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
进城第三天（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就接到地下党同志根据群众举报反映的敌特线索：本市陕西南路的一户外国侨民家中可能设有秘密电台。部队随即将线索转交市公安局社会处处理。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的扬帆对此线索高度重视，立即交由负责侦查工作的三室主任王征明组织力量侦破。因为涉及外国间谍，扬帆还将配属社会处的东方经济研究组的桂苍凌派给王征明共同负责。
桂苍凌又名杜宣。后来的人们大多只知道杜宣而不知桂苍凌，其实桂苍凌才是他的真名。
杜宣早在1932年就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附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杜宣作为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港粤代表团成员随美军飞往广州、香港，与日军交涉接收战俘事宜，成为首批和日军谈判的使者之一。1949年4月底，杜宣在北平奉李克农指示，参加南下工作团，加入到接管上海的庞大行列之中。上海解放之初，作为军管会成员，他参与了对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东方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接管。因为这部分工作属公安部门管辖，杜宣也随之成为市公安局社会处成员。
接受任务后，王征明、桂苍凌立即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据在该部帮助工作的地下党员胡宏达介绍，早在解放前，他就跟一个叫杨秋露的女佣认识。此人帮佣有一个特点，只做外国人家，从1946年开始，就被白俄李林绍夫（FreddyLilienthal）雇用。1949年3月，经李林绍夫推荐，她“跳槽”到陕西南路141弄3号一个叫魏克特的白俄夫妇家。刚去时，魏克特夫妇家徒四壁，满脸穷相，日子过得很寒酸，虽然住在繁华的闹市中心，却属于标准的“罗宋瘪三”，老让杨秋露提心吊胆，生怕他俩付不出工钿。
但奇怪，几个月后魏家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家里的沙发、地毯等等摆设，添置了一件又一件，白兰地、伏特加的消耗速度明显加快，魏夫人也变得越来越爱逛商场，经常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魏克特并无固定的职业，但那些日子每天上下午都要外出，来去匆忙。每礼拜一、三、五晚上，还总会有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矮个子外国人来魏家，一来就把杨秋露赶进厨房，夫妇二人和矮个子聚在客厅里，关门上锁，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同时会有“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若有似无地环绕在杨秋露耳边。
东家的诡秘让杨秋露害怕，兵荒马乱的年岁，天晓得会出点啥事体。怎么办？她找到被自己称为小叔的胡宏达，说出了自己的疑惧与困惑。胡宏达一听就意识到，魏克特很有可能是在搞秘密电台，但究竟是什么电台、从事什么活动、为谁工作，都不清楚。作为一个地下党员，眼看上海就要解放了，對此事不能不留个心眼。他鼓励杨秋露别害怕，坚持在魏家干下去。
解放军入城第三天，胡宏达即陪同杨秋露，向驻军保卫部门作了举报。
查阅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有关外侨管理档案，侦查人员仅找到与魏克特夫妇相关的少量登记材料，内容非常单薄：魏克特？白吐丁（Victor？Batuhtin），31岁，无国籍白俄，曾做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部司机等，1948年失业；其妻爱拉？白吐丁（Alia？Batuhtin），无国籍白俄，无业。
仅凭这点档案材料看不出任何端倪。
王征明率领侦查人员，对魏克特住宅进行24小时监视。发现这对夫妇均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有两个小孩，虽无固定职业，但生活相当宽裕。
一对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外国侨民，却能生活得优于常人，说明什么？
魏克特每天频繁外出，步履匆匆，时而奔东，时而走西，社会关系显得颇为复杂；他家的窗户外面，毫无遮拦地竖着一根天线，其长度形状，都跟电台天线无异。
秘密侦听、侧向的结果显示，每周一的晚上7点到9点，周三的晚上8点到10点，周五晚上的9点半到11点，都能从维克特家的方位，捕捉到电台发射信号。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变换，电码为5字一组。经通讯专业人员辨析，它的编组方式跟国民党系统使用的密码不是一回事，不像是国产货，极有可能是国外舶来品，暂时无法破解。
