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菲尼迪酒驾案”专访:陈家娇妻的替夫赎罪苦旅-演不完世间百态,道不尽芸芸众生——生活故事,社会故事,悲欢离合!
2010年5月9日凌晨5时35分，陈家酒后超速驾驶“英菲尼迪”牌轿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猛烈撞上前方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陈伟宁驾驶的“菲亚特”轿车，后又撞到正常拐弯的639路公交车左前侧……事故造成陈伟宁及其女儿经救治无效，分别于5月10日、5月19日死亡，陈伟宁的妻子王辉经鉴定为重伤。此案一时轰动全国！
2011年5月17日上午，“英菲尼迪酒驾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陈家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受害人家属提出607.8万元民事赔偿要求。5月17日下午，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庭外和解。5月20日上午，此案一审宣判被告人陈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6万余元。
人们对受害人深表同情，对酒驾肇事者深恶痛绝。网友们也议论纷纷：肇事者年纪轻轻就开着豪车，肯定是一个富二代。然而，经本刊深入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肇事者陈家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北漂。5年前，任时尚舞编导的他来到北京，凭着自己的努力，事业渐有起色，并与四川女孩谢丹喜结连理。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因那场“酒驾”而毁灭：酒驾不但葬送了陈家的大好前程，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尤其是陈家的妻子谢丹，一年来，为了赔付受害人高额的医疗费，她四处举债，身心俱疲。
2011年5月25日，谢丹向本刊特约记者讲述了她和丈夫陈家在北京的打拼经历，以及发生车祸这一年来，她不堪回首的替夫赎罪苦旅——
打拼北京
我的家曾经也充满希望
我叫谢丹，1986年出生在四川成都边的一个小县城。15岁那年，我到北京一所艺校学习舞蹈。2005年毕业后，我和北京一家演艺公司签订了演出合约，从此开始了随团在各地巡演的漂泊生活。2006年3月，在一次大型演出前的舞蹈排练中，我与陈家相识了——他是团队外聘的编舞师，见到他的第一眼，我便被他吸引了：他体型健美，目光炯炯有神，对我们的指导细致入微……
演出结束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大我6岁，1979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津市，他母亲于2004年因病去世，父亲是当地卫生防疫站的技师，他还有一个小他9岁，刚到北京上大学的弟弟。和我一样，因为喜欢舞蹈，不到20岁的他到大连一所舞蹈学校学习，毕业后四处表演奔波。2001年，陈家去了深圳，给一些夜总会编舞或是给一些大型演出排舞。2005年底，陈家因为排演音乐剧《雪狼湖》，从深圳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发现这里的舞台更大，于是决定留在北京发展……
2008年，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因为陈家编舞能力强，人脉广，很多大单被他拿下，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钱也赚得比以前多，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二三万元的收入。
一天，陈家带我来到位于朝阳区东四环的一个小区，“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陈家的表情里透着神秘和得意。随后，他拉着我走进一栋楼里，坐电梯上楼，在一户门前停下，然后掏出钥匙打开门。“小妞，喜欢这套房子吗？”我当时惊呆了：房子差不多有近100平米，一共二室加一个带着飘窗的大客厅……我问：“这是谁家的房子？”“是我们的！”陈家激动地说。原来，陈家两年前将几年来积攒的50万元交了首付，按揭买下了这套房子。“今后，我们就在这儿过幸福的小日子，好不好？”我的眼泪刷地掉下来，陈家紧紧抱住了我……
2008年秋天，陈家一边着手装修房子，一边筹备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忙得不亦乐乎。2009年初，他在朝阳区某居民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N+舞”工作室正式成立，旗下有10多个成员，陈家既是负责人，又兼任编舞、教练、经纪人，必要时，还亲自上阵跳舞。半年后，房子装修完工，看着漂亮温馨的新居，我激动地想，我在北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009年10月17日，我们回陈家的老家举行了婚礼。仪式上，他唱了一首《我愿意为你》……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婚后，陈家像以往一样忙碌，工作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断档，为了工作，他甚至有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的时候……
一天晚上，陈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对我说：“我趴在桌上睡5分钟，你就把我叫醒。”可是，看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半小时后才叫醒他。陈家一看时间就发火了：“不是说好睡5分钟就叫我吗？”我说：“不要这么拼命好吗？你这个样子让我很心疼。”陈家说：“小妞，我们不是一直梦想买一辆车吗？不拼命怎么行啊！”
2009年底，我们的账户上又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陈家带着我到处看车，最后看中了一款英菲尼迪牌轿车。我们用手中的存款付了首付，然后向银行贷款……2010年初的一个傍晚，陈家给我打电话，“小妞，快下楼，给你一个惊喜！”我匆匆下楼，看见陈家正坐在一辆黑车的小轿车里——这正是我们之前看中的那辆车。陈家向我打了一个手势，“小妞，快上车，我带你去兜风。”
