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混账，不是东西！”
我说：“我本来就不是东西，我是人。”
“你这是在整谁，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整我！”
老婆实在气疯了，你想，书记知道了这篇文章是她丈夫写的，能有她的好果子吃吗？
她把一根食指戳在我脑门上，迫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用你得瑟，你等着，明天我就把你这个记者撤了。”
我没心没肺地笑了：“我相信你有这个权力。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倒挺可爱。”
“精神病！”
我说：“我可能精神有点儿问题，但我正告你，我有良知，我的文章是替乡下四十万农民兄弟说话。我都不怕，你怕啥？”
她说：“你没心没肺的，你怕啥？可我在书记领导下主抓小康村建设，你这么整，我咋办？”
第二天一上班，台长就把我找去了。台长今天脸色好看多了。昨天纯白，今天白里透红了。台长说：“刚才接到上级指示，记者这活儿你是不能干了。咱们多年关系，你看除了新闻部，你想上哪儿？”
我说：“台长，我建议台里也搞个三产，建个配种站，我去配种。”
台长笑了：“扯淡。这样吧，微波站缺个人，活儿也不累，我跟局长说说，你去那儿吧。”我就去了微波站，但我在那儿也没干长，因为我文章批评的那个书记被免职了。原来的县长当了书记。县长是从乡镇上来的，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早就看不惯书记的那套做法，只是胳臂拧不过大腿。县长，现在应该叫书记，在一个全县二级单位的头头儿都参加的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我们局长当然也参加了会议，回来立马就找台长，台长就又把我调回新闻部，还让我当上了主任。我的名气一下子在小县城大了起来，有时走在街上，常有人指点着说：“瞧，就是这个记者，一篇文章就把那个好整景儿的书记扳倒了。”去乡下我更受欢迎，那些乡镇长拉着我的手甩呀甩呀地老半天不放。他们真心实意地说心里话：“兄弟，谢谢你呀，若按那位书记当时给我们定的硬框框，年底完不成任务，我们就都得被免职回家了呀。”
秋天的乡村夜晚静谧而安详，夜空的星星明亮地闪烁着，成熟了的玉米像一队队列成方阵的士兵这是农民一年辛苦的希望啊，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走在乡村的土路上，望着心中熟悉的景物，眼里莫名地涌满了泪水。
我老婆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善，起码在家里不再以领导的姿态对我指手画脚了。一次我们亲热之后，她小鸟依人偎着我说：“想不到呀，想不到你一篇文章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我说：“这说明上级组织英明，能够认真听取下面反映的情况。”
“可你不知道，官场上复杂着呢。”老婆叹口气，幽幽地说，“那些天，我的心整天都提拎着呀。”
“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古人说，侯门深似海。不过咱俩都是党员，应该相信组织，只是下面你们这些人中有一些家伙把许多事情办砸了，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求求你，以后长点儿记性，还是少写这类得罪人的文章吧。”
我拍拍胸脯，我很瘦，胸脯上没肉，但也拍得很响。我说：“我不仅仅是你宣传部的记者，我还是人民的记者。”
老婆生气了，掉过身去不再理我。
有人说，大地方记者抢新闻，小地方记者等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我们电台新闻部六个记者每天上班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坐着抽烟喝茶聊天儿等活儿。电话一响，活儿就来了，也无非就是四大班子开会，某公司开业庆典，某乡镇什么现场会等等。四大班子不惯着你，你得自己去。其他的，我们也不惯着他，让他一律来车接。四大班子的会能蹭顿饭，去其他地方也好吃好喝。上来的稿子却几乎千篇一律，全是锦上添花。
我当了新闻部主任，分派活儿就是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