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所谓“外滩源”，顾名思义，就是鼎鼎大名的外滩的源头；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西南侧。上海开埠以后，1849年英国人在今天中山东一路33号的位置上建起外滩第一幢建筑：驻沪领事馆，由此带动了沿江建筑群、乃至整个上海开埠的扩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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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富尔触犯了英国法律。而且是在由他亲手开拓的殖民地上。
作为殖民官，也许是顺风顺水惯了，大英帝国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官不但已经习惯了在这片领地上指手画脚、目空一切，还一不小心把大英的法律也藐视了一回。
此事说来话长。
巴富尔曾是炮兵队上尉参谋，他14岁当兵，历经20年炮火征伐。《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英方急需派驻大批外交官到中国各地。巴富尔遂于1842年12月1日被任命为首任驻沪领事。
史载，巴富尔第一次以领事身份登陆上海的日子，是1843年11月8日，几乎是在他被正式任命为领事的一年后。此前，璞鼎查交代给巴富尔的全部任务，就是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女王需要的时候随时出使上海，敦促这个镶嵌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上、地理位置极佳、拥有可预期的远大前程的小小县域，按照英中之间的有关约定，尽早开埠。
《虎门条约》的签订，使巴富尔的赴沪履职变得紧迫起来，他旋即从广州启程，搭载“威克森”号兵舰一路北上，途经舟山，转乘“麦都萨”号，于1843年11月8日晚间，靠泊在了上海十六铺大关码头。
并没有欢迎的人群和仪仗，也没有足够档次的星级宾馆恭候伺奉，巴富尔领事的首次赴任之行显得异常冷寂。漆黑的夜幕笼盖四野，目力所及，唯黄浦江上可见点点渔火随波逐流，其余统统墨赤乌黑。上海对大英帝国第一任领事官的态度实在是不够恭维啊。由于无处可去，当晚，巴富尔仍然只能栖息于“麦都萨”轮狭隘的船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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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巴富尔率领他的一干随员拜访上海道宫慕久。随其一同前往的有翻译麦华陀，此人是著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子，日后成为第九任英国驻沪领事；还有兼任领事助手的外科医生海尔，以及职员斯特拉钦等。
时间尚早，水静波平的黄浦江被一层秋雾所笼罩，视线中的一切都显得朦胧绰约、似真似幻，这也和巴富尔对中国、对上海的大体观感相吻合。刚刚走出一场大战的他，对眼前即将发生的一切充满未知与好奇。
道署衙门门口，宫慕久带领属下，恭恭敬敬地执礼相迎。这位举人出身、祖籍山东东平的四品官员，和他的所有上司同僚、甚至皇帝一样，虽然打心眼里瞧不上西洋蛮夷，但又不能不对军事战胜国派出的外事代表屈尊俯就。
出于礼仪，宫慕久除了在官衙内煞有介事地接待来客以外，还于当晚在海关设下宴席，为巴富尔一行接风。席间，他特意安排了干烧明虾、葱烩海参等鲁菜经典。中国人的习惯，真情也好，虚意也罢，一概以酒水浸泡。此外，他也是在向巴富尔炫耀：小子哎，在你们蛮夷老家恐怕八辈子也吃不上这一口吧？
第二天，宫慕久还登上了停靠在十六铺大关码头上的“麦都萨”号，对巴富尔进行了礼节性回访。
宫慕久因此给英国人留下了“温文尔雅，思想开明”的好印象。
虚与委蛇的一应程序完毕，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谈判过程。
所谓“开埠”，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领事馆。巴富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他的领事馆将设立在上海的什么地方。
按照当时晚清政府不成文的官方规矩，一切外省来沪人员都须在县城外安置，巴富尔之流来自夷邦，更属外人无疑，按惯例只能在城外安置。但这样的理由对巴富尔却无以成立。此君并非华人，华人的规矩他不可能理解，因此也不可能具有约定俗成的约束力。宫慕久只能借口城内拥挤，反复强调实在找不出空房，只好请领事先生屈尊到城外找房安顿。
这当然只是宫慕久说得出口的理由，他说不出口的另一层理由是：华洋杂居一向为朝廷所忌讳，一旦英国领事馆开设于城内，混迹于市井当中，势必造成杂居事实，不仅骚扰吾民，于纯粹流俗不利，而且还会给他对英国人的监视带来极大不便。
巴富尔初来乍到，对中国人的心思隔膜得很，自然识不破宫慕久内心的小九九。但他随员中的翻译麦华陀，却是一个久经历练的中国通，一眼便看穿了宫慕久的内心，于是挑唆着巴富尔坚决不可让步。巴富尔受其挑唆，态度强横地表示，他决不会听从中方的安排，退出县城半步；如果城内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他宁愿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或者找个亲善英方的官员人家借住。反正一句话，他既然来了，就必须在城内落脚。
首轮谈判不欢而散。
离开道台衙门之后，巴富尔一行果然上街溜达开了，全然不顾他这深目隆鼻的妖人之相，正吸引来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天性好奇的上海人，从来就不肯放过白捡的西洋景。
