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出去，她的腰越来越痛，不是一天两天的毛病。有几天，她把车停到家门口，熄火后都下不了车，仿佛粘在了车上。要双手用力，搬自己的腿，再用力撑着车门和座椅，一点一点把身子搬出来。每次街坊大妈见到都说：“哎哟，慢点，要买车啊还是要买房啊？瞧这罪受的！”
她下了车，直直腰，更觉得委屈。
可这两天，丈夫不知怎么来了兴致，大夜里不睡，总想摇晃她。她说腰疼，让丈夫给揉揉。丈夫自讨没趣，比画着揉了两下后翻身睡去。一会儿丈夫还想做那事，但看她睡得鼾声四起，也没了兴致。他记得她从不打鼾，这次的呼噜轻微而均匀，关键时也哼哼两声，像是一头巨兽受伤时的呻吟。丈夫出门到地坛遛早儿，跟一帮比他大的、退休无事的、打门球的老头儿聊天。他总是围观至10点，觉得这运动不错，球门不大也没把门儿的，打进去不费脑子也不累人。但老头儿们不理他，都紧紧地护着身边戴墨镜和遮阳帽的老太太。这是一帮老干部，自己的圈子从不带外人玩。他偏不信这邪，非要进去耍一下。就这样，他一直做热心观众，等他到早市买菜时摊主都收摊儿了。
丈夫看打门球回来了，发现她趴在床上真起不来了，才说用自行车驮她去医院拍片子。“我要能坐自行车，我就不至于这样了。”她小声说，豆大的汗珠滴答下来，落在平房洋灰的地面上很快消失，根本看不出来。
丈夫扶着她出了胡同口，她奋力打了车。上车后发现开车的也是个老司机，看上去身体比她强不了多少。路上堵车，她为了分散点注意力，下意识地攀谈上了。
“不行喽。”那老司机一脸悲哀，“你知道，我年轻时，给一学校领导开车，都指着我这一辆。我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说拉谁就拉谁，当官的管天管地管不了方向盘。嘿，背地里管我叫二校长。那会儿办事，找不到秘书，找司机也行。”
“那您怎么开这个了？”
“谁知道啊。学校被合并了，我就出来了。看这个来得快，我还花了不少钱才谋到这事由儿，哪承想，好比给判了个无期！”
“您没挨上这一刀就是好事，我看她是躲不开了。”丈夫没好气地插嘴道。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她说。
“没事，咱职业病，我还真有，就是腰椎，保守治疗呢。以前开车，人五人六的；现在，还没人家抱的狗利落，连人模样都没了。”
她知道，一旦她和别的男人说话丈夫就不乐意，不管是谁，亲戚都不行。
她被丈夫搀扶着下了车，从远了看，很像她搀扶着丈夫。
他们进医院，挂号排大队，交费排大队，一会儿划价排大队，拿药排大队，等片子又等了很久，直至中午才看上。大夫说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了，再不做手术会压迫神经。
“做手术要多少钱？”她问。
“几万吧，不贵。”医生说，“做完手术要带着护腰板躺仨月，什么都不能干，不能弯腰，不能着凉。尽量少走动，以后才能慢慢地增加运动。要好齐全了得一年半载。”
“能保守治疗吗？”丈夫问。
“也行，看病人自己的忍受程度。”大夫说，“就算您要做，一时还排不上队。”
她回到家，下决心要去车队。丈夫、孩子、单位、房子、车子，她要做个了断。世界上三百六十行，她最恨的就是开车。而当下最关键的，是她急着用钱。
三
她想起自己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来的那天，一直不敢相信北京还是自己的家。她扛着笨重的行李从北京站出来，上了104路无轨电车，长安街上还是那几栋大楼，街上的年轻人挎着黄绿色的帆布包，但多已穿上白衬衫，她还是一身军装绿。车上有个人不小心踩了她，没句客气话，好似拿她当外来生物一样地看着。她动嘴吵了几句，却发现都把她当作外地人，直至她扛包走进自家胡同还这样。
