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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饭店小老板，建筑工人到农民，他们的社会角色各不相同，大多只能算是草根，但他们的故事却让我们回顾起过去10年的轨迹。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公民的成长。当然，经历10年，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种改变，映射了社会内在机理的深刻改写。
孙志刚：过得更好，拥有更多自由
2003年5月20日，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死于广州一家收容救治站，之前他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殴打。孙志刚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收容遣送制度随后被废止。孙志国是孙志刚的弟弟，目前经营着一家餐馆。以下为孙志国的自述——
坐在这里讲过去十年故事的应该是我哥哥孙志刚，如果他还活着。
他是大学生，知道很多道理，给我讲过许多大道理。我只是个厨师，从14岁起就没有远离过锅台，懂得不多。
希望他原谅我，讲得不够好，不够深刻。
2002年底，有一天爸爸突然跟我和哥哥说，他给两个孙子把名字都起好了。那一年，我和哥哥，爸爸都在武汉打工。哥哥在一家设计公司干了两年了；那年初，我拜著名的鄂菜大师学艺；爸爸则给公园修亭阁。
我意识到，爸爸妈妈老了，我和哥哥该想想成家立业的事情了。
那时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大，每月收入远不够养家。这也是我下决心拜师学艺的原因。
27岁的哥哥完全是不同的想法，好像从不知道生活艰难。他是读美术的，学费就比一般大学高出一倍，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写生。爸爸一个人打工的钱不够支持他，我也会凑些钱给他。
他总是很乐观，认为自己又会设计，又懂管理，将来一定会发展很好。
和我在一起，他更爱谈论国家大事。“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他总这么说。
2003年大年初六，他去了广州，说要考察北上广的市场，将来好自己开公司，临走前，他搂着爸爸，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父亲笑着说，将来你哥哥发达了会照顾你的。我说，他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我后悔说了这句话。
哥哥是2003年3月出的事，那之后，我和爸爸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最后，处罚了一批人。赔偿金最终给了50万。
6月从广州回来后，爸爸拿了部分赔偿金给村里修路。因为哥哥生前说“要报答乡亲”。
爸爸还坚持给哥哥修一个“体面”的墓，花了12万。他说哥哥是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将来人们要有地方祭奠他，他应该有这样的墓。
剩下的30万元，加上家里的积蓄和借款，在黄冈城里东坡大道买了一座三层小楼。父亲不想在村里待了，说看到啥都想起哥哥，想换个新环境。
我们全家都搬到了这里。我开了这个“孙氏酒楼”。
酒店的名字，一开始有人说叫“孙志刚父亲的酒楼”。全家商量了一下，这样拿哥哥的名声赚钱，心不安。
2006年，酒店装修好开业。其实是个大排档。
一开始生意难做，一天也就两三百的流水，一年下来不过赚一两万，还不如打工。后来，生意渐渐好些。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哥哥。黄冈单位里的人大都知道哥哥的事情，他们会过来照顾生意。
再后来，我琢磨出了一些特色菜式，油闷大虾和香辣蟹成了这条街最受欢迎的菜。饭店生意红火起来，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有两万的流水。
2002年，爸爸给他未来两个孙子起的名字是“诚心”和“诚意”。
给哥哥立碑时，立碑人要署名。不能没个后人祭奠，于是署名是：侄儿诚心，诚意。
2008年，我和鄂州姑娘孙小红结了婚，第二年生下诚心（后按辈分改名其心）。现在其心3岁了，很聪明。
带着他去给我哥哥扫墓，他会问。这是谁的墓。我说，这是你大伯的墓。他问，大伯是谁。我说，大伯是个了不起的烈士。
没有人愿意家里出烈士，但如果出了，就会希望他的血不要白流，希望人们能一直记住他。
我把哥哥的自画像挂在饭店的大厅里。很多人看到了会认出他，然后告诉我和爸爸，现在在外面打工自由多了，不再有收容遣返了，这都是因为哥哥。也会有人专门去墓地祭奠，并绕道来看望我爸爸。
这个时候，爸爸会笑。那是真正开心的笑，脸上的皱纹都开了，和平时的强装欢笑绝对不一样。
“志刚没白死。”爸爸这时总会说这句话。这是对他，也是对我们家最大的安慰。
余祥林：我的自由是最美好的事情
1994年，湖北京山人余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因精神病失踪，28岁的他涉嫌杀妻，两次被宣布死刑，后因证据不足没能定罪。1998年，余祥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张在玉回乡，余祥林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70余万元。以下为余祥林的自述——
