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亿万富翁从精神病院发出ＳＯＳ-演不完世间百态,道不尽芸芸众生——生活故事,社会故事,悲欢离合!
他是个亿万富翁，在上海拥有多处豪宅房产，然而他的家里丝毫没有一点点温馨。房间是空空荡荡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到处都是凌乱得堆放着的快餐盒……年近七旬的他，这一辈子都在为家人操劳打工，可到了今天，他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为家人，半百年纪出国打拼
陈伟德是个上海人，年轻时他没有进工厂上班，拜师学艺做了木匠。1964年，在邻居的牵线搭桥下，陈伟德认识了在钟表厂上班的王桂花。婚后没多久，他们就有了一双儿女。陈伟德的心里特别高兴，索性不出去做临时工了，一门心思呆在家里带孩子，操持家务，家庭开销全靠妻子工资收入。
改革开放后，儿女们相继上学，陈伟德不再当奶爸了，开始出去找活干。当时民间很流行人工绘制死人遗像，但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一行，而陈伟德从小就对画人像感兴趣，于是在1979年的冬天，他的“画像店”开张了。陈伟德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画像店”里，陈伟德从一张纸、一支笔起家，生意越做越红火，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说起来，陈伟德走上这条做死人生意的道路，心里也是有苦难言。老婆是个响当当的工人，而自己却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在家里自然凡事矮三分。尽管他做临时工每月也有60元钱进帐，比老婆的36元工资还超出许多，但毕竟不是正当工作，还要时时处处受老婆的白眼。开店之后，他也有了份稳定的工作，感觉可以跟妻子平起平坐了。
开“画像店”让陈先生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几年后他又改行做起了印照片的生意。凡是有红白大事，他都会上门去为人家拍照，拍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后来，马路上、弄堂口到处都出现了照相馆，彩色扩印也越来越多，一看生意经被人学去了，他就再次改行，这回他开店修起了照相机。“照相机医院”在上海找不出第二家，生意自然又很兴旺。
生活富裕以后，陈伟德的出手也变得越来越阔绰，尤其是在对待孩子方面。当时，只要社会上出现什么新鲜玩意，没等孩子开口，他立马变戏法似地买来给他们玩。上海刚刚有录音机的时候，儿子想要一台，第二天，崭新的录音机就摆上了儿子写字台。好在孩子们读书都还不错，陈伟德更是乐得花钱，从来没有摇头的时候。给孩子零用钱，出手就是100元，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才五六十元。陈伟德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跟孩子们聊聊天。
为了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在1988年上海兴起出国热潮的时候，陈伟德开始筹划把儿子送去日本留学。因为是独生儿子，他在办理出国手续时，花了比别人多一倍的费用，为的就是要保证儿子在日本有的住、有的工作、有的学习。
儿子去了日本，8个月后来信向父亲诉苦：没钱，过不下去了！陈伟德看到信后非常气恼，心想当时儿子走的时候带了部古董相机去，在日本至少能卖一两年的生活费，现在这么快就没钱了，儿子肯定是在乱花钱。于是，他回了封信，把儿子狠狠地数落了一番。谁料，儿子此后竟然对家人不理不睬，完全没了音讯。陈伟德多次派人去日本寻找，也没有下落。
这时，陈伟德懊悔了：当初干吗非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这下他学坏了吧，管不住了吧？遍寻无果后，陈伟德心中开始盘算起一个大胆的计划：自己出国，然后在国外打下江山，再来接女儿出去。49岁的陈伟德毅然以艺术科留学生的身份去了匈牙利。
成了大老板，却失去了亲情
1990年，陈伟德只身来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当然没有去念书，而是想着怎样才能尽快在那里站稳脚跟，然后把女儿带出去。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在异国他乡操起了老本行：画画。在写字楼里租一个平方米的小地方，为大公司白领画人像。在匈牙利的中国人当中，陈伟德是第一个干这行的，尽管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个比要饭强不了多少的生意，但尊重手工创作的匈牙利人却把他尊为艺术家、书法家。
可是做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因为语言不通，陈伟德每每被老外问起他的手艺和绘画风格，都只能一脸茫然地摇摇头。老外有心要请他作画，也苦于无法沟通而遗憾离开。陈伟德看到画画行不通，就改行表演起中国字来。在布达佩斯熙熙攘攘的步行街上，陈伟德设好摊头，把白纸裁成细条状绑好小红线挂出来，请老外报出自己的英文名字，陈伟德写出他们的中文名字。没想到这个生意出奇的好，外国人都来排队要求写中文名字。写一个中文名字收费半个美金，陈伟德一天就能赚进100美元。