综合以上，可以断定，魏克特家的确设有电台，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以秘密方式活动，至今仍无停止迹象；这部电台有专职的报务人员，有充裕的资金保障，行动隐蔽，运作规律，显示其负有非同一般的特殊使命。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电信开放，设置自由，因而有着众多的外国商业电台、私人电台，甚至间谍台。魏克特家的电台属于何种性质、具有什么样的背景、拥有哪些成员，暂时还都是一个谜。
陕西南路141弄3号是一栋西式公寓楼，高四层，楼内住户多，背景复杂，人员进出频繁，仅靠外围观察，很难准确鉴别谁是魏家来客。魏克特本人也让侦查员们大感挠头。他经常开着一辆美式的轻便摩托，油门一踩，轰轰几下就飙没了影，腿脚再快的侦查员也望尘莫及。后来政保部门虽然增配了美式吉普，但训练有素的魏克特很警觉，经常玩一些测梢、迂回之类的防范把戏，轻易就能脱梢，甚至发现跟踪，弄得侦查员们非常被动。
刚刚走出战争硝烟的城市卫士，还烙有很深的游击印记，新上海公安的专业素养、经验积累、设施装备等等，都还处于初级状态，和职业间谍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单单靠外线远距离观察监视，效果事倍功半，王征明、桂苍凌一核计，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杨秋露。
杨秋露时年31岁，安徽合肥人，出身贫苦农家，18岁时由父母作主与远房表兄结婚。婚后两年，丈夫去武汉当了国民党警官，将杨秋露遗弃。迫于生计，杨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女儿外出打工，先后到过南京、上海。一度，曾因贫困而将女儿送进孤儿院，不料，已经渐晓人事的女儿又偷偷跑了回来，杨秋露再送，女儿再跑。望着瘦骨伶仃、满身是疮的女儿，杨秋露终于下决心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直到找到为外国人帮佣的活路，日子才稍稍安定。此人履历干净，解放后有强烈的翻身感，对我党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完全可以争取其为我所用。
了解到公安部门的意愿后，杨秋露满口答应协助侦破，但也不免担心，万一魏克特被抓，断了她帮佣的收入，今后母女二人的生计怎么办。请示扬帆。扬帆表态，只要尽心协助政府工作，她今后的生活由政府负责解决。
得到公安局的承诺，杨秋露非常高兴，又主动提供了一条线索。
到魏克特家帮佣之前，她曾经在李林绍夫家帮佣。这对白俄夫妇虽然待她不薄，但每当家里有外人来，还是会把她撵到厨房，不允许接近。上海解放前夕，李林绍夫的妻子去了美国，不久李也随其而去。临行前，李将南京西路静安别墅内的一间小亭子间，连同家具，一起赠送给了杨秋露，还将杨秋露介绍到魏克特家帮佣。但有一个条件，他留在小亭子间的东西杨秋露必须看护好，不能动，一旦有人来用，必须提供方便。
李林绍夫走后，魏克特经常指使一个在加油站工作的叫“余”的青年人，到静安别墅小亭子间拍发电报，原来李林绍夫走之前把发报机留在了房间里。解放后，也许是怕暴露，“余”把发报机取走后再没出现。
这是一个生成于国民党败亡之前，继续频繁活动于上海解放之后的秘密电台。究竟有什么来头？
因为有了杨秋露的内线协助，对魏克特的动态掌握变得相对容易。
按照事先约定，杨秋露以在房间窗口晾晒或收走衣衫作为信号物，向侦查人员传递魏克特的起居及人员进出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侦查员终于将那个出入魏宅的矮个子锁定。杨秋露还利用清扫房间的机会，从会客厅壁橱上方悬挂的地图后面，发现了魏克特用来藏匿电台、文件和手枪的夹墙。
只要矮个子出现，魏克特家的周围就能监测到电波发射，极有规律。报务员肯定就是他了。
此人大多下午出现，离开时多半午夜或凌晨。
长达8到10小时以致更长的工作时间，说明他的发报量相当大。
为了搞清楚此人的身份、行踪、落脚点，侦查员乔扮成三轮车夫，在魏宅周边张网守候。终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夜，把矮个子迎上了特别为他安排的三轮车。一路御风冒雨，直奔其居所而去。
这个外表看上去很像华人的矮个子，实际是葡萄牙人，名叫巴比蒂斯太（Gerrnain？Baptista），任职荷商安达洋行。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技巧的娴熟，侦查员跟踪魏克特的成功率越来越高。他的摩托车通常都停放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交叉路口的一个加油站里，每次去停车，他都会同站内的一个青年人交谈，表情熟稔，言辞热络。
经调查，此人真名袁兴发，加油站职工，原为李林绍夫的报务员。也就是以前经常到杨秋露的静安别墅小亭子间拍电报的“余”。
