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昨夜风雨声

 
小楼昨夜风雨声
2021-08-20 09:07:10 /故事大全

章慧敏

这天,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门前走来一位七旬女性,面对22号的门洞,她的双腿就像被钉住了似的,久久不愿挪步,而一双眼睛专注地从一楼望向二楼,又细细地打量着三楼。

过往的居民好奇而又警惕地打量着她:这人是干什么的?旧房子有什么好看的?恰在这时,22号门内有位老人出来取报纸,突然一声惊呼:“尚之,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你搬走有些年头了吧?”

尚之是谁?她和22号又有什么渊源?

风雨同舟一家人

这位被唤作尚之的女性叫沙尚之,是革命前辈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和1939年落成的景华新村同龄。她生活、成长在这里,见证了22号当年先后是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工作机关,又是上海地下党策划重大革命事件的指挥中心及庇护所。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地下党组织成员被杀的杀、捕的捕、流亡的流亡,即便是坚持在上海的也到了相见不相识的地步。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经过长征的党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冯雪峰、刘晓到上海来摸清残存的地下党员情况。在秘密而又谨慎的个别审核中,他们终于找到了沙文汉、陈修良夫妇,这是当时仅剩下不到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位。

1937年11月,刘晓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任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陈修良担任妇委书记。可是,选择什么地方作为江苏省委最安全的秘密机关呢?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钱都是第一位的,但党的经费极为拮据,钱从哪里来呢?那天深夜,陈修良推醒了丈夫说:“钱有出处了!”

睡眼惺忪的沙文汉一看妻子兴奋的神情,就知道她说的不是梦话,赶紧问:“快说说,哪里能弄到钱啊?”

“我去问阿姆(宁波话:母亲)要。”

“阿姆?”自从沙文汉见过陈修良的母亲袁玉英后,就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敬意。在他眼里,袁玉英是个性格坚强且有主见的女人。1907年,她生下了陈修良孪生姐妹,就在一双女儿2岁时,年仅23岁的丈夫病逝了。在封建大家庭里,族人为抢占财产欺凌孤儿寡母,袁玉英一怒之下毅然带着女儿们冲出了樊笼。她自幼识字,深知女孩们有了知识才会有自信,所以宁可自己节俭,但对女儿们的教育决不含糊。她不惜重金请老师到家来教两个女儿的国文和英文。母亲的苦心得到了回报,1921年,小女儿陈修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大女儿也考取了启明女校。

可这時的沙文汉却在犹豫,对妻子道:“我知道她老人家刚巧继承了你外公的遗产,但这是她压箱底的活命钱啊。怎么能拿呢?”

陈修良说:“你还不了解我母亲吗?只要对她说用在革命同志的身上,哪怕去借她也一定要帮忙的。”

陈修良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她们姐妹出生的那年那月正是女英雄秋瑾殉难的同年同月,袁玉英折服于秋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时常为女儿们诵读“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诗句。陈修良原本想成为书法家,彼时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时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的浪潮震撼着陈修良的心灵,陈修良选择了“投笔从戎”。她的决心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她们住在宁波丝巷弄的家成了开会和秘密印刷文件的地方,母亲心甘情愿做起了女儿的帮手。

“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后,袁玉英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宁波、上海和杭州之间,倾其所有掩护并挽救革命同志。大家由衷地将这位母亲唤作“众家姆妈”。

果然,陈修良刚向母亲张口,母亲便连连点头说:“我出面去租,押金、租金都由我来出,我们一起住,住机关也要住出家的样子。”

不过,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陈修良和沙文汉到处寻觅房子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但若是请母亲出面也不合适,不惑之年的袁玉英因为患有青光眼,双目近乎失明,一个瞎子哪能到处去看房啊?