在生活稳定下来后，陈伟德就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了财产公证资料，开始申请永久居留权。绿卡办出来后，又马上申请老婆和女儿移民。那段时间，在日本的儿子已经少有联系了，所以陈伟德也鞭长莫及，没法管他。陈伟德不做写字的生意后，用攒来的钱开公司当起了老板。他的公司专做服装生意，在国内买进、然后运到匈牙利卖掉。开始的时候，一年能卖掉20多个货柜的衣服，两三年以后就发展到了100个货柜。陈伟德发财了。他的公司财产、银行存款、上海的房产加起来，足足有3亿多。他像个老黄牛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为妻子、女儿办好了匈牙利的永久居留证，又把贸易公司的生意搞得红红火火。
1995年陈伟德回上海小住，突然有一天，他接到儿子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在那边结婚了，婚礼操办得超级豪华，钱都花光了，恳求父亲无论如何得帮他度过难关。儿子在日本竟然过着这样颠沛落魄的生活，陈伟德实在不忍心，赶紧叫他回来，又给他办理了匈牙利出国手续。于是，儿子也跟着一起到了匈牙利。
陈伟德一家终于在匈牙利团聚了，可有谁想到，在这看似幸福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一丝危机。他没有想到，这些年他一心为这个家奔波忙碌，却忽略了和家人之间的感情。当初为了给妻子和女儿办绿卡，陈伟德把公司法定代表人职位让给了女儿，把公司第二把交椅让给了妻子，而他自己成了一名小股东；银行存款也跟着变更到了妻女名下。不过，他有言在先：绿卡拿好以后，老板的位置还得交还给我。毕竟女儿才二十来岁，老婆什么都不懂，就怕她们俩把生意做坏，这样辛辛苦苦办出来的公司就毁了。办移民手续时，母女俩一口应承，可绿卡一拿到手，就什么都不理他了。陈伟德三天两头问她们要公司，她们就是不给，坚决不肯把公司办回到陈伟德名下。这时，陈伟德发现，自己走错路了。
陈伟德在银行账户里只有20万元的私房钱，而妻女名下已有上千万元的银行存款。妻子说：“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加上我的名字吧，万一你死了，这笔钱就拿不出来了。”陈伟德吃了一惊，心想，这个女人可真够坏的，已经霸占了他那么多的钱，还要贪心。那天，他陪着妻子去银行加名字，但是走出大门后，他就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也在你的银行账户后面加个名字好了，否则要是你早死，可怎么办啊？”他的提议当然被王桂花挡了回去。而且还遭来一顿大骂：“你只会瞎乱用，到处都捐钱，把自己赚来的钱都送给别人，这样的人不是傻子、精神病才怪呢，怎么能让你去掌管银行账户呢？”
之前为了更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而对妻女心存芥蒂，现在又为联名存款账户的事与妻子闹矛盾，陈伟德一气之下在1997年提出了离婚。王桂花当然不同意。所有的钱都在她手里，一旦离婚的话，陈伟德就要分走一半的财产，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个亏本生意。所以离婚的事情就一直拖着。
陈伟德不怕离婚，他已经设想好了离婚后的生活。他是个古董玩家，在匈牙利的旧货市场上赚了上千万，上海的房产就是靠自己这些私房钱买下来的。尽管公司、存款都被妻女控制着，但陈伟德相信自己凭着古玩本事、吃古董饭，离婚后照样可以活得有声有色。
无缘无故被妻子送进精神病院
然而就在这时，陈伟德听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言。有一个朋友在马路上看到他，很是惊讶，连声说：“你蛮好的吗？”陈伟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又没出什么坏事，当然蛮好的了。这回轮到朋友哭笑不得了：“我到你公司里办事，原本想问候一下你，谁料你女儿告诉我说，你得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看到你好端端的样子，我感到奇怪啊！”
朋友走后，陈伟德一人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了想，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妻女用心险恶啊！要是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母女俩就成了他的代理人，可以顺理成章地独吞他的财产，国内外都讲这一套。这样，自己的资产就成了她们的了。对自己来说，这真是个危险的信号！
陈伟德曾经在上海购买的最大的一处房产中为信奉佛教的母亲造了一座佛堂，希望能为前来上海拜佛讲经的国外佛教徒免费提供一处吃饭、居住、拜佛的地方，或者干脆捐献给佛教组织。妻子和女儿知道这一做法后，非常反感，就到处宣扬说：陈伟德的脑子有点问题。就在佛堂快要竣工的时候，陈伟德突然接到了妻子的一个电话，说要和他谈离婚的事情。
