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愣了一下,“来就来呗,”他说,“像我家这种情况,什么运动来了都是贫下中农,只有富人才害怕运动。”
这时候,梁发福家门前的大喇叭又叫了起来。这一次,不是梁发福的“喂!”声,而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叫才旦卓玛的人唱的了。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它的歌词。我拿着歌词,飞奔去安白云家,却被她家的狗给堵在门外。她家的狗很讨厌,懒懒地吠着,但就是不让路。我对着它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幸福,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的歌声惹怒了狗,它跳起来,朝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眼看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安白云才打开了门。
“你在鬼叫什么?”她说。
“运动了,真的运动了,”我说,“工作组的人到老梁家了。”
安白云撇了撇嘴。这个表情令我满意。而且我还告诉她,“那几个工作组的人,一看就不是好人。他们一进村就问我,哪里可以吃到鸭肉。你要管好你家的鸭子。”
“他们敢!老娘提刀砍了他们。”她果然被激怒了。
“人家有钱,可以给你钱。”
“给钱也不卖。鸭子是用来下蛋的,不是用来吃的。”
运动了,运动了。赵小棒和一帮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在开始商量批斗谁,如何斗,斗到何种程度了?就连那些从运动中走过来的老人,他们一遇到运动就都年轻了,运动对他们来说,吸取的是经验,而不是教训。
那天下午,村里的大喇叭一直在响,音乐像洪水流淌在小山沟里。人们侧耳倾听,心跳加速,或战战兢兢,或磨刀霍霍,都在等着运动拉开序幕。
据说第一个挨批评的人是梁发福。工作组的人一进他家门,他就两股战战,坐立不安。那个卷发的老头邱立是组长,一看梁发福的表现就火了,厉声问:
“你是怎么回事?”
“我交待,我都交待,”梁发福额头上冒出汗珠,“我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只吃过公家的三百块钱,我赔,我马上赔。我还要举报,我要戴罪立功。”
邱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骂混蛋。
“谁要你交待了?你是否搞明白了社教运动的核心目的?”邱立真正生气的是这个。
“我家广播的喇叭有问题,杂音大,感觉像是在炒菜一样,没太听清,”梁发福继续交待,“有一次,我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成了中央人民刮锅煎菜。”
工作组的人大笑起来,梁发福在笑中抽自己的耳光。
“你听着,不要扯广播的事了,我现在是面对面地告诉你,”邱立喝了一口浓茶,清了清嗓子,“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不斗人,也不交待。而是要大家坚定社会主义路线,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这一次,梁发福听清楚了。他不为刚才的失态懊恼,而是变得满心欢喜。他转身进了一间屋里,门外柳树上的大喇叭便从音乐切换到了他的指示:
赵小棒、李偏偏、冯八字、彭来财,你们四个人,现在马上到我家里来,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你们。
他把这话重复了三遍,继续播放音乐。《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飘荡在村里。赵小棒他们像是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从家里跑出来,从不同方向奔向了梁发福家。
“把这只羊杀了,招待工作组的同志们。”梁发福说。
这几个年轻人把一只羊从圈里拖出来,赵小棒拔下腰间的匕首干净利落地割断了羊的颈动脉。“我还以为是叫我杀人呢。”他说。
参与杀羊的年轻人每人分到了一斤生羊肉,他们为此忿忿不平。不是因为羊肉的多少,而是他们还没有看到运动的迹象。但是,他们相信,工作组已经进村了,运动便不会遥远了。像梁发福这样的老贼,就让他最后猖狂一下吧。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几天呢?
那天是农历二月十五,月明如昼。人们行走在夜晚的风岭,根本不需要电筒,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约而同地随身带了手电筒。这是生活的智慧。手电筒,有时候也可以变成凶器。有人甚至在兜里装了绳索,以便需要捆人时用。风岭人倾巢而出,挤满了梁发福家门前的篮球场。
酒足饭饱的工作组成员们,在梁发福和另外几个村干部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们在一排桌子前坐定,召开了他们在风岭的第一次会议。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工作组组长邱立,我们代表党和政府,深入到风岭来搞社教运动。伟大的马克思教导我们,只有运动,才会有变化。所以,运动是必须的。可以说,我们的历史,就是运动史。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这一次,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右,不斗有钱人,我们要做的是解放思想!抛开心中的封建观念,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改革开放。开放,就是要我们放开胸怀,赚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
邱立的讲话在掌声中结束。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工作组的其他人,宣讲员黄风、县文工团的赵初晴、电影放映员方田,宣讲员刘大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