夜晚的北京，灯火璀璨，陈家一边开车一边说：“小妞，我们终于实现了有房有车的梦想！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我们将来的宝宝多赚钱！”车子在四环路上飞奔，望着车窗外旖旎的夜色，我感到幸福得有些晕眩……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几个月后，就是这辆车，载着我和陈家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丈夫醉驾入狱
柔弱妻子替夫还债
2010年5月8日，我正在外地演出。晚上10点，陈家打来电话，“今天团队里一个成员过生日，约我和几个朋友晚上去酒吧庆祝一下。”我嘱咐他：“那你别喝太多酒哦！”
5月9日早上7点，我还在睡觉，手机响了：“你好，这里是北京朝阳交通支队，你爱人陈家酒后驾车撞了人，你尽快赶过来。”我蹭地从床上坐起来——怎么会？昨天一切不都还是好好的吗？……当天下午，我赶紧乘飞机回到北京。当晚6点，在交通支队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我看到了陈家：他坐在椅子上，戴着手铐，身体缩成一团，头无力地低垂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以前的陈家，是多么精神、多么阳光，怎么一下子成了这般模样？
我走过去，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头，陈家木然地抬起头，怯生生地看着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说了句“对不起”，眼泪就流了下来。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对我说：“银行卡在你那儿，对方有什么需要，你帮我去做。”随后，交警对我说：“对方三个人现在都生命垂危，赶快去医院垫付医药费吧。”
走出交通支队，我到银行取款机上按几张银行卡的最高限额取了共计3万元钱之后，赶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因为身体一直不停发抖，我连路都走不稳了，幸亏一个朋友及时赶到，搀扶着我进了医院。在医院，我最先见到的是受害者陈伟宁的大姐，我深深地鞠躬，“对不起！对不起！”陈伟宁的大姐当时已经哭得快虚脱了，她一摆手，“我不想看见你们。”
受害者有三个人：陈伟宁、陈伟宁的妻子王辉、他们的女儿珠珠，分别被送进三家医院：朝阳医院、天坛医院、301武警医院。跑完三家医院后，我又返回到交通支队。
陈家仍然在置留室里待着，因为不能同处一室，我只能坐在门口的地上陪着他。一些朋友赶了过来，给我们买了面包和水。我和陈家都吃不下，但为了不让对方担心，都强忍着眼泪，我吃一口，陈家吃一口……回到家，已是凌晨3点多，我毫无睡意，一直坐在床头哭……
从接到交通支队的电话那刻起，我便一直祈祷受伤的三个人最后会没事出院，但接下来的几天内，陆续听到受害人或宣告脑死亡，或重伤不醒的消息，前所未有的压力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
几天过去，我已经向医院交了近10万元医药费。出事后的第10天，我接到交通支队打来的电话，说陈伟宁和女儿珠珠不治身亡，让我马上带10万元丧葬费去交通支队。于是，我将剩下的10万元从银行取出来往交通支队赶。到了交通支队，对方家属已经等在那里，见到我，他们情绪很激动，“我要你血债血偿！”陈伟宁的一个哥哥情绪失控，想冲过来打我，所幸被其他亲友拦住。
20万元的存款全部用光了，但事故的唯一幸存者王辉还在重症监护室，每天都需要巨额的医药费。我该怎么办？那几天，我整日以泪洗面。有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哭一会儿停一会儿。朋友们劝我，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想，是啊，无论如何我都得打起精神，替陈家还债，否则，陈家就更没有希望出来了。于是，我考虑把房子卖掉。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个好友时，她劝我：“别傻了，卖掉这套房子你就一无所有了，除此之外，你还要背负巨额的债务。”其实，我也舍不得卖房子，毕竟，这是我跟陈家共同的家，里面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
这时，公公赶到北京，将东挪西借凑的2万余元交到我手上，“孩子，我们陈家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看着公公老泪纵横的脸，我难过极了。犹豫再三，我将电话打给我的父母。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和父母一直有隔阂——当初我与陈家结婚，父母就极力反对：一个跳舞的，生活来源不稳定，对感情也不会忠贞……在电话里，我对着妈妈号啕大哭：“妈，都赔了那么多钱了，我们再没有钱了！”血浓于水，妈妈也哭了，“孩子，你别哭坏了身子，妈帮你想办法！”几天后，妈妈也凑了十几万元汇给我。
不到一个月，十几万元又花光了。我心急如焚，只好硬着头皮，用我和陈家的手机给朋友们群发短信，向朋友们求助，朋友们都伸出了援手，少则一两千，多则五千一万，陈家的一些铁哥们，尤其是当晚出事前与他在一起的几个朋友，都分别带钱过来，少则一万，多则二三万，令我感激涕零。然而，朋友的帮助对巨额的医疗费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经常是上一笔催款还没筹齐，下一笔催款又来了。
有一次，医院的催款电话又打来了，6万！这么大一笔钱，去找谁借呢？我想起陈家之前交往过的一个小老板，于是打电话向他求助，他爽快地约我见面。见面后，他对我说：“我可以帮你，但你怎么报答我？”我说：“我一定会尽快还给您。”他却说：“钱可以不用还，我们深入交往一下如何？”我一听就明白过来，“你这样做，不怕陈家出来后揍你？”他笑着说：“他犯了这么大的事，这辈子恐怕都出不来了……”我气得一杯水泼向他，愤然离去。
一路上，催款电话不停地打过来，我疯狂地打电话四处求助，终于有朋友说可以借给我2万。拿到钱后，我火速送到医院。从医院出来时，我突然想起还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一看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我急得在路上狂奔。在下地铁楼梯时，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在楼梯上，膝盖上全是血。我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那天的演出也因此耽误了，500元演出费泡汤了不说，还遭到对方一顿痛斥。
