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人
被质疑的“巨大差别”
布鲁诺·拉图尔在结束上海的行程后来到北京，于5月12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做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的演讲。他将自己的iPad接上讲堂投影仪的连接线，一边描述其理论，一边用画图软件在iPad上画关于分类、关系与流程的示意图和板书。讲到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时，投影突然熄灭了，在投影仪重启时，讲堂的灯也跟着暗了几秒，台前的话筒也临时断电。拉图尔在台前一副不知所措的无奈，他无辜地看看灯，又好奇地看看忙着处理临时故障的技术人员，然后顽皮一笑，说：“事先我可没提前排练，我们正谈着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科技就向我们展示了它如何左右社会。”
以探究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开启其创新学术生涯的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科技人员的社会学观察得出结论：科学与政治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被联系在一起，而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要面对的问题与事物，也展现出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实际上，关于现代世界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一系列我们在智识层面想象出来实际上却并不对立的概念。
拉图尔消解二元对立观念，模糊了传统与现代、原始与文明、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撬动了百年来人类学发展的地基，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拓展至从前的观察者本身，延伸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建立了比较人类学和整体人类学的基础，也为他的现代人的人类学准备了理论框架。
“现代”是人类学中重要的参照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人类学作为一个深深根植于西方殖民传统，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学科，在创立伊始就被定位为“现代”人研究其他“传统”或“原始”人的学科。
现代性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将现代西方与他者区分开的意识形态或制度特征。从现代性这一角度看，人类学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半段，人类学在当时是现代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学科，意味着“文明”人对“野蛮”社会的观察，当时的人类学者，往往带着猎奇的视角描写与笔下的“我们”迥异的异域“他者”，用一本书就大而化之地概括某个偏远社会与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全部差别；第二阶段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此时的人类学转向对后殖民社会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与现代化绝缘的隐秘国度，而越发聚焦于某一社会的某种特殊现象或体制；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由对自我身份有强烈自觉意识的人类学者发起的，人类学已不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越来越多来自西方眼中“他者”地区的学者在学习人类学理论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生活的国度和社区，此时的论著里，充满了不同背景的人类学者，对自己的多重身份和写作方式如何影响人们看世界的反思；第四阶段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现代性本身在这一阶段成为人类学者记录的对象，人类学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被殖民统治或在现代化历程中被压迫地区，越来越多的作品转而聚焦欧美现代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人类学民族志的重要描摹对象，这一特征在关于科学、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研究中最为突出。拉图尔开创的针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是人类学第四阶段的典型代表。
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关社会的二元对立学说建立起来的。基于这一基本模型，人类学在历史上以不同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类：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无论是美国进化人类学家摩尔根关于氏族社会与领地社会的区分，法国学者涂尔干著名的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甄别，还是莫斯基于细致观察得到的有关礼物交换型社会和商品交易型社会的区分，都摆脱不了二元对立的思想，认为两种社会分处两极，之间存在绝对的、不可化解的区别。直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名著《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中，其根基依旧是二元对立的。
以拉图尔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质疑了对立双方的所谓“巨大差别”，由1991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开始，开启了近30年的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的探索。
重置现代性与“外交式”相遇
拉图尔通过一系列实证性的哲学分析得出结论：书中的“我们”，即欧洲人“从未”现代过，现代性只是一种想象。尽管他通过令人惊讶的方式否定了欧洲人的现代性，但并没能从正面回答问题：如果“我们”从未现代过，“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继承的又是何种价值呢？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憧憬这现代化进程，却又面对着地球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愈发脆弱的处境。“生存模式探究”（AnInquiryofModesofExistence，简称AIME）正是基于这些问题而发起的项目，旨在对比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复杂历史，从中提炼出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拉图尔及其项目团队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www.modesofexistence.org），将研究目标、问题及成果汇总在网站上，并邀请感兴趣的读者作为共同的探索者和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从项目于2012年集结成书的副标题“一种现代人的人类学”（AnAnthropologyoftheModerns）即可看出，这个项目绝非一个可以盖棺论定的学科，而是基于宏大哲学抱负和网络互动平台的创新尝试，一本处于未完成时、由现代人共同书写的现代人人类学。
在拉图尔的话语体系里，“现代”既不应该被推崇，也不应该被批评，而是“从根本上不可实现”，是一个“谜一般的、短暂的运动，必须依靠经验对它的多样性和矛盾进行研究”。
在网站的基础上，拉图尔还通过“重置现代性”（ResetModernity）展览，以艺术和讨论的形式要求观者重新审视他们对全球化、科学、技术和领土等概念的看法，说明欧洲人如何通过重置他们的现代性概念，加深对“现代性本身从未界定”的认识。拉图尔的项目团队认为，可以将这种“重置”的概念与其他国家的类似举措进行对比，进而加深对现代人类的全面认识。中国最深入地进行了极其迅速的现代化，同时也最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进程与其物质和自然基础之间的矛盾。
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念：“外交式相遇”（diplomaticencounter，也有译为“友好相遇”）。其希望推行的方式与外交会谈相似：在对对方的习俗和行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双方探讨彼此的利益和意向，比如欧洲“代表团”开始先提供它重置現代化行动的经验，激发中国“代表团”的兴趣，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程序和文档，开始推进重置现代性的进程。
这样的外交式相遇，是对此前全球化浪潮中消除一切地区差异的做法的回应——重置现代，其确切目的是为了呈现更多的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各地不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不同是交往的障碍或缺陷，而实际上，“有无共同之处并非发起此类交流的先决条件”，正是如此丰富的不同使得外交式相遇变得格外有趣。
有些人把拉图尔和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相比，认为他通过现代人的人类学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倡议；有些人则认为，拉图尔对一些观点的立场并不彻底，其遴选对象标准不清晰，其建基与人类学实践的哲思对于哲学家来讲过于浅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视野随之更窄更短的年代，拉图尔的确用他开创性的研究、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思考和对现代人类普适性理论的求索，昭示了现代人的野心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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