只见袁玉英不慌不忙地对女儿和女婿说:“我眼睛瞎了,但我还有另一双眼睛啊。”

“另一双眼睛”是谁呢?她不是别人,就是袁玉英的贴身女佣黄阿翠。“众家姆妈”把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阿翠了。

那些天,黄阿翠迈着一双小脚,按主人的要求看了一处又一处的房子。三寸金莲走路艰难,回到家里袁玉英心疼啊,抱着阿翠的双腿好一番揉搓。

这天,当阿翠走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立刻就看中了这个新建成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洋房。迈着小脚的阿翠走进弄堂,凑近看房人,这才得知营造商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人、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拥有者周湘云。这条弄堂是从周湘云的私家花园里划出一半地皮建成的……

这边黄阿翠在探听情况,那边在弄堂口看门的“印度巡捕”注意到她了。他不屑地对穿着简朴的黄阿翠吼道:“走、走,这地方的房子是你买得起的吗?”

黄阿翠气不打一处来,反唇相讥道:“我是买不起,但我是来给东家看房子的。怎么,你连买主都要赶走吗?”

晚上,阿翠如此这般地描述了她看房的经过。沙文汉、陈修良以及袁玉英综合了她的描绘,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机关地点:景华新村地处法租界,日本兵不能随便进入;景华新村每一幢房子自立门户,又都是中产以上人家的住宅区,还有巡捕看管大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隐秘,党的机关设在这里轻易不会被注意。

第二天,沙文汉和陈修良又实地去看了房子,血的教训使他们把一切安全系数都考虑周到了。比如,22号地处弄堂的最末一排,紧靠周湘云的私家花园(今天的延安饭店),万一有情况,可以从后门撤走,通过篱笆到大花园脱身;又比如22号在一排房子的中间,晒台连着晒台,如果前后门都有人把守,可以跳到别人家的晒台上转移……

1939年7月,袁玉英以陈馥的名字付了1500块银元,以每月140元法币的租金承租了景华新村22号这一幢三层楼房。

叱咤风云景华村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袁玉英从此改了名和姓,真正地和宁波亲友“六亲不认”了。在邻居们的印象中,户主陈馥穿着体面,是个有钱的太太。她平时蛰居屋内,足不出户。新注册的户口簿上,陈元阳是沙文汉的化名,他自称是陈馥的侄子,因为逃难才来上海暂住的。当时,孤岛的“寓公”不少,加上沙文汉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虽没有职业,倒也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目光。陈修良则化名陈素梅,四邻们看到的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少妇每天进进出出,无非是抱孩子到附近的济华医院育婴室玩玩,买买小菜,忙忙家务,整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

陈家刚入住的时候,简直称得上是家徒四壁。每个房间都是空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沙文汉对妻子说:“在这个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如此寒酸会引起周围邻居怀疑的。”然而,景华新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一个重要的机关,有着铁一样的纪律:绝对的单线联系;来往人员必须控制在秘密战线的几位高层领导。

几位核心领导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组织部长王尧山送来了大衣橱、五斗橱和梳妆台,文委书记孙冶方搬来两只书橱,朱枫买来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加上陈家原来的旧家具,凑起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才和景华新村的住户接了轨。

“家”是建成了,形势却一天天紧张起来,租界不再是“世外桃源”,也实行起户口联保制度:十户为一小组,只要一家查出个共产党,其余九家就要受牵连。

好在经过多年的磨炼,陈馥做秘密工作很有些经验了。她眼睛虽然失明,可有了阿翠做耳目,同样能机敏地了解四周的动静。她关照阿翠,把所有重要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时刻不离身边,一旦有情况拎着就走。

一天,陈馥突然听到后门口有人喊:“哪一家订的面,快点下楼来拿。”她一惊,马上叫阿翠去拿小包袱,准备转移。不过,人还未走出门,忽然又听到隔壁三楼的房客推开窗户喊道:“是我家要的面,等一歇,就来了。”