胡同里变样了，少了前几年“文革”时的狂躁，大家忙着平反，找工作，退赔抄家物品，补发工资。匆匆忙碌，又无所事事。返城的知青没工作，在工厂上班的人也心不在焉，三天两头泡病号，学跳舞。她路过公园，看见里面有穿连衣裙的女人，悄悄靠在男人的肩膀上。她们不会化妆，只会把脸抹白，脖子和脸不是一个颜色。
胡同里多了几处地震时修的加同墙，正好阻隔了墙上刷着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进了院子，多了小厨房，院子更小、更挤、更阴暗。她回到屋里，中午吃了碗面条，下午到街道登记处报到，晚上哥哥姐姐回来，一起帮着她腾地方。她记得上初中了，还跟哥哥姐姐挤在一张破硬木板床上。现在不行了。没地方睡，她在大床边上接出一排凳子，找出陈年的被褥垫上，父亲早不在了，她和母亲挤一张床。那年，她29岁，对象在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好上了，家里不知道。
在家待了一周，她去街道登记处登记找工作。登记的人对她没有一点好脸色：“就你这样的知青乌泱乌泱的，高中没毕业，不上不下，没学历没关系，能‘扛大个’就不错。”
“行，我干。”没毕业也是重点中学，又不是我不想念书，她想。
“人家不要女的。”负责人说。
“还有哪儿？”
“清洁队。”
她想到那种“地撮”。把地上的垃圾撮到垃圾车里，车上有铁锹，人在垃圾车外扶着铁杆迎风站着，任风吹硬了脸颊，吹散了头发。挺威风的，像铁道游击队。真扫一辈子大街？和淘粪工人差不多了。尽管她知道，时传祥是光荣的。
一连几天，她每天都出去，不是不想在家，是家里待不住，太穷太破。她不能和母亲挤着，主动搬到堂屋去。晚上在堂屋里摆上那几个凳子，铺上层木板当床，白天来人了再撤。有人开玩笑说：“死人才睡门板呢！”这话太不吉利了，她生了气。
她出门打听一圈，回来对母亲说，府学胡同那边有空房，她想租了搬出去住。母亲一百个不乐意：“要是实在找不到活儿干，你在胡同里摆摊儿给人家理发成不？一次两毛成不成？大伙儿的头发不都是你理吗？”
“我去清洁队！”她说。
到了清洁队，一见面，人家看她挺文静一姑娘，白净、稳重，像有点文化的样儿，不乐意要。她一连几天想不开。当了知青时种地放羊，连炊事班都干过，怎么连清洁队都不要？
她又到了街道登记处。
“我想去汽车公司。”她说。
到汽车公司以后，她被分配到8路车上卖票，分早中晚三班倒。早班5点半发头班车，4点半到岗。4点钟有班车，3点半就起床。到岗后，要等着着车、给车加水、打扫卫生，然后一直到中午12点找个近的站下车，要么到总站再骑车回家。到家就一顿猛吃，吃完了赶紧补觉，人人都是大肚囊子。一个月挣26块，每天1块，休息日不一定在礼拜天。若临时有急事，休息日可以借，但必须还。
每逢晚班，她下班后，会到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东南角，那里有个昼夜营业的妇女食堂，晚上卖包子、馄饨、面条，花一毛多钱。煮馄饨的是个大锅，中间有箅子当作格挡把水分开，一边放着一只鸡，一边熬着腔骨，常年咕嘟咕嘟地冒着气。从1983年开始，这里就不要粮票了。吃完后到家洗洗涮涮，睡觉要两点了，再起床就更没点了。她每天都在车的前门儿外，把人使劲儿往里推，车门趁着人刚一推进去的劲儿才关上；再到后门儿猛冲上去，单脚点地，一手拉门把手，一手拿票夹子冲前喊：“关后门儿！”“那边的同志，买票帮忙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