魏克特经常去的，还有附近几家电影院，每次魏克特到达时，总会有一个中国男青年同时出现。两人会时不时地交换一些东西。经查，此人叫骆介眉，28岁，无固定职业，很有可能是魏克特的交通员或情报员。
这是一个“组台”，由负责人、报务员、情报员等多人组成，而非一人身兼多职的“独台”。
杨秋露的“卧底”工作也有可喜进展。清洁卫生时，她偷偷藏下魏克特发报后没能全部烧毁的几片文字残稿。经辨认，上有俄文“海军陆战队”“火车头”“水闸”等字样，其间还夹杂有意义不明的数字。魏克特这是在搜集我军事、经济，以及有关苏联动向的情报。
连续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使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土八路”和洋特务暗中角力，斗智斗勇，一步步渐入佳境，得到陈毅、潘汉年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肯定与赞许。但是，案情发展到这一步，又进入了新的瓶颈。仅凭目前掌握的这点情况，证据还嫌不足，而要取得魏克特组台内部更深层次的证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怎么办？侦查组在征得杨秋露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设计，提出了直入魏宅，秘密取证的新方案。
行动前，侦查員在杨秋露的配合下，秘密潜入魏克特家，对室内陈设、布局进行实地勘察，绘成简图，并对藏有电台的夹墙作了仔细观察，可惜，一时之间还找不到打开它的办法。
1949年8月20日，杨秋露注意到，魏克特交给其妻一叠材料，待其打完字后，放入一个皮质的黄色公文包，藏进了会客室沙发的套子中。
次日，杨秋露得知，23日下午5点，魏克特全家将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得到情报后，侦查组进行了紧急商讨，决定乘魏克特夫妇离家的机会，秘密入室取证。此事关系重大，扬帆亲自同侦查组研究商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为确保取证成功，防止魏氏耍花招或中途折返，还调集了有关公安分局的警力，在魏家周边及其必经的道路上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由两名侦查员带领四名民警，把守魏宅弄堂的两端，万一魏氏提前折返，即以检查身份证件为名，制造借口，将其带往公安分局“询问”，拖延时间。
第二道，由行事老到的侦查员扮作卖鸡蛋小贩，假设魏氏没能被第一道防线截留住，折返到此，鸡蛋小贩便故意与其相撞，制造事端，与之纠缠，由民警出面，带到分局“调解”。
第三道，以杨秋露作为内应，担任窗口瞭望、警戒，负责在最后一刻发出警报。
桂苍凌担任行动总指挥。
23日下午，侦查员按计划进入指定位置，各就各位。预定的时刻临近，魏氏夫妇果然提前出门。不料，跟踪人员发现，两人并未前往朋友家参加婚礼，而是在附近商场逛了一圈便返回了。现场闻讯，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原先假设的种种“险情”竟然成真。
总指挥命令，第一道防线出击。把守弄口东端的侦查员立刻抖擞精神，假戏真做，顺利地把骑乘在摩托车上的魏氏夫妇拦了下来，以魏克特的驾驶证与身份证件不符为由，很有礼貌地将他们请进了分局，表演煞是逼真。
与此同时，进入魏宅的侦查员分秒必争，在杨秋露的协助下，从客厅沙发套中取出黄色公文包，发现其中有“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等材料10多种，随即一一拍摄，复原，归位。时间紧迫，来不及再对夹墙做下一步动作，只能果断地，然而是非常遗憾地撤离。全部耗时不超过30分钟。
事后，杨秋露报告，没有发现魏克特有被惊动的迹象。
凭现已拍摄的照片，已足够锁定魏克特的犯罪证据，大家很是振奋。然而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却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眼前的照片模糊一片，根本辨认不清上面的文字，作为证据肯定不行。检讨原因，设备虽说差点，但说到底，还是拍摄技术、经验不到位，土包子出身，没玩过洋玩意，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直关注案情进展的陈毅、潘汉年等领导闻讯后，并未有任何批评责备，而是鼓励大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取得成功。
侦查组决定，再作二次密取。这一次，沙发套里的文件未必还在，要以夹墙为重点，想办法攻破它。
任务再一次托付给了杨秋露。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监控，基本掌握了魏克特的活动规律，梳理出他经常出入的场所30多个，对他去得最多的几处，进行重点监控。其中，魏氏夫妇在思南路邮局租有一个私人信箱，序号4305，基本每隔一天要去收取或寄发一次邮件。
