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好故事第一张书桌喜欢看世间百态故事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
一觉醒来才发现两脚泥，只是靠一夜体温的炙烤，加上盛夏天气的烘焙，泥浆已干成了泥壳，在床单上纷纷剥落泥渣。这有点奇怪，上床前我居然没洗脚？昨晚居然累得东倒西歪一头扎进了呼呼大睡？再说蚊子，那些微型杀手这一夜是嘴下留情，还是根本没法咬醒一个鼾声如雷的死人？
想一想，昨晚能摸到床、没摸错床已是幸运了，不像那一次，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睡了，一头栽到水沟里。
知青时代就是这样子。无边无际的累，物我两忘的累呵累，填满了烈日下或风雪里的日子。有一天，救星终于出现，是公社杨秘书发现黑板报上我的粉笔字不错，抽调我去公社抄材料。当地人把这种轻松差事叫做“吃楼火”，词义来路不明。大概“楼”是指大宅子，能待在大宅子里烤“火”的家伙，当然是有富贵之命，至少也是时来运转，值得大家羡慕嫉妒恨。
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抄材料就是手工复写。杨秘书让我复写各种公文，还有他最为头痛的新闻报道——退稿率太高了，搞得他很没面子。经过深入反思，他认定投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邮路遥远，自己每次动手都太迟，于是决意加大写稿的时间提前量。比如还未开镰，他就抢先报道贫下中农喜送公粮；还未下雨，他就早早预测广大群众奋勇抗洪；离国庆节还有十几天，他就精确想象人们在节日里如何“深有体会地说…‘豪情满怀地说…‘一把抓住解放军首长的双手眼含热泪地说”……这种稿子抄得我目瞪口呆。这个胖子何等神通，把人家十几天后的泪水都流出来了？
时空穿越也无济于事，还被报社或电台回信怒斥为“胡闹”和“弄虚作假”。他这才苦着一张脸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还有什么办法？”
又说：“是不是要送点西瓜去？”
在他谦恭的促请之下，我不忍袖手和暗笑，便复写兼顾修改，无非是去掉他的一些语法硬伤，删掉一些八股套话，再加点新鲜事例什么的，终于使他的退稿率后来有所降低。他乐癫癫地为我倒茶水和切西瓜不在话下。他最爱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从此也时常飘扬在公社机关的房前屋后。
县里大概也注意到这个公社在媒体上的能见度提升，于是常有电话打来，抽调我到县里写材料。这种“楼火”就吃得更爽了。几乎每个月我都有几天不用出工上地，而是衣冠楚楚牛头马面地入住县城招待所，每天得伙食补贴五毛，食有荤腥，夜有电灯，还有服务员来扫地送开水。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吧。什么是上层建筑？这就是上层建筑吧。不过县级官员比杨胖子难侍候，每次审稿都会有意见，每个参审人都水平高，哪怕以高克高互相消耗，甚至把自己绕晕，最后又回到第一审时的意见。自发现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便避繁就简，近道超车，每次完稿后决不再急于送审，而是拖到最后时刻，几乎是逼着领导把初审当作终审，只可能务实地说说人话——这就是说，不给他们高来高去的闲工夫，不给他们折腾下属和绕晕自己的机会。
这一招果然有效。有一位部长还曾笑眯眯地表扬：“好，很好，你比杨眼镜强多了，他的文章经常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没法看。”
这是指机关里一个戴眼镜的秘书，可怜的老杨。
这样，我就有了许多送审前的多余时光，忙一闲三，经常无所事事。恰逢1970年代初全国文化形势回暖，很多文艺院团恢复了自创节目的演出，省、地、县各级文艺刊物也都重新出版。在一个知青朋友的鼓动之下，我在招待所里闲着也是闲着，吃了五毛补贴后也得消遣，便胡乱凑些四言八句，关于诱蛾灯的（星火万千，美好诗情呵），关于水库大坝的（锁住龙王，气势非凡也），好像是诗，就算是诗吧，后来居然也印成了县刊上的铅字——眼看着一颗文艺小新星就这样意外地冉冉升起。
杨秘书特兴奋，因为文艺作品也在上稿率统计范围之内，任何铅字都算是全公社的文宣成绩。他觉得脸上有光，立刻赏我一盏煤油灯，带玻璃罩的，有鱼型灯嘴助燃增亮的，简直是高科技产品，比黑烟滚滚的棉油灯盏强多了。为了让我抓紧时间创作一台文艺宣传队的节目，一位姓刘的公社宣传委员也投入到对我的关爱中，听说我没桌子，便带我去了学校，逼着校长给了我一张学生用的双人课桌。
这是我走入社会后第一张书桌，一米来长，一尺多宽，有一个双层夹板和娃娃们留下的一些刻痕。工区里的员工们以前只配有床和木凳，人们平时写信也只能就着箱子或床沿，因此我的这张桌略显怪异，堪称奢侈，很让伙伴们震惊。想想看，在桌上再摆一个笔筒，立一排书（最好是精装的），插几支花（油菜花或南瓜花都行），不就有知识分子的风雅兮兮和气势非凡了？房间主人若不文思如涌壮怀天下哪还说得过去？
这张小桌伴我三年多，助我写出过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花鼓戏一类，当然还有杂乱的感想和素材，后来进入了小说或散文，包括早期的《月兰》和《西望茅草地》。杨秘书当然也在这张小桌上进入了我的日记。比方说，他一上路便不时高唱进行曲，用时下的语言说，活成了一个快乐的表情包。又比方说，他有一条又脆又亮又尖的娘娘嗓子，总是担当领呼口号的重任。他怕农民们听不清、喊不齐，常常把一句长口号截分成几个短句，于是一句“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经他逐一分别领喊，大家喊是喊齐了，但前后两句分明成了惊心动魄的反动口号，竟被喊得地动山摇。这一事已被我写入了后来的《马桥词典》。他的金嗓子还多次用于民兵队列操练。大概是恼火一些人分不清左右，甚至听不懂“左”和“右”，他灵机一动，找来一些草绳，给每人的左脚缠上一根，于是口令便成了“草脚——肉脚——草脚”，或者“（向）草脚——转…‘（向）肉脚——转”……还别说，这一招管用。形象的“草”和“肉”就是比抽象的“左”和“右”好记，如同电视剧比理论书要好懂，你不服还不行。大家的智商立即提升，队列动作马上整齐许多，据说后来还在什么竞赛中一举夺奖——这一事有几分神奇，将来说不定会被我写入哪篇小说的。
多年后，我重返这里的时候，发现两排土砖房早已换成钢筋水泥楼，集体茶场也早已被私人承包，眼前全是陌生面孔。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往日陈迹，除了半块语录墙，两台锈成了废铁的揉茶机，一个隐没在丛生蒿草中的废弃猪场。山水之间的人迹总是转瞬即逝。出乎意料，我吃饭时还看见了厨房墙角里一张课桌，其木纹、刻痕、样式都十分眼熟，不过它眼下已蒙上了枯黑烟垢，还有不少水泥凝结成的斑块，大概曾被泥匠们拿去搭过跳板，当过脚手架什么的。
桌下有几个腌坛，桌上则胡乱堆放了一些杂物，包括一个可口可乐的大瓶子，不知装了些什么。
我默默看了它一眼，然后告别主人走了，上了汽车，上了火车，上了飞机，直至海角天涯。我很奇怪临别前自己为什么没去把那个桌面摸一下。
其实我常常想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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