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作为新北大的教授，他仍然穿长袍马褂、留辫子，用英语讲“四书五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辜鸿铭成了蔡元培“兼容并包”北大精神的最好招牌。
上图：辜鸿铭
1917年初，蔡元培成为北大校长，为了贯彻自己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他決定留下见解不同的辜鸿铭。蔡元培当然清楚当时许多学生不满辜鸿铭、刘师培，但他曾解释称，续聘两人，不是让学生也留辫子做复辟派，而是让他们去学辜鸿铭的英文、刘师培的国学。尽管辜鸿铭性格怪异，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但蔡元培觉得当时中国，除辜鸿铭外，无人能更漂亮地将四书译成英文。所以，做学问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自由才能叫大学。
辜鸿铭祖籍福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10岁赴欧，曾在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后去过法、意、奥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语等，他英语了得，被外国人称有着维多利亚式的文风，他获得十几个学位，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本土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
但曾经，辜鸿铭在国内并不出名。蔡元培到了欧洲后才很清楚地意识到，辜鸿铭的思想和著作在西方拥有着巨大的市场，很多欧洲大学愿意将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他，诸多学者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下图：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与辜鸿铭（右二）等人合影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奠定了辜鸿铭在西方世界的地位。1915年，他将此前自己的英文演讲汇编成册，《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成为他毕生的杰作。其核心思想是：科学技术、经济生产、国家政体、社会福利，并不能作为评估一个文明的最重要标准。“文明”主要是一个道德指数、一种精神涵养、一种人性的类型。在他看来，要评估一个文明，不在于它是否能够建成多么宏伟的城市，不在于制造了多么巧妙的工具和设备，不在于它确立了怎样的制度、发展了怎样的艺术和科学，而在于它能够塑造什么样的人。只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女大众，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以及文明的灵魂。而通过这本书，辜鸿铭想向西方人阐释中国的传统精神，体现中国文明的价值。
辜鸿铭自1917年开始教授英文和拉丁文课，他的授课风格与他的为人一样独特。按罗家伦所写对辜鸿铭的回忆文章，辜鸿铭从不点名，留出时间与学生问答，但要求学生背课文。他认为学习英语，是为了可以用中国的人生道理去晓谕西方蛮夷。他让学生们在课堂上翻译四书五经，他教英诗，但经常谈杜甫，一个学期下来只讲了6首英诗。按照张起钧的回忆，辜鸿铭告诉学生们，别以为外国诗歌是与中国诗歌截然不同的现代诗，外国诗歌其实骨子里暗合了中国诗歌的印记，并且外国人只学到了皮毛。他将英诗分为“大雅”“小雅”“国风”三类，其中“国风”又列出英格兰等七国“国风”。为了阐明中国文化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文化，他将每位外国作家作品找了一个对等的中国作家作品，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称作“洋《离骚》”，将杜甫称为“中国的华兹华斯”，而李白的很多诗是浅简的英文所无法展现的。
同是北大英文教授的温源宁曾用英文作文对辜鸿铭的性格对辜鸿铭的性格做了中肯评价，后来被林语堂翻译成中文：“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词，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出气而已。”
除了授课，他还积极介入政治。1917年3月，北洋政府决定参加世界大战并对德宣战。辜鸿铭写了檄文《义利辩》发表在《北华正报》，反对对德宣战，认为对德宣战只是军阀政客为图私利一意孤行的做法，战后中国未必得利，反受其害。
紧接着几天后，更大的诱惑摆在了辜鸿铭面前。他收到一封电报，两朝外交部长梁敦彦请他去徐州会面。前往徐州后，梁敦彦暗示他张勋将要复辟。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辜鸿铭成了复辟王朝的外务部侍郎，闹剧仅持续了12天草草收场。
复辟失败后，因为不知北京政府会对他们作何处置，张勋同党躲进了东交民巷的外国租界区避风头，辜鸿铭与法国公使柏卜很熟，得到了政治避难。在法国公使馆里，他见到了梁敦彦，两人又一起去荷兰使馆见到了张勋，被后者劈头盖脸地骂责。
这是辜鸿铭最难以启齿的一段往事，在后来胡适、林语堂等众多大家对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很少提到这段日子。
而复辟失败之后，9月开学的季节，辜鸿铭又回到北大教课，众人待他如故，仿佛参与复辟仅仅是他过的一个暑假。北京大学开学仪式后，他向蔡元培保证，回北大一门心思教课，教英文，宣扬孔子学说。就这样，辜鸿铭返回北大，潜心教授，更和蔼地与学生们对话，成了当时最风趣最好接近的北大教授，并影响了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李震瀛、范文澜等一代人。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uvement》一文中，辜鸿铭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至——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他提出“儒学救世”的理论来对抗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就“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展开讨论，成了蔡元培对外展现北大“兼容并包”精神的招牌。
辜鸿铭（1857～1928）在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也紧随辞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辜鸿铭用英文著文反对，与“新文化运动”的论战继续。而后毛姆、泰戈尔等知名作家来访中国，都曾与辜鸿铭见面。1924至1925年，他受日本邀请两次前往讲学，用英语演讲中国文化，希望日本振兴东方文化。晚年的辜鸿铭很贫困，1928年因肺炎去世时，家中除书籍外别无长物。
（参考书目：《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著;《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钟兆云著;《辜鸿铭：东西之中》，唐利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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