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指说我，你的手机也拿出来，有啥新闻让大家欣赏欣赏。我说，有啥新闻，不就是某某城市某某街道发生了车祸，再就是某小三把某大款的老婆杀了或者某大款的老婆把某小三杀了，这样的新闻全世界每天都有，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让闲得无聊的人打发时间，或者给写这些新闻的人找些活干。六指马上咂嘴说，看看，眼光不一样啊。我说，有啥不一样，咱俩在一个村出生，童年、少年和几年青年生活都在一起，都是农民的儿子。六指坚持说不一样。我说，只不过我比你多读几年书，这就像做生意，我们家下的本大，吃的苦多，生意就大；你们家不愿吃苦不愿下本，生意就小。六指说，照你说，我和你就是我们两家的生意？我说，这是个比喻，我们家下的本大，所以我们家生意好，我就比你混得好。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付出哪有收获？你光想坐那不动就和那些拼死拼活的人享一样的福，别说人类社会没有，就是动物世界也没有。
这时候，躺在中铺上的那个女人帮腔说，你说得有理，我就发现每个城市小区里都有一群乡下来的妇女，没有别的事情做，整天花那么多时间坐在小区门口看人，我就想，她们靠什么生活？六指说，靠老公养活。中铺上那个女人说，那她们没有收入是不是也不公平？所有人都沉默了。
六指这家伙就是喜欢钻牛角尖，从一上车就和我抬杠，大概意思就是他多苦，我多舒服，就好像我是欺压在他头上的恶霸。我和六指的辩论不断升级，已经上升到我们高中所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我说六指，你这人真扯淡，总把你对富人的仇恨，发到我头上，我他娘也是一穷人，你看看。说着，我掏出手机说，我用的还是老款诺基亚手机，一百多块钱。六指摇头说，你那是装穷。我说，那你呢？六指噎住了，我……我是装富。我点着六指说，你呀，心态不对。
我们家和六指家都在后河村，后河村在两省交界处，距离县城30多公里路。当时，六指家和我们家门对门，中间隔着一条土路。六指爹会做豆腐，我爹只会种地。1981年，我和六指从乡高中毕业，到县里参加高考，考场纪律是我们这些从乡里出来的考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严厉，有武警战士在用白石灰粉撒的警戒线里笔直地站岗，进考场对着照片检查准考证，考场前后都站着别的县的老师监考，这叫异地监考。先宣布考场纪律，随着尖厉的电铃突然响起，开始发考试卷，接着老师手一挥说，开始答题！我的爷，我和六指在乡下，哪见过这种阵势，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结果我和六指都落榜了。
落榜后，偌大的世界没有我和六指的出路，只好叹息一声，回家劳动。我回家帮我爹种地，六指帮他爹卖豆腐。
起初，握笔杆子的手握起锄把子确实让我受了不少苦。第一天干活下来，我双手就起了血泡，手疼得发抖。有天，我爹从六指家借来一双新皮鞋，在新皮鞋一边又扔了一双臭气熏天的破球鞋，破球鞋的鞋底和鞋帮上沾满了像牛屎一样的泥。我爹指着两双鞋对我说，你要想去城里穿皮鞋，就像李闯王一样往高考里闯。你要想留在家里干活，这双破球鞋就是你的。我爹的比喻太生动了，傻瓜才愿意穿破球鞋，我忙说，你的意思我明白，问题是我怕考不上。我爹说，我是生不逢时，生在读不起书的旧社会，我要读得起书，往前生生我是秀才，要生在民国，我考黄埔军校，可我，现在，纯粹一个爱学习的文盲，你不能再像我，窝囊！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打定复读的主意后，还没想好去哪复读，我就去和六指商量，想动员六指和我一起复读。我记得，当时六指家拉了一圈青瓦院墙，院门楼也盖得有模有样，院子里有五间高大气派的新瓦房。当时要建造几间这样的砖瓦新房造价很贵，一般人家是建不起的。我家还是三间泥墙茅草屋，墙壁缝隙用稻草堵住，即使这样，风依然透过墙壁缝隙吹到屋里。我敲打门环喊，六指在家吗？“吱呀”一声院门拉开了，六指娘探出头看是我，啥事？我说我找六指有事商量。六指娘说，六指在集上卖豆腐呢。
我知道，六指家做豆腐有祖传手艺，已经传了三代，做出的豆腐白色微黄，柔韧有筋道劲儿。他家出豆浆用石磨不用豆浆机，烧锅用木柴不用煤。六指他爹说他做的豆腐跟别人做的豆腐不一样，即使一样，也要比别人做的豆腐“面相”好。六指爹姓徐，就裁布缝制了一面杏黄旗，将“徐家豆腐”四个字绣上，绑在自行车后货架上，六指骑起来“哗啦啦”作响，到集市上支起自行车摆摊。
那天．我骑着我家的破自行车到集市上找六指，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六指不知道我找他有啥名堂，还以为我是来找他帮我打架。那时候，我没少帮六指和附近几个村的男孩打架，遗留下来一些仇人。六指的生意不好，豆腐没有卖完，我就帮他吆喝，又香又甜的豆腐，咬一口甜掉牙啊。我一吆喝，就有人过来问豆腐价格，嫌贵走了。六指用衣袖在豆腐上来回扇着，赶着苍蝇说，你瞎吆喝个毬，你那是卖西瓜！接着，六指感叹，现在人还是穷，连豆腐都吃不起。我看六指为卖豆腐发愁，就说，复读吧，前村那个谁，不就复读考上了。六指说，毬，还是落榜！我说，复读一年就是考不上，你也缺不了啥，照样可以卖豆腐。问题是，万一考上了，你就可以把花椒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