酒驾通往地狱
替夫赎罪之路何其艰难
我一边筹钱，一边拼命接活。因为过度劳累，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有一次，我练舞时突然晕倒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一个姐妹陪在我身边，“丹丹，其实你不用这么累，实在不行，你就和陈家离婚吧！”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其实，我也曾想过一走了之，然而我又想，我是他最亲近、最信赖的人，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他，岂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自从陈家出事那天见过他一面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常常想，他在里面吃得好吗？会没会挨打？他在里面关着一定度日如年……想到这些，我就心如刀绞，不停地在心里骂他：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酒后开车……我让陈家的律师给陈家带信：你要挺住，我在外面会努力帮你还债，用行动换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律师告诉我，陈家看见我写的信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妞，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在先后十几次交到医院60多万元医疗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告诫我：还会有更大金额的赔偿金等着我。
我想，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卖房子了。2010年7月中旬，我一方面开始着手办理卖房的相关事宜，一方面在陈家的工作室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和一个女友合住。同时，我接手了陈家留下的工作室。
2010年8月，陈伟宁和女儿珠珠入葬，王辉的身体逐渐康复，从301医院转到德尔康尼骨科医院做康复治疗，事故的赔偿事宜纳入日程之中。
在谈赔偿数目前，我第一次见到了王辉——在此之前，我也曾想过要去医院看王辉，当面表达自己的歉意，但因为一直害怕王辉看到我后会情绪激动，于是一直等到王辉进入康复治疗阶段后，我才鼓足勇气去见她。
8月10日，我买了鲜花和水果，到德尔康尼康复医院看望王辉。虽然在去之前我就跟王辉通过电话，但一路上心里还是充满忐忑，我在王辉的病房前久久徘徊，终于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房门。令我惊讶的是，王辉看见我后，脸上虽然没有笑意，但表情平静温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王辉姐，我代表陈家向你赔罪！”王辉沉默片刻后说：“这不关你的事，是陈家自己的事，你还是挺能担当的！”王辉的回应让我非常感动。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被王辉的惨状震惊了：她的左小腿固定着一排钢钉，脚踝附近到处是疤痕，皮肤都是一块一块的，脖子上还有一道伤疤……我不忍再往下看，不停地向王辉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那天，我们说了大半天话，说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此后，我隔段时间就会去看王辉或是跟她通电话，了解她身体的恢复情况。每次，王辉都会安慰我。我被她的善良和大度所感动，更觉得自己应该加大力度，为陈家偿还这份钱债和心债。
2010年9月，双方进入赔偿事宜的谈判程序。第一次，谈判在建外SOHO一个咖啡厅包间里进行。当天王辉因为要治疗，没有参与。与我同住的女友陪我一同前往，面对对方包括三名律师在内的十几个人，我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哭。当对方提出1000万元的赔偿时，我完全傻了！
接下来的谈判都在电话里进行。对方认为我的态度诚恳，每次付医疗费也很及时，而且，在与王辉的交往中，王辉也了解了我四处筹钱的艰辛，觉得我挺不容易。最后，在王辉的参与下，赔偿数额由最开始的1000万渐渐减到600多万，后来又减到300多万。2010年10月，最后的数额出来了，赔付的总金额确定在360万左右。所有赔款必须在此案开庭前付清。达成协议后，我算了一笔账：半年来，我已经陆续向受害人支付了60余万元，加上房子（已被法院查封）可以卖170万，我还得筹借130万元。
接着，我又开始为这130万元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
2011年5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开庭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中，300余万元赔款在我的预料之中，但陈家被判无期这个结果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审判结束后，陈家被法警扶着向外走，从我身边经过时，陈家停下脚步，久久地注视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
一次酒驾，毁了王辉一家人，也毁了陈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生不如死。回顾这一年来的痛苦经历，我曾无数次地怀疑自己是在做一个噩梦，梦醒了，就好了，可是，这个梦永远也醒不来……
我之所以愿意将这一年痛苦挣扎的经历向大家讲出来，目的并非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也并非是为了替陈家开脱罪责，我只是想以我的切肤之疼提醒天下人：醉驾害死人，不仅会让受害者家破人亡，也会让醉驾者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