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子”公民黄小山- 一个故事,一种人生;一段文章,一种生活;看世间百态,品人情冷暖,每一个故事、每一篇文章,都诠释活着的价值和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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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听说我要采访黄小山，有点担心，说：“那可是个混子。”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不过见面时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外头套一件蜡黄色的羽绒服，这个49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怎么样，像红绿灯吧?”
开会时，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屎要拉在自家门口’。”
台下的干部们哄笑。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讲完后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他把局中人不好讲、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黄小山说自己“吃着火锅唱着歌”、住着别墅、当着律师，突然一天一下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他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场。他觉得“这就要住在最大的公共厕所边上了”。
黄小山给自己起名“驴屎蛋”——这是“律师”的谐音。他说，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那也要发出声音。他认为焚烧垃圾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于是在网上发帖反对焚烧，组织各种会议。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王焚烧”、“王白焚”，“不信他们，利益不一样，不听他们的”。政府与他们座谈，发了一些小册子，双方都不说话，脸都拧着，“剑拔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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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不畅的结果，就是事态的激化。小区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黄小山站在第一排，雨浇得透湿，他当时打扮得比在电视上更出位：头两边秃着，头上一丛头发染得像朵鸡冠花，好认得很。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
王维平其实也怕。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放下他就走了，他直埋怨：“你说你把我扔下就走了，你好歹陪会儿我呀。”我问：“你担心什么?”
“我怕他们揍我。”老爷子的神色中有点天真的滑稽。
“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
“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儿。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你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你这坎儿迈不过去，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
我问王维平：“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
他笑了：“当时无奈，跟你说实在话，被他折腾得够呛，垃圾处理场没法建，政府也着急。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是一件利民的事儿，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兴奋之情：“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那就像Lady 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有毒我也得一口闷，那可是Gaga呀。”
大家都笑场了：“您倒是叫得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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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狭小，90％的垃圾全靠焚烧，全国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有的就建在市中心。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怕你把人家垃圾场搞脏了”。
他看了几家，再安排他看，“不看了，不用看了”。
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成熟：“都像东京一样，大家还反对什么?”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
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他问日本主妇：“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
对方说：“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听了这句话居然哭了。
“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垃圾焚烧，政府的真实想法是做好事，但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也就是说焚烧场究竟怎么样，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心里是明白的，但就不愿意。也不是源于什么理由、什么科学数据，就是不买账。我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
王维平说，这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让居民代表、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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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两年里，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场引起的争议众多。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生产者，这个时候，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在日本，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女孩用纸巾擦完汗、喝完一瓶水，都放在包里带回去。每天早上，上班的人下电梯，手里都是一袋垃圾，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段可以倒，倒的还是不同类的垃圾，错过就没机会了。
在1989年之前，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不断扩大，垃圾产生量也越来越大。但是到了1988年，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的行动计划，从1989年开始，垃圾逐年减少。到了2010年，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减少了44％的垃圾，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全世界没有像中国人这么吃饭的，也没有处理大量厨余垃圾的技术。黄小山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先在小区里试，给大家垃圾筒、垃圾袋，实名制扔垃圾，把含水和不含水的垃圾分成两袋。他在研制一个机器，“像洗衣机脱水一样，把垃圾给甩干”，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干物质交给大型垃圾处理场。
王维平说：“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等到了垃圾站、大型转运站、垃圾处理场，一步一步分选，就使得我们的垃圾焚烧量极大地减少，环境风险、处理的成本就极大地减少，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这就叫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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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里有人问：“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我采访时问她为什么坚持，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
是，像曾国藩说的：“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
黄小山辞了工作，自己投钱搞研发，一再失败，他恨恨地说：“环保真是条不归路。”
我问他：“你是被推着走的?”
他说：“所以才叫惯性。什么叫惯性?它后面一定要有推力，有政府的力，有民众的力，有媒体的力，有我自己的力，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而且现在想刹都刹不住。没办法，只能碎步往前跑。”
“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拿着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上没有职务，就是你的照片、你的名字、你的出生日，后边还有一个国徽，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你是一个有尊严的、有法律地位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