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在执政百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抛出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从已经公布的减税预案来看，特朗普的减税如果能够最终得以实施，将会对美国国内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从美国的内部效应来看，大规模的减税将会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最终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外部效应来看，美国大规模减税之后，将成为全球市场的税务天堂，并吸引全球市场的投资资金进入美国，由此带来全球投资的一轮重新洗牌。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国家，中国无疑将会直接面对美国税改的强烈冲击。
事实上，在美国启动税改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最近几年开始感受到了压力。2015年，国内就有一家名为科尔集团的纺织企业在美国投资2亿多美元设厂，当时公司董事长表示，在中国的纺织企业都在亏损，但在美国情况很不一样。按照《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中国纺织业的成本比美国高出了30%，这是中国纺织企业向美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不过由于这家企业的知名度不高，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去年底，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设厂，并且公开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宏观税负比美国高35%”。由于福耀玻璃在中国企业的地位，曹德旺的言论立即在国内引发一场中美税务负担的大讨论。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的数据，2012年1月至2017年2月，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总规模累计已超过1.2万亿元，其中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的10个月内，减税规模达到5661亿元。但是很多企业家对于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果感受并不明显，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就曾经直言：“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元，我看是收税收不上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除了企业家对减税效果的质疑，理论界对我国的税负也有很多争议。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曾经提出过“死亡税率”之说，根据他在贵阳、武汉、杭州、大连四个城市进行的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李炜光教授称之为“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李炜光认为，“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当然，官方机构显然并不认可李炜光的研究，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就刊发文章予以反驳，认为“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文章称：“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高增长降到目前6.7%的增长。可见，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在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税，计划从35%下调至15%。特朗普的方案也由此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很多业内人士甚至认为其力度之大，将会超过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的大规模减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果降至15%，将大大低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也将大大低于中国。以这样的减税力度，不仅会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于包括中国制造业在内的全球资本都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说过去几年国内已经开始有一些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美国大规模减税之后，这种现象可能会更加明显。
过去关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税负问题之所以存在很多争议，很大原因在于两国的税收体系不一样，在不同口径之下难以直接比较，但是如果美国此次大规模税改能够成行，美国制造业的税负将毫无争议地低于中国制造业。
中国企业的主要税负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税率大概从3%到17%不等，2016年占全部税收比重约为31%，如果考虑到营改增从去年5月份才开始全面实行，如果将营业税也考虑在内，二者占比超过40%。其次是企业所得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去年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约为22%。在我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大概九成左右都和企业有关。
以美国企业来看，美国没有增值税，企业的主要税负为企业所得税，税率采用超额累进制，从15%～35%不等。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比重大概为10%，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税收体系中，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很低，美国的税收制度并没有以企业作为主要对象，总体上还算是企业友好型。如果特朗普税改将税率统一降至15%的水平，美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税负优势将显而易见，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企业面临的各种非税支出，两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更加明显，可能足以抵消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异。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税改带来的冲击，其实已经是很现实的挑战。在货币战时代，管理部门还可以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来控制资本外流，但是对于企业的投资选择，政府很难以行政命令来强行管理，尤其是对民营资本更是如此。2016年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出现雪崩之势，成为我国经济当前的一大挑战，如果美国以低税收吸引我国更多的民间资本赴美投资，国内的民间投资无疑会遭遇更大的困难。如果要避免国内资本蜂拥赴美投资，国内的减税显然还需要更大的力度。
简单而言，税收无非就是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利益，如果要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应对美国的挑战，那么就需要牺牲政府和个人利益。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税收增速也随之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续减税，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现有税收体系中，针对个人的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但是最近几年呼吁继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呼声一直很高，以提高个人所得税补贴企业所得税也并不现实。
因此，税收体系的调整可能是未来我国税改的一大重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普遍以直接税为主，直接面向个人和企业征税。而我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主要面对商品和服务征收，无论是此前的营业税，还是现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都属于间接税，间接税层层流转容易推高税负，而且税负隐藏在商品价格之内，也容易推高商品价格，对致力于向消费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间接税比重过高，也不利于经济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曾经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在去年5月份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后，下一步的稅改重心很有可能转移至直接税改革。就我国税收体系来看，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以及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等。在个人和企业所得税难以提升的背景下，房产税和遗产税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我国新生的税收力量，如何切分新的蛋糕，无疑又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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