19世纪中叶的上海，由于借助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水运交通优势，即使不靠外资带动，也正在自发而缓慢地发展成一个繁庶的港口城市，按清嘉庆《上海县志》的说法，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强行介入，它还将按照自身的文明逻辑，继续一条自足而封闭的发展之路。然而此刻，它原有的“慢热”进程即将被外力切断，两个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将在这片土地上强行结合，开埠通商的“速热”契机，正随着巴富尔的脚步声橐橐逼近。
上海当时的城区，还仅局限于今天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包括城墙以内的旧城区和东门外沿黄浦江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北门以外的外滩地块当时还是一片荒芜，实际的城区面积尚不足两平方公里。然而就在这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却居住着超过20万的人口，其拥挤嘈杂之状，应当不难想象。所以，宫慕久所言也不见得就是吹牛，城内确实很难找出像样的空房可供洋人租赁。
巴富尔一行面对眼前的事实，不免越溜达越感到沮丧。然而，谁也不曾料到的奇迹偏偏在这时节发生了。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仿佛很不经意地突然出现，此人毛遂自荐，对巴富尔自我介绍说姓姚，广东人，在上海经商。他建议巴富尔可以租住他的姚氏住宅，他有足够的房产可供巴富尔挑选，只要价钱合适。
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这位姚氏商人主动现身的动机何在，也许只是为钱，商机无处不在，商人无孔不入，乃天性所驱，无可厚非。反正，他的出现给沮丧中的巴富尔提供了充分的信心。看来这上海城并非铁板一块，愿意和他巴富尔交好的还是大有人在。只要有一个落脚之地，悬置之中的大英帝国驻沪领事馆便可顺利开张。巴富尔就坡下驴，爽快地答应先安顿下来再说。他在当天给璞鼎查的禀报信中写道：“我已在上海城内租到一所房屋，地段适中，每年租金400元，如果做好设立领事馆的准备，我打算明天就搬进去。”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所有在沪的英国人（当年12月登记的在沪英商及传教士为25人）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地点位于东门和西门之间的城墙附近。巴富尔同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届时，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
这是巴富尔在上海办成的第一件大事。此时，距离他正式登陆沪地只有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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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只要开出头来，后面的进展往往就顺利多了。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844年的2月，巴富尔在大东门西姚家弄又觅得了一处更为理想的院落，名敦春堂，有2层楼房4幢，皆坐北朝南，楼上楼下计有房52间，院内还有厕所和水井。巴富尔对此颇感满意。不过价格自是不菲，那位姓顾的业主索要的年租金为白银640两，同时还须支付押金640两。
因为有了一个相对满意的落脚之地，巴富尔随即开始了他在上海要办的第二件大事：依照《南京条约》的规定，与中方谈判，首先制定一个关于在上海滩租赁土地的章程。
这一谈就是漫长的两年。
直到1845年深秋，漫长而艰巨的谈判才终于落槌敲定。对于上海这座枕江滨海的蕞尔小城而言，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然而在当时，这件大事却没能在人们的心海间掀起足够的波澜，因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
道光二十五年雾蒙蒙的阳光显得幽邃而惨淡。
11月29日上午，一件关于允准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的大字告示，被悄悄地悬挂在了外滩新海关，以履行它必须完成的一道程序：公布于众。若干年后，这件告示被沿用它的不同国籍的人们安上了《土地章程》、《地皮章程》、《第一次土地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花样繁多的名目，成为了上海百年租界的一个起点。然而在它面世之初，一切都远不如后来这般郑重其事。它是直白而裸露的，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它仅仅是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的反复拉锯，以个人名义“依约商妥”的一个约定、一件充其量相当于今天地级市制发的公文而已。档次不高，文本意义似乎更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为当事人的宫慕久也不能。他曾花费了两年时间，试图拖延或阻止这样的文本出现，他痛恨英国佬的贪婪与得寸进尺，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清王朝举国衰微的颓势面前，他的拖延、阻止，乃至痛恨，又当如何？
江苏巡抚孙善宝，还有两江总督璧昌，均已为他统一好了口径，并且笔墨酣畅地批下了两个大字：照准。
