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如果一定要说填补了什么空白，那么胡适所填补的方法上的空白比思想材料上的空白更加重要。”
席云舒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在留美日记中，曾提到有“欲为国人导师”的预备，如何看待他这种对个人在历史中定位的自觉意识？
席云舒：胡适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确实有类似说法。那是一段自我反思、批评与纠错的话，并不是说他自此就要立志做“国人导师”。但在胡适的潜意识中，是否有做导师的想法，我以为还是有的。例如1917年3月8日他在日记里记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诗句：“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他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此时已是他回国前夕，可见他欲回国后作“国人导师”，并非空穴来风。
胡适所谓“个人在历史中定位的自觉意识”，可以说部分来自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思想，部分来自他留学时期所接受的哲学教育。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书名直译应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研究的并非先秦的逻辑学史，而是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显然他需要深入研究先秦的典籍。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入世思想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他在美国接受的哲学教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康奈尔大学接受的完整的欧洲近代哲学教育，一部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学习的实验主义哲学。我手里有他1915和1916年的两本未出版的英文读书笔记，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18篇课业论文手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贝克莱，到康德、密尔的著作，他一本一本地读过，每本都认真做了读书笔记，关于洛克、康德、密尔的哲学，他还写有长篇论文。
三联生活周刊：结合余英时先生的“填充思想空白”说，你如何理解胡适归国后的暴得大名？
席云舒：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这段思想空白属于什么性质，二是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五四运动前夕，知识分子正迫切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而梁启超、严复等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作用;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从主观条件来看，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知觉，也进行了长期准备。
只是我仍感到不解的是，蒋梦麟和陶行知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和胡适都是1917年回国的，同一时期梅光迪也在美留学，1920年回国，比胡适更早回国的还有陈焕章等人，他们都有相似的教育背景，陈焕章和梅光迪却都走了一條跟胡适相反的道路，陈焕章创建孔教会，梅光迪创办《学衡》杂志专门批评新文化运动，难道他们对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毫无知觉、毫无准备吗？
我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胡适所以能“暴得大名”，还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他倡导的“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他的“截断众流”的哲学史研究、“整理国故”和古典小说考证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典范，主要因为胡适对欧美近现代哲学的方法论有深刻的认识，而当时很多人还缺乏这种方法意识的自觉。如果一定要说他填补了什么空白的话，那么他所填补的方法上的空白应该比思想材料上的空白更加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本人更多时候愿意将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甚至还在1920年的北大开学典礼声明“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席云舒：“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思想，是他的一个思想总纲。虽然他直到1923年才首次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但这一思想的种子早已植根于1916年的“造新因”之中。“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单是指新文化运动，而是指宋代以来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
胡适把中国思想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以前的1000年为中国古典思想的原生时期;东汉至唐代的1000年是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古宗教时期;宋代以来的1000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还想给他补充两个阶段，秦代到西汉是古典时期向中古宗教时期的过渡阶段，唐代至宋初是中古宗教时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过渡阶段。
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对佛教的怀疑与反抗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同时部分地吸收了佛道思想资源，建立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但很快又被定为一尊，明代以后，程朱理学带来的思想禁锢较之中古佛教，不弱反强。但人们的怀疑、批判精神却并没有被压制下去，明清两代，又出现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抗：明末的阎若璩通过考证，证明了被理学家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是一部伪造的书;清代乾嘉学者如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引之、王念孙等人通过对古文字的考证和训诂，证明了程朱理学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释很多都是错的。
这种怀疑、反抗与思想独立的精神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精神。只是宋以来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不自觉的。胡适认为，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运动则是一场自觉的“文艺复兴运动”，目的是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信仰的时代过渡到理智的时代，从一个思想和情感受到禁锢的时代过渡到情感和理智自由发展的时代，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
至于胡适所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我想可能有这样两点。第一，新文化运动强调破旧立新，确立民主与科学，胡适的思想虽含有破旧立新的成分，如以白话代替文言，但他更多是去研究、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及这些规律背后的动因，通过发现规律来解决每一环节上的具体问题。第二，新文化运动中对不同思想的不宽容态度，使胡适感到警觉，人类历史上各种毁灭思想自由的悲剧，都是由于对不同思想的不宽容，没有宽容，也就没有思想自由可言。
只是，新文化運动如今早已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并不会因胡适本人的态度而改变其内涵。
三联生活周刊：联系胡适将“五四”视为对文艺复兴的不幸的政治干扰，请谈谈1917年前后胡适主要的政治思想。政治与文化，对他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席云舒：胡适说的“二十年不谈政治，要想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政治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其实就是要领导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通过“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等途径，促使人们情感和理智的复苏。
胡适曾多次指出，“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功于他们的倡导，还得益于一个历史的机遇：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短短几天内，全国就出现了数百种白话报刊，用来报道这场运动，白话文仿佛在一夜之间得到了普及。
但五四运动也带来了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各种政治力量也都渗进了青年学生当中，而学生的革命激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不再安于坐在教室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就不得不抛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设想，先是接手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后来又创办《努力周报》等报刊来谈论政治、引导青年学生了。五四运动以后，苏俄的革命也影响到中国，革命政党相继成立，到1926年胡适去欧洲，他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做工作也就中断了。
因此胡适对五四运动，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评价。正面评价首先在于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其次是它使白话文得到了迅速的普及;负面的评价则是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时局的变化，使他不得不中断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做工作，因而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席云舒，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论著《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获得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感谢邵建对专访提供的帮助）
后记
胡适（1891～1962）在“五四”后参与《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并在其上与李大钊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归国之初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他，在转向以“整理国故”为核心的学术研究之外，“讲学复议政”开始成为他此后人生的一条主线。从20年代初期的《努力》，到20年代后期的《新月》，再到30年代的《独立评论》，一直到50年代的《自由中国》，不绝如缕。
1938～1942年，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短暂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之后，胡适赴美滞留，1952年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时年71岁。蒋介石写给这位新文学大师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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