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过春节的时候，闻到村里人家煮肉的香味，听到村里人放炮过年，我心里不是滋味，让父母跟着我受苦。我爹站在家门口，看到六指爹骑着摩托车，车后架上驮着半扇猪肉。我爹嗅嗅鼻子，指着六指家说，就他家飘出来的肉味厉害，我听到我爹肚子里“咕咕”叫了两声。我家为了我复读，过春节也舍不得割肉，吃白菜煮萝卜，我爹夹起一块萝卜说，就当这是一块肉，吃到嘴里，是不是有肉的味道？我娘也吃了一块说，是的是的，真有肉的味道。我眼里含泪说，爸妈你们放心，等我考上大学，让你们天天吃上肉！
女记者替我着急，问我，你后来考上大学没有？接着，女记者一伸手说，你别说，让我猜猜。一定是考上了，对不对？我说，当然考上了，还是全县文科状元，我要考不上咋活呀。那受的罪，比六指现在苦一万倍。晚上，自习课熄灯后，我在两边太阳穴上抹清凉油，弄得满教室都是清凉油味，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反而不瞌睡了。我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熬夜复习，油灯的光，把我的脑袋放大，投到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怪物。晚上吸一肚子煤油灯的烟，早上俩鼻孔都是黑的。夜里，我经常疲惫不堪地学着学着就睡着了，还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奇怪的是，我还真考上了。
这时候，六指已经坐到靠窗的弹簧椅上，一只胳膊支在紧挨窗户的狭长桌子上，没精打采地说，我承认那时候你比我苦。我说，你忘了，有次我回家拿馍袋，看见你坐在家门口的躺椅里，躺椅边的圆凳子上摆着茶壶还有一盘酱牛肉，你看见我回来，故意喊我，大学生。说着，你捻起一片牛肉悬在嘴上，眼睛看着我说，想不想吃？我不由自主地咽下口水，知道你是在眼气我。那时候你已经退学回家了，当时我真想吃一口你的牛肉片，要知道我已经好久不知肉味了，可我还是把脸扭到一边，逃回了家。
六指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偷笑说，我知道你周末要回家拿馍袋，就故意坐在门口躺椅里馋你。我说，你是把我馋得够呛，不过我现在也眼气你。六指茫然地抬起脸说，你眼气我啥？我说，你挣钱比我多。六指说，我那活又累又脏，还受气，你愿意干？我暗想，六指误会了，不是我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干，我有我的工作。至于说我眼气他，那是客气话。我稍稍缓口气说，哎呀——我的话你没听懂，不管咋说，你眼气我工作体面没道理，我那是拿命换来的。女记者在一边突然一拍桌子叫道，六指，你咋不做豆腐了？说着，女记者又咳嗽起来，就赶紧剥蒜往嘴里含。六指说，现在豆腐生意不好做，一是做豆腐的人多了，二是吃豆腐的人少了，现在有那么多好吃的谁还吃豆腐？所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铺地板砖。
最后，女记者总结道，你俩也别抬杠了，甘蔗没有两头甜，六指是先甜后苦，你是先苦后甜，基本算是扯平了。六指现在嫉妒人家也没道理，人家付出那么多，理应过得比你舒服。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有付出必有回报。
六指无话可说，就嚷嚷着要睡觉。这个时候，车厢里的灯闪了几下，是要熄灯的信号，六指一个急转身站了起来，脑袋在中铺沿上磕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卧铺上的梯子麻溜地爬到上铺，将被子盖在身上，想想直接睡了似乎不太好，就对我说，熄灯了，你也睡吧。六指话音未落，车厢里的灯刷一下灭了’。
火车到我们县是第二天凌晨，女记者还要往前坐，在我和六指准备下车的时候，女记者突然问六指，你为啥叫六指？看来记者都有刨根问底的职业习惯。六指高高举起右手，他右手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六指说，我右手的第六根小指头割掉了，所以我叫六指。
火车缓缓停靠在我们县火车站，这给我带来一些回忆，一些疲惫心灵的休憩。我听到了来自县城四周零星的鞭炮声，听上去犹如铜钱大的雨点打在铁皮鼓上。在我们县，清明节这天是一定要到祖坟上放鞭炮，越早越好。天慢慢放亮，鞭炮声也密集起来，把清明节的早晨搅和得一片热闹。
……此后，我和六指联系依然不多，偶尔联系，只是匆匆说几句话，然后就各自忙去了。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太突然，我没料到会出这种事。我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说六指杀人了，我不信，找人打听，六指确实杀人了，杀的是富人汤老板，我信了。汤老板在省城买了新房，让六指给新房铺地板砖，铺好后，汤老板嫌地板铺得不满意，要拆掉重铺，俩人争执，六指气恼不过，头脑发蒙，用铺地板砖的榔头把汤老板敲死了。只是六指没想到汤老板那么不经敲，只敲一下，就死了。
巧得是，和我坐一个硬卧隔间的女记者和汤老板住一个小区，女记者写了报道，说六指是嫉妒杀人。我想，汤老板要不坐那趟车，或者不在那个硬卧车厢里，他就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