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1917年，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旧营垒出来，刘半农很快以文学革命中的讨论及清新的新诗写作，成为文学革命的“台柱”之一。
刘半农
1917年夏天，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刘半农从江苏江阴老家只身北上，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师。蔡元培注意到他，主要缘于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在当年5月1日发表《我的文学改良观》之前，从1916年10月起，刘半农已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以“灵霞馆笔记”为题的诗歌与散文译作。
其时，刘半农靠手中的一支笔，已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有“江阴才子”和“文坛魁首”之名。从1912年起，刘半农在当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刊物上，写了许多被冠名“滑稽小说”“侦探小说”“醒世小说”“哀情小说”“言情小说”的作品。当然，一旦加入文学革命的讨论，刘半农便不再承认过去那些“红男绿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为文学，不仅如此，他还将过去惯用的笔名“半侬”改为“半农”，以示与旧文学一刀两断。
刘半农出生于江阴县一个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庭，父亲刘半珊是晚清秀才，曾做过塾师，后从事新式教育。刘半农由父亲开蒙后，在新式学堂中学尚未毕业，受辛亥革命影响，便辍学从事革命，因不满革命军队的混乱，未几又赴上海谋生。与《新青年》诸人相比，刘半农学历最低，甚至还因此被胡适等英美留学生评其以“浅”，某种程度上，这也刺激他1920年后赴法苦读6年，以语音研究领域拿到文学博士学位。
然而，1917年，已决定以“文学研究为之志业”的刘半农，有的是热情与聪明。在《我的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最受陈独秀等同道认可的是“改造新韵”与“以今语作曲”。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便是那场与钱玄同合演的“双簧戏”。
《新青年》诸人性格各异，鲁迅便曾比较过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不同，如以韬略比作武器库，刘半农则无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因之，如果说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切。可据这位“亲切”的刘半农回忆，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顺理成章，发表在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的“双簧信”，简直就是两人抬杠的产物。
两封信都是提前拟好的。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演了一位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派，其在来信中所说《新青年》“诋毁先圣，蔑弃儒书”“排斥孔子、废弃纲常”“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等八段文字，事实上正代表当时社会上顽固文人对《新青年》最为痛恨、攻击最猛之处，钱玄同将其汇聚一处，为《新青年》记者身份的刘半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靶子。刘半农以洋洋万言的篇幅，对“王敬轩”的批评逐条予以驳斥，嬉笑怒骂，极尽痛快淋漓。在批评对方不懂新式标点时，刘半农讥讽对方：“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工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信件刊载后，很快产生了回响，有人要对“王敬轩”鸣不平了。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指责道：“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之学理，固应如实乎？”这样的回音正是《新青年》所需要的，辩论日多，随着刘师培、黄侃、林纾等重量级的对手加入，文学革命者的意见传播日广，遂成影响。
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刘半农的两首新诗《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沈尹默的7首白话诗，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出现的先声。
尽管胡适以实验主义的精神，最早为白话诗开疆辟土，但论到诗才，恐怕还是像周作人1926年在《〈扬鞭集〉序》中所说：“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沈）尹默，一个就是（刘）半农。”
雖然之前已经翻译过不少外国诗歌，但刘半农作白话诗的纪元，还要算写于1917年10月的那首《相隔一层纸》：“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清浅的白话，还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正是那时新诗的一大特点。与当时许多由旧入新的新诗人相比，刘半农对白话的驾驭能力很强，这与他自幼对家乡歌谣的喜爱与关注不无关系。
1918年1月底，刘半农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成为现代中国倡导收集民间歌谣的第一人。刘半农1927年在《〈国外民歌译〉自序》里回忆道：“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歌谣搜集，显然影响到了刘半农与那一时代的白话诗写作。事实上，刘半农后来最广为人知的新诗《叫我如何不想她》，正是他离开北大后，在1920年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所作，1926年又被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广为传唱。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首诗中，刘半农为现代汉语创作了一个新字：“她”。
除了新诗创作，刘半农还热衷于谈论诗歌革新。在发表于1917年7月1日《新青年》3卷5号上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一文中，刘半农在探讨诗人的修养时，认为诗人首先应该观察自然，其次还应当了解人生，最后还“不可不习各种语言，不可不习各种科学;诗格亦当高尚，俾与思想相配;至措词必如何而后隽妙，音调必如何而后和叶，尤须于实习中求其练熟……”
第二年在《新青年》上推出的那7首新诗，可以说是刘半农他们在1917年的这些思考的结果。为了宣扬新诗初兴时的成绩，刘半农后来还收录多位诗人的作品，集编而成《初期白话诗稿》，但却唯独没有收录自己的作品。正是在刘半农这样早期新诗人的持续努力下，新诗的天地一天天开阔起来。
刘半农（1897～1934）在1920年春被教育部派往欧洲留学，6年后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致力于语音研究，在北京大学筹建国内第一个语音实验室，成为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而在思想方面，《新青年》时代的战斗色彩逐渐消散，渐趋消沉，用学者王瑶的话说，就是“从叛徒到隐士”。
1934年暑期，刘半农在赴西北调查方言途中，不幸染上“回归热”病，同年7月14日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好友赵元任为其所写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正是其一生功业的写照。
（参考书目：《刘半农年谱》，徐瑞岳著;《半农诗歌集评》，赵景深原评，杨扬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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