因为当时陈馥和沙文汉有过约定,如果他外出时发生意外,会设法叫面店送两碗面到家里来,作为危急的信号。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没想到这两碗面让人虚惊了一场。

有陈馥“坐镇”,大家的心里都觉得踏实和安全。因为这个原因,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刘晓秘密地交给陈馥一个重大的任务,请她收留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陈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住在22号的日子里,喜欢看美国原版片的饶漱石偶然也会让陈修良带他去杜美电影院(现东湖电影院)看场电影。他英语不错,看电影时还会作陈修良的“翻译”。更多的时间饶漱石静坐在家里陪阿贝(沙尚之的乳名)。他喜爱这个小姑娘,阿贝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法国的女儿和妻子。四个月后,饶漱石离开了22号,渡江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去了……

1941年12月,原来不能进租界的日軍赤裸裸地进驻了,上海的形势顿时变得险恶又严酷。

为了保存实力,江苏省委全部人员迁去了淮南根据地。陈修良也奉命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景华新村22号一下子冷清了,只剩下双目失明的老太带着年幼无知的小孩和女佣这老少三人,还不时地要与穿堂入室搜查的日伪军周旋。

只出不进的生活使陈馥用完了积蓄,但22号的租金是每个月要付的。阿贝哭闹着:“阿娘(奶奶),我要妈妈。”阿翠也劝主人换个住处。虽然陈馥无力支撑房租,但她对阿翠说:“不能走啊,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必须要保护住,说不定哪一天又要派上用场了。我们勒紧裤带吧,吃不起肉就吃青菜,只要保证阿贝的营养就可以了。”

无奈之中,陈馥做起了“二房东”,把三层楼租出去贴补家用。她对房客的身份是挑了又挑,最后选中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妇女。

巾帼岂无翻海鲸

1947年5月,陈修良接到了丈夫要她“回去料理家务”的信件。她立刻理解这是上海局要她回去开重要会议的信息。自从她去了南京开展工作,和上海局的联系就凭借这些带有暗语的家信了。

在景华新村22号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刘长胜、沙文汉面容严肃地听着陈修良汇报南京的情况。当陈修良说到物价暴涨,大学公费生每天的伙食费少得只够买两根油条,学生的不满和怨言到了一触即发等情况时,刘晓对陈修良说:“学生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所向,分局研究决定组织一次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天津等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斗争,由南京先突破。你看,南京能不能打这个头炮?”

刘长胜这时也说:“南京是蒋介石的老窝、国民党首都,如果带头突破,在全国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先带头。”

在这间小小的亭子间里,上海局决定首先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展示威活动,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向炮口要饭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不太过激的口号,学生们不仅能接受,更能引起共鸣。

离开景华新村时,沙文汉关切地叮嘱妻子说:“在敌人的眼皮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人的作用就要像酵母和在面粉中,看得见它在慢慢发酵,却找不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陈修良不住地点头,她知道沙文汉多么冀盼着她的成功和平安。

回到南京的陈修良,领导了著名的南京“五二○”运动。运动席卷全国,从政治上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狂风吹尽始得金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经历了生活中最严酷和无情的考验后,景华新村22号迎来了陈修良这位无产阶级前辈,她回到了百感交集的故地。

沙尚之真正了解母亲也是在母亲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发现母亲历尽坎坷,却依然那样耿直、坦率。潜心研究党史,期望还原历史的真实是陈修良晚年最大的心愿。

景华新村22号二楼始终亮着灯光,陈修良笔耕不辍,抒发自己对各个时期的战友及亲属的深切思念和敬意。“白内障”使她的视力相当差,她就对着放大镜用记号笔写,一页纸写不了百字,便请人誊抄。骨头疼得坐不住了,她就站着写。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实在写不动了,就用口述录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她与生命赛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历史资料。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走完了她九十二年的风雨人生。然而,景华新村22号的灯光依然明亮,记录着革命者曾经的峥嵘岁月……

(题图/陆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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