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他是一名退休医生。他义诊三十三年，接受他义诊的有22万多人次。如果以15分钟诊治一个病人计算，那就是57000多小时，2300多天，等于七年左右时间。他是谁？在周浦地区说起他，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叫方厚贤，已经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
说起方医生办义诊的事情，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那天从医院下班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方厚贤刚转进自家小区，就有一个人影闪出叫住了他。方厚贤见对方吞吞吐吐的模样，急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他老婆腰扭伤了动弹不得，想叫方医生去看看。方医生二话没说就赶去了……
晚上方厚贤在床上辗转难眠，一旁的杨容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啊？方厚贤索性坐了起來，扭亮了灯，说：“我想办个义诊……”
后面的话没说下去，方厚贤在观察妻子的反应。杨容和方厚贤同是上海中医学院同学，又同去外地工作，政策落实夫妻俩又一道回到了上海。她知道丈夫的心事。杨容笑了，说这话本来是她想说的，没想到让老方给先说出来了。
1985年5月8日星期三，也就是方厚贤和杨容回到上海的第二个年头，他们夫妻俩和侨界医生胡麦利一起，组成了“侨联周浦义诊组”。当晚，闻讯赶来的患者把诊室挤得满满的，挂号、开方、针灸一分不收。
方厚贤、杨容都是上海名医世家出身。方厚贤的曾祖父方树桐是福建的一位名医，专治瘟疫，曾任福建第一所医校——三山医学传习所所长。祖父方行维自幼跟随父亲习医，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行医，因治愈民国总统袁世凯脐漏一症，轰动京城，被列为京津四大名医。解放后任曙光医院主任医师。方厚贤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医学世家中长大，高中毕业考入了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时正值“文革”。他和他的同学杨容分配去了安徽岳西县的卫生院工作。杨容是上海周浦人，祖父杨永璇创始了杨氏针灸，曾任上海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杨容6岁时就被送往爷爷杨永璇那儿，耳濡目染领受家学的熏陶。
“欲济世而习医则是，欲谋利而习医则非。”同样出身医家的夫妻俩，一直记着明朝王肯堂《灵兰要览晓澜重定绪言》这句话。
为什么办要义诊？方医生说起了另外一个故事。那还是大别山卫生院工作期间。有一年大年三十，方医生夫妻俩爬山越岭去出诊。山区里一个姓史的他老婆得了急性胆囊炎。几十里的山路大雪漫天，他们一步一滑赶到村庄时，村里人敲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医生的到来让村里人感动，村民的欢迎让医生动情。由于病人的病情需要，方医生夫妻留在了山里过了大年。患者病情缓解，方医生他们才离开村庄，村民们又用他们特殊的形式，锣鼓和鞭炮欢送方医生。这一幕一直停留在方医生的脑海之中。患者是多么需要医生。特别是那些经济困难生活拮据的底层劳动人民，更是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无偿和无私的“为人民服务”。义诊在那个时候就在方厚贤的心中形成了。
陈松涛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前列腺增大十多年了，最近出现血尿，看了几个专家，意见一致，要他马上住院做微创手术。陈老先生突然想到了周浦的方厚贤，听说他能专门治疗疑难杂症。是手术还是保守疗法？患者处于犹豫之中，最后还是赶到了周浦来找方厚贤。方医生搭住老先生的脉，看了看舌苔，询问了病情，查阅了所有的检查报告，说：“你要是早点看就好了。”
“能看好吗？方医生。”病人焦急地问。方医生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你吃我的药看看。”
陈老先生从方医生的眼中得到了希望。遵从医嘱，他认真服药。一个半月以后，B超出来陈松涛的前列腺变小了。正好，老先生的一个老同学和他得的是同样的病，正好也是在手术和吃药上难以决断。陈松涛就把他介绍到了方厚贤那里。说来也真是奇了，这位老同学只吃了35天中药，去医院检查前列腺也缩小了。从此以后，陈松涛成了方厚贤的铁杆“粉丝”。只要一有让他头痛的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方医生。
八月的上海连续高温，有一天陈松涛早上起床，发现不对劲。嘴巴舌头都不大听使唤，右侧眼睛也异样。这时他又想到了方医生，打电话过去，方医生这边病人很多，最后同意他们下星期来义诊。方医生和夫人杨容诊断陈松涛患的是急性面瘫，一周五次针灸。短短几天，病情渐渐稳定。陈松涛对方、杨两位医生表示感激之情，方医生说：“不用谢，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这样做是应该的。”陈松涛感叹地说：“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如果现在每一个医生都能做到方医生那样，那就好了。”
