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年，孩子出生了，有点难产，是剖宫产生的。她听说剖宫产的孩子聪明，但也听婆家人说了，孩子没受过挤压，长大了心理有问题。还说，当妈的生孩子不受苦，将来也不疼孩子，孩子也不孝顺，要疼得越厉害越好。产假是56天，加上晚婚和独生子女，再加上倒班，她才歇了三个月的产假，又接着开起了大公共。
有了孩子，家里更拥挤了。母亲单独住一间屋，自己、孩子与丈夫同睡那张大床，仍是在床边上搭上一排方凳，从里到外的顺序是：自己、孩子和丈夫，他们横躺过来，仿佛是知青时的通铺。她想起小时候，自己是最得家里疼爱的小女儿，从小睡在父母中间，哥哥姐姐都睡另一张床。
她发现，每月的工资奖金与其说交给母亲，不如说交给丈夫。丈夫的工厂很不景气，越来越三天两头歇着，更多是在家做家务、看孩子。丈夫很能干活，他在院里坐个小马扎，把全家人的衣服放在大铝盆中，用搓板吭哧吭哧地搓几下，顺着搓板就缓缓流下黑色的泥汤子，似暴发一场微型的泥石流。不管是蹲着还是坐着，一不注意，就会露出后腰和蓝色内裤的边缘。一会儿他又端着大铝盆去倒脏水，和院里院外的街坊邻居们聊着天。洗完衣服，又去做饭。母亲的岁数大了，对女婿很是疼爱，每次买菜都拿自己的钱，甚至让女婿帮忙取钱。很快存折连同自己交给母亲的钱都到了丈夫手里。她想说，但怕影响感情。
她仍这样给着，家里没见多少好转，自己却捉襟见肘，四处拆兑，钱如空气般蒸发了。她刚三十出头，看着街上的女人，那些坐办公室的女人、嫁了有钱丈夫的女人都化妆打扮，涂脂抹粉，烫着卷花的头发，穿着四季不同的衣裳。《庐山恋》上映过了几年，街上还在流行张瑜头，又有一阵流行穿红裙子。她上班不方便打扮，休息时也在睡觉倒班。找了机会，她与丈夫一起上街。她忍不住说：“你也给家里掏一点，我一个人着实有限。”
“花了啊，我不是一直在花？今天买的菜、鸡蛋，都是我花的。”
“你花的是我交家里的钱。”她差一点就说，“我妈的存折在你那里。”
丈夫带她逛了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想买点生活用品，但什么也没买。她看上件不错的衣服，要不少钱，但丈夫不主动提，她也没兴趣。两个人连走带坐大公共，一直逛到了前门大街。上车时丈夫说：“你掏工作证，可以不用买票。”她看了丈夫一眼，打开钱包，掏钱买票。
大栅栏附近有各种小饭铺和小吃摊，她想起结婚前喜欢吃糖炒栗子和小胡桃，但枣和杨梅、话梅都不爱吃，因为要吐核。有了孩子以后，她几乎算计每一分钱，比做知青时还节约。
他们逛到前门大街的都一处烧卖馆。丈夫带着她进去，大方地要了羊肉烧卖，她吃了几个就够了，剩下的几个蒸笼，丈夫狼吞虎咽都塞入口中。他鼓着嘴时才想起没放醋，桌上的醋是装在白地蓝花的陶瓷小壶里，他仰头向天张开嘴，把小醋壶举过头顶，把醋一滴一滴滴人口中，还有几滴落在了嘴角。
她看丈夫的样子，像个怕别人跟他抢玩具的孩子。
丈夫的生活细节一下子涌到眼前，恍惚间越来越清晰。丈夫爱吃饺子，可不会擀皮，一包就破；丈夫爱吃鱼，可不会择刺，一吃就卡。这些她全代劳了。可丈夫的工作没什么前景，她只会开车，帮不了他。她开车时还为家务事发愁，最近街面上不太平，开车时想事容易出事故。可丈夫每晚到家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也不做饭，要等她回来再做。等不到她，就上街去买些包子饺子，或盒饭快餐给孩子吃。孩子吃得高兴，她的心态稍好。丈夫的脸不阴不阳的，会埋怨她回家晚。她终于明白，丈夫最喜欢自己坐着，看她干活，还埋怨她刷碗不干净，洗衣服吵人。
丈夫是靠不住的，现在要交车份儿并要做手术，她得动老本了。从医院回到家以后，她开始翻箱倒柜，边找边说：“家里的存款，我要用一下。”接着说：“这个手术我得做，还有这个月的车份儿得交。”
