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医生是高中同学。我们本来是同桌，高二后半学期开始按成绩排座位，我越坐越后，孙医生越坐越前，一对好基友活活被应试教育拆散了。
高考结束后，孙医生进入一所重点医学院本硕连读，我勉强达二本线，在有限的范围内随便选了一个学校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经过一番折腾，辗转读了法学院的研究生。
孙医生2008年开始在老家一家三甲医院正式行医，我直到2012年才被任命为某基层法院的助理审判员。
有好几年，我和孙医生很少联系，只是在春节放假同学聚会的时候把酒言欢，互相倾诉一番，我觉得长久以来我在孙医生面前都很自卑。直到我从事了一份至少在外人看来很光鲜的职业，我才觉得现在我可以经常和孙医生聊天了。
孙医生说医院有很多护士长的很漂亮，我说法院有很多女书记员高端大气上档次；孙医生说他第一次从手术台下了的时候，反胃的一天都没有吃饭，我说我第一次走上审判席的时候，前一夜几乎没有成眠；孙医生说有时候病人和家属都不听解释，不理智，花很多钱去救一条救不活的命，我说我也有当事人提一些匪夷所思的诉讼请求，好心劝告却会带来误解；孙医生说他以前很鄙视一句“中西医结合”的话，这么多年下来，感觉仿佛有些道理，我说我在从业之初一直看不起那些所谓“调解能手”，几年下来，发现有些问题强势的裁决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孙医生说工作压力大，病人看病时对你是崇拜与尊敬，若是达不到预期效果，恶言相对都是轻的，拳脚相加也不是新闻；我说你若在法院观摩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庭审时候大多能毕恭毕敬，等宣判的时候，败诉一方时常火冒三丈，什么话都说的出口，那时候你才发现法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威风。
孙医生说有很多人说医生收红包，也经常有病人家属向其“表示”，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虽然救过很多人，但这才是他从业以来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说你一定听过“大盖帽两头翘”那个段子，但迄今为止我是干净的，当我守不住这个底线的时候，我就不干了，我不会侮辱我崇尚的职业。
前几天，孙医生给我打电话，我问他是不是遇到麻烦了，难得我有机会能帮到他，我很开心。他说没事，就是看你过年没回来，想找你聊聊天。
寒暄了很久，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讲了一个故事给我：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孙医生碰上了连环追尾的车祸，很惨重，孙医生停下车到了现场，拨了电话，然后检查伤者。救护车来的时候，孙医生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对救护人员说，“那个人不用管了，那两个人抓紧抢救，那两个可以先不管……”
于是孙医生惹了大麻烦。因为事故现场有人在拍摄视频，孙医生声音很大，每句话都被录了下来，于是那个他说不用管的人死了之后，家属认为是孙医生造成的，不依不饶。后续的场景和电视里差不多。孙医生所在医院表示压力很大，跟孙医生“商量”能不能先把孙医生行政职务往下调一调。于是孙医生辛辛苦苦好几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孙医生。我笑着说，你运气太差了，一个医生，多救人，少说话，要说也要说：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
孙医生骂了我一句不堪入耳的话，然后说他想休假出来走走，问我愿不愿意接待他。
我说，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