2002年11月和2001年11月，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重复的日子一天压着一天，黑乎乎的，没有尽头。每天4点钟起床，水泥车间里灰蒙蒙的全是尘土，粉尘渗进脸上的毛孔，洗也洗不掉。第二天起床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最难受的还是心理的煎熬。我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地写日记发泄我的痛苦。
2002年，我已经绝望了。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我也要背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杀人犯。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当杀人犯，你就没办法认罪。认罪是减刑的第一个条件。
我要早点出狱。我要早点见到女儿，为她做点什么。
我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死的那个人不是我老婆，如果有一天她回来了。我这个案子就翻过来了。
没想到，她真的回来了。
在牢里，我常常想，我跨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会想什么。真的到了那一刻，我想的只是，路在何方？
唯一让我激动的是，没想到有那么多媒体关注。如果是我空身一个人，我什么也不会做，就是独自走回家。
有赔偿就有，没有我也认了。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行了。
出狱7年了，我在宜昌买了这套房子。当初选择宜昌，就是觉得它有山有水，开阔。而且这个城市很从容。
我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
刚出来想法很多。很多人找我，希望我帮他们维权。给我寄大叠大叠的资料。其实我一直很愤怒，从牢里出来，看到求助的那些人，我更愤怒。
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只能看完他们的资料，然后告诉他们我什么也做不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不断地换手机。找我的人还是有很多。我同情他们，但我真的做不了什么。人最怕的，是无能为力。
我能做的，只是平平静静，为了家人好好地生活。
我现在很少看书。眼睛在监狱里坏了，用放大镜看着太累了。上网也主要是看看新闻。
我一天一天在过，最希望的是明天能把今天的事情都忘记。
我不想保留记忆。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女儿做饭。她常常说想吃小时候爷爷奶奶做的菜。能够和女儿一起这样生活，是我在监狱里最大的梦想。
我和前妻张在玉已经不联系了，她有她自己的家庭。我希望她过得好。
对我来说，现在一个人有时也会觉得寂寞。但现在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并不容易。等女儿嫁了，我再想自己的事情。
对生活，我已经没有太多要求了。有自由我已经很幸运了，我看过《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片子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看得懂，懂到骨子里去。
我对自由的感受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想出门就出门，想休息就可以回屋，亲人每天都看得到，想吃什么就去菜市场买。这对你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用我那么多年的监狱生活才换回来的。
经过这7年，没人再来打扰我了。一切都平静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熊德明：希望永远没有讨薪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看望三峡附近村民时，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农民熊德明向总理反映，她丈夫的2000多元工钱被拖欠了一年。此后，引发全国讨薪风暴。而熊德明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她曾获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奖”。
熊德明也一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大量农民工请她维权讨工钱……如今，9年过去了，熊德明养猪致富，生活平静无常。“我只是个农民，把猪养得又大又肥，才是我的幸福生活。”熊德明说。
2002年10月，熊德明的丈夫李健明到县城打工，修一个旅游项目“万步梯”的台阶，一天工钱40元。
干了两个月，2000多元工钱一分钱没拿到，李健明索性回家，跟老婆一起养猪。
2003年，熊德明借用邻居家的院子，养了20头猪。10月份，眼瞅着猪要出栏，熊家却连一点猪饲料都没有了。
熊德明每天背着竹篓，到山上给猪割草。晚上，丈夫推着三轮车，去县城饭店收泔水。“草跟泔水搭配着喂。”
在总理来到龙泉村的前一周，正是熊家最艰难的时刻。
