的商路，也是崇安茶到恰克图的茶路经过地。福琼并没有经过传说中的桐木关，而传说中桐木关的茶是由福琼最早带去英国的也是谬传，在其日记中的记载令这一说法不攻自破。
到达崇安县后，他停留了三个小时，继续赶往25公里外的武夷山，就是现在的武夷岩茶名岩区范围。他借宿在景区里的寺庙，除了考察到和尚作茶的方法，他还考察了武夷山风景区附近的土壤环境：“武夷山这些大岩石由一种奇特的混合物构成。”他采集了岩石的样本，带给了加尔各答的地质学家们研究。经过观察他发现武夷山的土壤是由“岩石颗粒与腐殖质组成，其中，腐殖质的比重相当高，腐殖质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能茁壮成长”。即使到了今天，福琼的结论仍旧不过时。如今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野茶树，并无更多关注风土。而这些概念早在福琼的时代就被英国科学家所洞悉，并运用到实践当中。
继而，罗伯特·福琼翻过武夷山风景区进入星村。他记载到星村是当时红茶交易的大市场，这与历史中“茶不到星村不香”的记载相吻合。大约走了2英里后他看到一所道观依山建在小溪旁，就是现在九曲码头的“天上宫道观”的位置。他和翻译就住在道观中。福琼参观了当地茶田，采集到了400株幼苗，在道观住了两天即将离开的时候，道士到自己的茶园挖掘了一些茶树幼苗，送给了福琼。这段福琼日记的记载已经把他“茶叶大盗”的形象生活化了，在日常中，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福琼这样一个只是采集在当地看来无足轻重的茶苗的人后来改写了茶史。而传说中偷盗的茶苗，也有我们自己白白送出去的。达到目的后的福琼作别武夷山，经由浦城回到上海。
同年10月开始，福琼又从徽州跟浙江采集了大量的茶树种子跟幼苗，由上海发往印度。1850年夏天，茶树安全抵达加尔各答。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来自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从福琼的日记中，我们知道这位所谓的茶叶大盗并不是仅仅偷盗了武夷山单一产地的茶种，就促成了之后的惊世之作，这是一个不断失败又不断实验的过程。
在福琼这些英国植物猎人跟科学家眼里，并没有中国人恪守的规则存在，他们眼里的规则，就是实证跟找寻适合自己的制作方法。而传说中的福琼盗走了武夷山的制作方法并带走了工人，只要喝过大吉岭红茶的人都知道，从工艺以及口感上，大吉岭茶与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并无过多相似，既有绿茶的鮮爽，又有红茶的微发酵，倒像糅合了绿茶、红茶的制作工艺，因此叶底有五色。福琼在日记中记载：“12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我发现已经招募到了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人，一切都很顺利……”可见，福琼那时候带走的也并非武夷山的茶工。也难怪现在大吉岭茶区所产的茶，氧化程度更低，滋味与香气更像中国的绿茶。
在对中国茶旷日持久的偷运中，英国的植物猎人们终于在福琼身上实现了英国人打破中国茶叶垄断权的企图。世界茶业格局因此而发生逆转。
伦敦著名的Twinings茶店内部
同时期的中国，尚未从贡茶体系及未成体系的外贸茶交易中找到一个可以促进贸易发展的标准。而来中国采购茶叶的洋行却用初步形成的工业体系下的标准方法，影响着少部分负责采购的中国茶叶经纪人。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茶业也另有企图。
1895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直至1945年，台湾进入了为期50年的日据期。此时，英属印度殖民地大吉岭开始栽植茶叶并在世界市场取代中国茶份额。日据时期的政府机构，开始在台湾推行红茶制作工艺，试图媲美大吉岭。1920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台湾茶形成了巨大冲击，乌龙茶的外销市场一落千丈。当时后起的工业化茶区印度、锡兰、爪哇由于引入机械化生产，成本低、品质好，受到英美消费市场的追捧，台湾地区的乌龙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出局的危险。日本人面对国际市场的危机，决定顺应国际市场口味改乌龙茶为红茶制作，投下巨额资金让茶农用于改良茶树品种，开设大规模茶园、创办新型机械制茶厂。小规模的茶业从业者获得大批免费的制茶机械。同时，日本大企业也获得国家的支持，开设更大规模茶园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1928年后，日东拓植农林株式会社的产品“日东红茶”渐渐能在欧美市场与印度、锡兰红茶争夺份额，台湾地区红茶因此成为日据时期农业经济的一大来源。日据时期台湾茶除了增加了红茶制作，更做了工业化转型。
虽然在工业化思维上，日本吸取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精髓，但在茶叶的制作质量与风格的控制上，则通过雇用中国制茶技师教授而来。私下日本派遣官员赴中国考察茶叶措施，全面吸收中国的制茶技术。这个时期，日本吸收了中国的红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使日本茶叶的品类更多元。很快日本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日本国情的茶业发展道路，在十余年中快速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茶叶出口国。而曾经垄断世界茶业市场的中国，地位在那一时期却一降再降。