9月21日是星期五，在邮局配合下，侦查组秘密检获信函一件。信是寄给魏克特的，用英文书写，发信人署名“斯蒂微”（Steve）；要求魏克特两天后，也就是星期天下午1：30，到他/她的办公室见面。从信的内容和口气分析，“斯蒂微”八成是魏克特的上级。侦查员随后将邮件复原，放回4305信箱。
9月25日，星期日，下午，魏克特果然外出。原以为他还会开摩托，不料这家伙临时变卦，扬手招了一辆三轮车跳了上去，跟踪的侦查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跟不上三轮的速度，三弯两拐之后，竟把魏克特跟丢了，没能弄清“斯蒂微”究竟何许人。
靠监控4305信箱，侦查组还密取到一份英文书写的“支薪名单”。名单上的领薪人虽然都是代号和英文化名，但经过情报分析人员的努力，还是将秘密逐一揭开，确认骆介眉、袁兴发是这个间谍组织的成员。还意外发现，骆介眉的胞兄、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图书馆练习生骆介潮也是组织成员。
就在获取上述情报的同时，杨秋露报告，已掌握开启魏宅夹墙的方法。9月25日傍晚，趁魏克特夫妇外出看电影的机会，侦查组再次进入魏宅，成功地打开夹墙，对藏匿其间的收发报机、密码、手枪、情报底稿、特工书籍、通讯录、英文支薪名单等一大堆间谍用具用品，进行了拍摄取证。综合这批物证的情况，根据情报内容、电台型号、密码编组等特征推断，魏克特等人以搜集、窃取我军事、政治以及苏联方面的情报为重点，其服务对象是美国。
对于刚刚开始执政的人民政权而言，具有国际背景的间谍案还是第一次遭遇，不仅上海市委市府十分重视，公安部也是紧盯不舍。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涉及他们的案件必须跟人家打一声招呼。然而，这声招呼不打不要紧，一打麻烦连连，“老大哥”对此案的主导欲望顿时凸显。
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此案对他们威胁甚大，请中方尽快破案。
这个时间破案，许多线索尚未查清，魏克特间谍组织的结构、背景、领导人，都在似明未明之间，破案合适吗？上海市公安局很不情愿。但是苏方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通过有关方面一再要求、催促，显得急不可耐。考虑到中苏关系，公安部和上海市委认为破案也可以扩展线索，决定提前采取行动。
1949年10月25日晚，经过周密部署，魏克特夫妇，以及报务员袁兴发、巴比蒂斯太，情报员骆介潮，交通员骆介眉等悉数落网。同时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台，及手枪、军刀、录音机、打字机、情报底稿等一大批物证。
面对新中国公安人员的审讯，魏克特无心对抗，交代爽快。原本就是受金钱驱使，他对自己的雇主没有太多的义务需要承担。
魏克特原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雇员。所谓“联总”跟后来在旧金山建立的联合国组织并非一回事，它是由二战期间的同盟国组成，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本质为福利机构。二战结束后，同盟国严重分化，盟友变成了冷战对手，该组织的性质也从福利机构转变成间谍组织。1948年秋，魏克特被聯总运输队同事李林绍夫招募，接受间谍技能训练，被委以搜集中国及苏联驻沪机构情报的任务。他先收买了在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兼职的杰里亚可夫（Giriakoff.G.N），此人是“虹”酒吧经理，白俄。杰后来又将商务代表团司机朱文德和图书馆练习生骆介潮、苏联驻沪领馆厨师窦嘉福、工务人员孙德芳逐一推荐给魏克特。魏将这些人全部发展成情报员，包括骆介潮、骆介眉兄弟。
1949年1月，李林绍夫发给魏克特电台2部、美元5000元、手枪1支、子弹50发、密码2本，还将袁兴发、巴比蒂斯太介绍给他，共同组建成秘密电台。
领受任务后，魏克特将其中一部电台交给袁兴发，架设在李林绍夫送给杨秋露的南京西路静安别墅130号，另一部设在自己家中，由巴比蒂斯太任报务员。经过试通，上海解放后正式启用。
1949年4月，李林绍夫撤离上海，临走前，将魏克特组台移交给一个叫“约翰”的外国人指挥。5月初，约翰又把魏克特移交给了“汤梅”。汤梅化名“斯蒂微”，日常通过租用邮局私人信箱与魏联络。上海解放后，汤梅经常通过魏的电台接受总部的密码指令。汤梅有他专用的密码，魏克特看不懂。
根据魏克特等人的供词，战果得以进一步扩大，杰里亚可夫等9人被抓捕归案。所有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均供认不讳。
1950年8月10日，按照公安部的指令，魏克特、杰里亚可夫、爱拉·白吐丁、巴比蒂斯太四人被押送北京，移交给苏联有关司法部门。
可惜的是，直到这时，上海市公安局还只能断定这是一起具有美国背景的间谍案，至于魏克特的上司“汤梅”究竟是谁，属于哪个间谍系统，除了魏克特，他还控制有哪些谍报人员？诸如此类，统统来不及查清，迫于“老大哥”的压力，此案不得不破，虽然破得漂亮，但终究留下很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