那天，陈伟德兴冲冲地赶去了他们约好的地方，妻子带着两个亲戚来跟他谈判，说是已经同意离婚了，也没什么特别要求。陈伟德当然很高兴，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小姨子别有意味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小心一点哦！我们上海7个姊妹，你有胆量跟我们吵吗？”陈伟德心想，话不对头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妻子打电话过来，说在咖啡馆等他。“这么晚了，你叫我干什么？”“咦？你不是要离婚吗？我跟你签字啊！”陈伟德一听，这倒蛮好，于是乐呵呵地去了。谁知道他这一去，上当了。妻子身边坐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子，陈伟德一看，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心里一怔，警惕地询问：“你来干什么？我们两口子谈离婚的事，说好不准有第三人参加的。”谁知这个男的不紧不慢地说：“我是来给你看病的啊，你妻子叫我来的。你可别乱动啊！”陈伟德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就打了110。谁料警察来后，王桂花竟然从包里拿出来一张假的疾病证明和病例卡，上面赫然写着：精神分裂症。“警察同志你看看，这个人他看过精神病的。”陈伟德再三否认，警察也无能为力。
陈伟德怎么也想不明白，妻子怎么会有这样一份疾病证明。又过了两天，王桂花带着好几个警察敲开了陈伟德家的门。“你妻子报案说，你有精神病，还藏有催泪瓦斯，快交出来！”。催泪瓦斯是陈伟德为了防止妻子她们7个姐妹乱来，自己在地铁过道里买来防身的。警察一问，陈伟德马上冷静地承认“有”，并且不声不响地拿出来，交给了警察。随后，警察把他送到车上，派一个警察坐在他旁边，车子开了。陈伟德生在车上拿出手机来，给亲戚、朋友、律师打了三个电话，每个电话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把身旁那位警察的警号报给了对方。陈伟德没想到，警车一路开去，竟把他送到了精神卫生中心。
机智脱险 打官司妻离子散
陈伟德像个犯人一样被勒令解下领带、皮带。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讲话要注意，老老实实的，一切要求都照做。要是自己强头决没有精神病的话，马上会被打针吃药，一定要忍耐！“把身上带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交给家属带回去！”陈伟德点点头，把身上的三本护照、玩古董的放大镜、杂七杂八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就这些，没了。”实际上，他还藏着两样东西没拿出来，那就是保险柜钥匙和房门钥匙。陈伟德早已想好了，这两串钥匙绝不能交给她们。若是把钥匙交给她们，那保险柜里面的东西肯定会被洗劫一空，房子也会被妻子卖掉。当然，不交出来也有一定的风险。这时，陈伟德大大方方地伸开双手，示意医生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搜身。医生摆摆手：“不用搜了。”陈伟德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交出来的东西都被妻子的弟媳妇带走了。医生又问：“手机有吗？”“有！”陈伟德回答。他一边回答一边盘算，要是妻子拿到手机后查看他的通话记录，就不得了了；若是把SIM卡藏着不交，肯定会被诊断为恐惧症。于是他拿出手机，把里面的SIM卡抽出来，狠狠地折断了，然后把手机交给医生。他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最后救了他一命。
确定身上没有东西了之后，陈伟德被护士带着进去换衣服。另外一名护士紧随其后进来，并给他带来了一个令人安心的好消息：“你放心，我们主任医生讲了，你的脑子很聪明，一般人都想不出要把那个手机芯片折断。他吩咐不能给你打针吃药。”陈伟德听护士这么一说，暂时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陈伟德的律师找到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想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院长答复说：“这个人基本上还可以，暂时不需要打针吃药。”律师稍微放下心来，接着在外面马不停蹄地为陈伟德忙碌起来。几天后，三名专家来到精神卫生中心，为陈伟德进行鉴定。最权威的专家查看了陈先生的状况后，第一个在鉴定意见书上写道：此人仅是处于偏执状态，非精神分裂症。之后的两个专家也跟着给出了相同的意见。鉴定结果出来后，陈先生顺利地出院了。
为了证明自己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陈伟德主动去了司法鉴定中心，又做了次鉴定，随后就与妻子上法院离婚。离婚判决书下来后，陈先生又陆陆续续去过匈牙利五六次。原以为虽跟妻子一刀两断了，儿女总还会念及父子情分，多少问候一下自己，哪怕是表面上应付一下也好啊！可在匈牙利，儿女却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跟父亲形同路人，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陈伟德的大多数财产在匈牙利，所以法院也没法解决共有财产的问题。如今，他一人生活在上海，暂时靠朋友的资助和照顾过着清苦的日子。而匈牙利的公司仍然在前妻和儿女的经营下。陈伟德辛劳了一辈子，到头来也不知道究竟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