“不保守治疗了？万一手术动不好……”
“不，一定做。”她找了许久，没有找到。她慌了，努力模拟电视剧里撒泼的样子。“钱到哪儿去了？”她一手一个，把两个大抽屉哗啦一下拉到地上。丈夫想拦没拦住，说：“别弄地上啊，弄完了还得归置。”
她翻出几张五年定期的存单，还有两份十年的平安人寿保险，都写她的名字，钱数并不低。“我想让你有个保障。”丈夫的胸脯挺得像骄傲的将军，脸上写着夫妻间的温情，“保险不到期取不了；死期的那个，利息不低，取了就白存了。”
她的脸变了形，“十年的保险，十年！十年前立水桥的房，两千三一平方米。”她咬着牙，“你脑袋让驴踢啦？”
丈夫一脸委屈，他的理由很充足：“前些年有个卖保险的老上家里来，不买不合适。”
五
家里的那点钱，还是八几年到九几年那会儿攒下的。
80年代的最后几年，北京的小公共最为疯狂。大公共是分站收费，每六站地一毛钱，只有大1路通票两毛；月票每月三块五，后来涨到五块。月票是一张贴了相片的硬纸片，每个月的月初要买一次，一层层往月票板的下部上贴，到年底再换一张票版。学生月票比成人的还便宜，刚买了月票的学生都很开心，他们相约着坐环城的44路车看风景，能在二环路上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想着北京日复一日地发达，建起更多的高楼大厦，人越来越多，就像这路上的车。
车没有人涨得快，就像工资没物价涨得快。那几年挤车太困难。电视上有首歌叫《别挤了》，还配上挤车的画面，是早期的MTV，人恨不得都从窗户爬进去。
这时，有了小公共。收费一块，能从朝阳拉到通县。
开小公共的那当儿，她终于赚到了点钱。那几年公汽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买了一批国产的红叶牌小面包车，车很破，开起来不停地晃悠，它们为单位创收，也缓解交通压力。小公共只有个大概的路线，司机和售票员一开出去就没人管了，全凭卖票的开喊，能创收怎样都行。从永定门到北京站漫天要价，根据上下车的地点，估摸出三块、五块、八块、十块的站点来。他们以一拨又一拨下火车的人流计算的。若这一拨人多，他们能飞车回来再拉一拨。那时交规不严，堵车时他们敢违章，敢走自行车道，敢肆意拐弯超车，甚至敢走一小段的逆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有钱人有的是。不少人倒服装、倒手表、倒外汇券都发了，有了脖子上挂金链子、穿着西服和白球鞋的万元户。
北京站最为混乱，一辆辆小公共堵在站前广场，司机和售票员都扯破嗓子喊，像一只只见了人就伸长脖子叫的大鹅。人不上齐不开车，车座上满是油泥，车厢内烟味儿汗味儿刺鼻。人是哪儿的都有，乡下人挎着装满篮的鸡蛋进京赶集，四处来的民工背着装铺盖的编织袋，更有串亲戚的，怀里抱着只母鸡。晚上11点20，一趟新疆来的火车进站，大街上寂静无人，只有要饭的、酒鬼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晃悠。这一趟收费都是十块，简直是小公共的节日。
小公共卖票的人叫黑妹，还是个姑娘，她黑、胖，一嘴白牙，说起话来比男司机还粗野。黑妹最敢漫天要价，若是遇到男人砍价，她会大力地贬损，损得那男人即便是问路的也得上车坐两站。遇到女人，她更能把握住心理，宁可错过客人，绝不露出好脸。而砍价，那更是休想！只有最后一两趟没辙了才降价。
黑妹不仅黑，而且壮，像一头母狗熊。她正冲着一个上车时没问价的南方客人吆喝。那客人说：“这么几步路，你们竟然要五块，太贵啦！”他拎着包就要往车下走，黑妹用壮硕的身躯把他挤在门口，后背和屁股一使劲儿：“少废话，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