如此这般，宫慕久转念一想，同战败之后向洋人割地赔款相比，签署《土地章程》这档子事还真算不了什么。不就是划出一片土地专供来华的洋人居住嘛，不管是永租也好，暂租也罢，有什么大不了的！国门既开，再租些土地出去又有何妨？既然堵是堵不住了，隔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华洋分居符合“华夷之大防”的信条，也有利于地方当局的管理。况且，横陈于上海县城北门以外的黄浦江边的这片土地，满目的荒滩芜地，到处是河汊纵横，茅草偕芦苇共生，江鸥伴蚊蝇齐翔。这样的荒滩野地泱泱中华要多少有多少，洋鬼子愿意来住就来吧。
宫慕久已同巴富尔议定，每亩土地的年租金为制钱1500文，另外还须支付大约是年租金10倍的“押手”，也就是保证金，给原业主。
把一片荒滩野地变成白花花的银子，宫慕久亏了吗？没有。宫慕久自问自己并没做傻事，上对得起皇上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中对得起保举他的恩公、江苏巡抚孙善宝。
面对同一片荒疏的土地，朝廷命官看到的是当下，洋人看到的是长远。
首轮出租的外滩地块面积为830亩（若干年后，这个数字达到48653亩）。
这是巴富尔在上海完成的第二件大事，距离他初次登陆，时光又过去了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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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向璞鼎查、也可以向远隔重洋的维多利亚女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巴富尔不免有些飘飘然，熏熏然，骨头越来越轻，说话办事渐渐失去分寸。
骄傲使人落后。这句中国式警句同样适用于大英帝国的臣民。
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所有驻外领事机构只能租地办公，不允许购置地皮起屋造房。巴富尔偏偏不听那一套。两年来，他在那个叫敦春堂的院落中，和上海人毗邻而居，实在是住腻了，也住怕了，当初非城内不住的冲动早已荡然无存。巴富尔在给伦敦亲友写信时经常抱怨：这里所有的街弄，无不狭窄坑洼，到处是粪便垃圾，无插足之地，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他们不仅在同一条河中淘米洗衣，而且在同一条河中涮洗马桶。让巴富尔“感到最艰苦的是饮水混浊”。面对身边的那条黄浦江，“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而这条江恰恰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水源地，每天都从中汲水而饮。对这种水，巴富尔当然是不会喝的，好在敦春堂有自己的水井，水质尚可，可以确保领事馆上下人等的使用。
更让巴富尔不能忍受的是，一个阶段以来，每天都会有三五成群的当地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他办公的小楼，站在走廊里朝着他，以及他的英国雇员们指指点点。起初他还以为这是民众的友好表示，“哈罗，哈罗”地跟这些人笑脸相迎。但架不住同样的情况连续出现，已经骚扰和影响到他办公。从那些裹着小脚的女人和留着长辫的男人的口中，巴富尔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发音是：赤佬。
什么意思？请教翻译麦华陀，小麦也对这俚俗味十足的土语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于是四下打听。几天后，小麦终于如梦初醒，愤恨不已地跑来告诉他：赤佬就是鬼怪。这是本地人用来形容奇人异相的一种称谓。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也没见过高鼻梁红头发的白种人，乍见之下，把西洋赤佬统统当怪胎、妖孽来看。消息传出，四乡八里的人纷纷赶来，其兴奋热烈之状，不亚于赶庙会。敦春堂那个姓顾的房东一看商机临门，竟然在领事馆门外公开售票揽客，然后领着好奇的乡民，一拨一拨上楼参观，就跟到动物园观赏动物差不多。
盛怒之下的巴富尔犹如一匹疯骆驼，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决心搬家。
1846年4月28日，巴富尔以17000元的价格，擅自定下李家厂地皮126亩，作为建造领事馆的用地。此地扼于黄浦江与吴淞江（今苏州河）的交汇之处，曾是淞沪清军第二炮台的所在地，1842年6月英军在攻克吴淞炮台后进逼上海县城的途中，唯独在此处遭受过清军的顽强抵抗，余皆一马平趟。可见，拿下这片业已废弃的炮台，对巴富尔而言，还别有一番深意在其中。尽管明知买地不可为，巴富尔仍然一意孤行，自掏私囊四千，先垫付了定洋。此举传到伦敦，被英国外交部视为大谬，惩罚随之而至，并不以他拓殖有功而予宽宥。
同年10月，巴富尔不得不自请辞职、弃官返英，因为在此之前的8月24日，接替璞鼎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德庇就已经宣布：任命阿礼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缺少了后台支撑的巴富尔再不赶紧走人，恐怕就要自取其辱了！
阿礼国上任以后，仍然钟情于巴富尔搞定的那块地皮，辗转托人说情，居然顺利打通关节，得到外交部的核准，还是将地皮买了下来。所谓坚如磐石的大英律法到头来还是成了权贵手中的豆腐渣。1849年7月21日，英国领事馆最终在巴富尔引火烧身的地方实现了乔迁之喜。这幢建筑的精确点位就是今天的外滩33号，即后人所称之“外滩源”。英国领事馆后来在这块地皮上几度翻新重建，期间还遭遇过一场火灾，熊熊大火一夜间把所有建筑物统统焚毁，但灾后复建，选择的仍是这块巴富尔地皮，也没见谁触犯了大英律法。
巴富尔真是亏大了！
（责编/方红艳 插图/桑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