茶叶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在英国与日本手中变成一种任意组合的魔方，规则被他们打破并且重建，使得中国茶在19世纪末备受打击。有了压力，自然就有反击。清末民初，社会上兴洋务，闹维新，求变革。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吴觉农、胡皓川属于北伐前被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在学习中，他们强烈意识到中国茶叶的复兴必须依靠科学与世界工业化进程同步，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发力。
跌倒之处，即可爬起。历史车轮前进到了1942年的夏天，抗战进入中后期。这一年6月，在武夷山下的企山茶厂里，以吴觉农为首，聚集了一批踌躇满志的精尖人士——吴觉农，我国近代茶叶复兴奠基人;庄晚芳，茶叶栽培学专家;陈椽，制茶专家、茶业教育家;王泽农，茶叶生化学家;吴振铎、林馥泉，台湾茶近代奠基人;庄任，制茶及审评专家……就是这样一批中国近现代茶业复兴的先行者，预见到了茶业在战后极大的可能性。经多处考察，选定了武夷山为茶叶复兴的实验基地，武夷山上有十几个专制岩茶的名厂，当地茶叶品种资源丰富，土壤条件特殊，于是在武夷山麓的赤石脚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中央茶叶研究所：武夷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正是这样的缘起，奠定了武夷山不可复制的代际关系及修养传承。在此之前，中国沿海与中南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一批茶叶改良、示范茶厂，不同程度地积累了一些经验数据，但从根本布局上并没有突破，而吴觉农这样一批早在北伐前就公费留学的留学生们却强烈意识到了不能利用科学是中国茶业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有了这样强大阵容的班底。茶学家们正当盛年，在武夷山三年间，他们内心充满了对战后的美好憧憬，即使条件清苦，设备匮乏，却仍旧不懈工作，在茶树栽培育种、茶叶制造实验、化验检验、土壤检测等方面均做足了功课。这一切努力都在等待抗战胜利的那刻，可是武夷茶研所的命运却被一纸电令结束在了1945年，这三年所做的一切只能像一颗迟迟没有发芽的种子，深埋在了武夷山麓的土壤中。
1945～1949年的战争，令国人无暇顾及茶业生产，吴觉农以一己之力翻译的《茶叶全书》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版发行。1953至1980年国内实行统购统销，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武夷茶被混堆廉价出售，一部分保证出口，另一部分保证民生，整体标准也具有时代性，无法显露优异地理产区，以及精工制作标准下武夷岩茶独特的个性。1980后，随着改革开放武夷茶开始逐渐市场化，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对武夷茶的了解并不多，口感仍旧停留在统购统销的模式下，由于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年代，促使一段时间内的消费都欠缺理智。在市场经济下，只有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决定产品最终的质量，在武夷茶的口感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理性的消费者，于是解放前的陈规陋习又重现在另一个时空中，漫山遍野的菜茶被幻化出了繁多的花名，武夷山成产量规模的品种不过十几种，花名却达百余种。这种状况，吴觉农在民国时期的茶业复兴材料里也多次提到过。2006年金骏眉的意外诞生又一次把焦点聚集在了武夷山，武夷岩茶的价格被整体带高，出现了十几万元的天价茶。只是这样的高价，因为地理产区的法定系统模糊备受争议，小产区、小产量、精致化产品，无法大规模市场化，又缺乏有力的地理标志性保护，让更多徒有其名的投机性商品扰乱了市场，毁坏了精品的生命力。所以老茶客提及武夷山的茶必感叹一句：武夷山水深啊！早年建在御茶园旁边的茶叶研究所被上市企业武夷星承包，茶研所的专家要么服务于企业，要么纷纷下海，各建其厂。究竟什么是武夷茶的优异标准，在利益之下，难有真相。
作为胞生兄弟的大吉岭茶，依靠大吉岭优良的地理条件、气候特征，慢慢在印度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每一个大吉岭茶的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茶叶，而是希望购买到100%大吉岭特定产区范围内，特殊的风土条件衍生的茶菁及优良的工艺。独特的地域风土特征，是任何一个精品小产区的生命跟灵魂。优异带来了利益，利益又会导致虚假销售的泛滥，大吉岭与武夷山曾经一樣面临过虚假泛滥的行业混乱，1953年大吉岭颁发了《茶业法案》，茶产业交由政府进行有效管理，印度议会成立了茶业委员会，该委员会隶属于印度政府工商部，对茶产业的管理涉及到了种植、加工、销售。
印度茶业委员会对大吉岭茶的发展和出口享有唯一控制权，行业协会跟茶业委员会的配合，让各种政令跟规则能够有效地传给茶商。随着1983年欧共体的成立，大吉岭茶的地理标志保护措施的实行，有效阻止了大吉岭标志的滥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此区域的茶叶，而经销商的风险因此降低，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大吉岭茶与法国葡萄酒取得了类似的国际保护。
2012年6月20日，福建武夷山城村村民们正忙着制茶
就在前不久，喝了十几种同事带回来的印度大吉岭红茶。在盲品中，除却不同风土味道造成的风格差异，隐约间还是能从杯中嗅到与武夷茶、安徽茶极其相似的气息。据同事说，大吉岭的家族茶园许多也面临着无人接班以及经营模式老化的挑战，因此也在寻求建立更明晰的茶叶标准以及更合理的经营模式。文章落笔当天，印度大吉岭Glenburn庄园的经理正在武夷山与武夷岩茶传承人共品武夷茶，在盲品过程中连连称赞武夷茶的韵味奇特，并诚挚邀请武夷山的茶农去印度大吉岭做客，交流制茶工艺。中国茶与印度茶的故事因缘往复，似乎进入了新的轮回。
打赏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