这里还得说说方厚贤治疗的一个夏威夷的病人。这位陈先生是个在美国商业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夫人是个日本人，坐在轮椅不能动弹。他们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求过医，没有结果。他们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造福桑梓》中得知方医生的义诊。特意从夏威夷赶来，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找方医生。方医生答应用心治疗，但是不能给太大的保证。经过方医生和夫人杨容悉心诊治，一个月不到，陈先生的夫人能够站起来走路了。陈先生惊讶之余，更多的表示是感激。他拿出酬金给方医生，方厚贤谢绝了。陈先生留下了“神医神针神效，仁医仁心仁术”的锦旗以示谢意。
像这种通过义诊治好病而不接受病人“好处”的故事对方厚贤来说太多了。问起这是为什么，出身中医世家的方厚贤给我们讲了个他从小爷爷和父亲说给他听的故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商贩，得了个怪病，四处求医未果，请当时的名医郭常给他治病。商贩说如果能够治好我的病，我出50万钱作为酬金。郭常通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治好了他的病。商贩遵守诺言，把钱送给郭常。郭常怎么也不愿接受，别人还以为郭常嫌少。郭常笑笑说：“他的病求治于我，刚刚才好，倘若因为失去那么多的钱财，又促使他心中不乐而生病，那不是太没有道德了吗？”
方厚贤从自身这儿可以拒绝病人的酬谢，而在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义诊结识了众多的海外华人，积极向他们推荐上海开发开放招商引资的政策。20多年来，他在南汇成功引进13 个外资和侨资项目，总额超过了4000万美元。由澳洲华人欧阳琪先生在周浦医院设立了欧阳琪基金10万元。方厚贤把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所得的政府奖金和企业所给的“中介费”“劳务费”“车马费”13.6万元全部上交。方厚贤还有一个情结，那就是他心牵着工作生活过的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了支持大别山山区的建设和希望工程，他四处募集资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就为山乡的脱贫致富积极奔波，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兴建希望小学、捐赠医疗器械。在岳西天堂镇还有一条由周浦镇建设捐赠的“周浦路”。
方厚贤的姐姐在美国，早些年几次要他去美国发展，方厚贤都没有答应姐姐。姐姐生气了，问他为什么？方医生说：“我的根在中国，中医发展在中国，你说我怎么离得开中国。”
那晚，方厚贤夫妻俩要参加一个寿宴，不是什么亲戚朋友，是一个76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叫王荣根，是位离休干部。他说他的命是方医生给的，所以家里给他做寿，别的人请不请他不管。他的“救命恩人”方医生不来，这个寿宴他也不到场。方厚贤只得破例来了。
王荣根查出肺癌时已经七十多了，家里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老爷子明确表示他这年岁不想再去吃苦，一不手术二不化疗。家里人讨论下来决定采用中医疗法。可是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东西太多。就在他们小区，有个人患上癌症去看中医，就一副药在百元以上，一次二十副就是两千多。这样的中医治疗不仅钱财吃不消，更怕是花得也是冤枉钱。正好报上有一篇介绍方厚贤义诊的报道。王荣根一看是在周浦这地方，就叫嚷起来：“我是周浦人，就回老家看病去。”
王荣根找到了方医生。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药效，或者其他原因，老爷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能够出席这样的寿宴，方厚贤是高兴的。
这年上海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天是方医生的义诊日，杨容突发带状疱疹，走路都疼痛难忍。方厚生心痛地对老伴说：“如果吃不消，今天义诊你就不要去了。”杨容说：“病人在等我，我怎能不去？”方厚贤一直患有高血压，有时也是带病义诊。夫妻俩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人来继承他们的“事业”。2008年，方厚贤受命组建“方厚贤 杨容中医工作室”。在坚持为民义诊的同时，开始培养接班人，了却了两位老先生的心愿。
方厚贤已经坚持义诊三十三年了。但是，方、杨两位医生表示，“初心不忘，奉献不断，生命不息，义诊不止”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最大的追求！最大的幸福！！！
（插图/桑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