熊德明回忆说，“那时候村里很多打工的都要不到工钱，我们本来也没指望要，可家里连一斤麦麸都买不起，猪要饿死，家就全完了。”
如果碰不见总理，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她说，她不敢想象。
尽管当时的情景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熊德明还是想竭力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2003年10月2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沿着一条泥巴路，走进龙泉村熊德明家的坝子上。
天出奇的好，出了太阳。在山里割草的熊德明看看太阳，觉得大约四五点钟的样子，背着一篓猪草往家走。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很多人，一个陌生人找到她说，不要乱讲，总理来了。
熊德明赶紧把镰刀和背篓扔到地上，坐在婆婆旁边，婆婆紧挨着总理。
“干活拿钱本来就天经地义，我只不过讲了句实话嘛。”多年后回忆，熊德明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多勇敢。
话虽然说了，但熊德明觉得，跟总理说了也白搭，工钱不一定能要得回来，“当时心想，我的猪还在圈里饿着呢。”
第二天凌晨1点，两名村干部敲开熊德明家的大门，在欣喜和惊愕中，熊德明的丈夫收到了被拖欠一年的2000多元工钱。
熊德明没有想到，命运就此改变。
从2004年开始，辞掉一家工厂提供的工作后，熊德明建猪舍养猪，后来成立了“德明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别人指点下，还拿自己的名字注册了商标。
猪场附近熊德明跟总理握手的大幅照片，也是熊德明2007年自己竖起来的，说是为了打品牌，让猪好卖。起初，镇政府不同意竖总理的照片，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院子里的墙上，贴着关爱猪场的简介：猪场年出栏仔猪3000头，年出栏育肥猪10000头。熊德明笑笑说：“哪有那么多，是饲料商贴上的，一年也就出1000多头肥猪。”
为什么叫关爱猪场？也是饲料商想的，为了体现是在总理的关怀下建起来的。
她终于不为养猪发愁了，生活也富裕起来。整个养猪场由熊德明与丈夫，儿子一家三口打理着，一年下来，满打满算毛收入20多万元。去年，家里还买了一辆轿车，给儿子开。
孙中界：曾被钓鱼执法，有人搭车还帮
2009年10月，在上海，河南小伙子孙中界用公司的面包车，好心搭载了一名陌生路人，没想到遭遇上海有关部门的“钓鱼执法”。性情刚烈的他，断指以证清白。
孙中界说，自己7岁时已学会了开车。家里4轮的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作响，夏日的骄阳下，他和哥哥在农村晒麦子的场地上乱窜。
2002年，他11岁，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后有辆属于自己的车。有天回到河南商丘，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和见到他的人，微笑点头打招呼。
2009年，18岁的他最大的梦想是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开车，以此安身立命，没料到在工作的第二天便遭遇“钓鱼执法”。
他挥刀断指自证清白。
离开上海后，走在郑州的街头，曾有人认出了他：“你是孙中界吧？有志气！”
孙中界当年砍掉小指时留下的伤口，如今只剩下一道白印，看不出什么。现在也很少有人去追问他这道伤痕的来历。最近一次被提起，是3个月前，一个新来的工友问：“你怎么搞的？”“上当受骗了。”他平静简短地回答。
他回忆，被污为黑车司机后，哥哥曾带着他去立案，事情发生在两个区的交界处，两个派出所都推脱，说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不肯受理，他还记得和哥哥站在桥中间的绝望。
“我觉得可能没希望了，一辈子都被冤枉了。”他说。
小时候，他也被人冤枉过。他冲了上去，与人扭打起来。
但在上海，他知道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得用法律。”他说。
比起另外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如今的孙中界，在郑州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装吊车，拆吊车，每天10来个小时。
他说他得攒着钱还债。当年在老家盖下一座院子，欠下了6、7万的债务。
生活的轨迹又回到了他去上海之前：打工、挣钱、还债。但他享受日子的简单：“这才让人有安全感。”
他的手机里保留着许多和老婆的照片，两人甜蜜地坐在一起，老婆的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做出V字形的手势，笑容灿烂。
也有人问他，以后在路上遇到求助的人，还帮吗？
“还得帮，看情况，最好是身边有人，现在做什么事都要讲证据，如果我旁边坐着四五个人，完全可以去帮他。”他说。
时间走到了2012年，他21岁。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够买辆车，在郑州开出租。村里有人开着出租，花了六七十万，对他来说，现在还是个天文数字。
“但人活着总得有些愿望，不然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