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开始重新认识这件事情。对许立的逃走，他一开始就有怀疑的，觉得有可能是骆起兵做的手脚。现在想来，小董身上的疑点也不能排除。他知道小董正准备结婚，正在与女朋友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这时候手头缺钱是必然的。
会不会是小董为了那八万块钱，偷偷将许立放跑了？
李涛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自己要下楼去买鞋袜时，是小董主动揽下买鞋袜的事，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有个他不在场的证明。要是他不揽下这件事，自己洗澡时，看押许立的就是他，他放跑了许立就得担责任。一定是小董等自己洗澡时，偷偷地溜回来放跑了许立，怕大家怀疑他，干脆将怀疑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
现在的李涛，既怀疑骆起兵，也怀疑小董。甚至，骆起兵和小董联手都有可能，毕竟，小董是骆起兵那个组的，受骆起兵领导，是骆起兵的死党。
第二天，局里就正式成立调查小组，找李涛问话。说是问话，其实与审讯差不多。调查小组问得最多的，就是两个细节：第一、李涛抓住许立时为什么答应许立拿了钱就放走许立，是怎么与许立讨价还价的；第二，在双栖镇旅社，李涛为什么要从骆起兵那里要走手铐的钥匙，后来为什么又支走小董。
这是两个要命的问题。李涛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给阴了。他说：“我从骆起兵那里要来钥匙，是为了将许立铐在窗户的栏杆上固定起来，避免他逃走。我要来钥匙，骆起兵那里还有一把钥匙。”他说了自己对骆起兵的怀疑。
谈到支走小董的事，他反复强调：“不是我支走小董的，是小董主动要去帮我买鞋袜的。”他又说了自己对小董的怀疑。
调查小组显然对他提出的怀疑也很重视，说：“你提到的两个疑点，我们同样会进行调查。但就整件事而言，最大的疑点还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你的确答应过许立，只要他给钱，你就放走人家，还为这事同人家讨价还价过。而且，后来，许立的确是从你手中逃走的。就凭这两点，你很可能会面临检察机关的起诉。”
告别调查小组出来，李涛的心情沉重无比。他知道，除非找到自己没有放走许立的直接证据，否则，自己很可能面临检察院的起诉。可是，找到没有放走许立的证据，这谈何容易。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查骆起兵和小董的银行存款，他俩之中如果有谁放走了许立，必然就接受了许立的那八万元现金，这笔钱如果存进了银行就好办了。他动用了一些关系，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调出了骆起兵和小董的银行账号，两个人的账号上新近都没有存入大笔的钱。
这条路算是不通了。骆起兵和小董毕竟是干警察的，没有傻到将钱存入银行的地步。
那么该怎么办？惟一的选择，就是抓到许立！只有再次抓到许立，对许立进行审讯，是谁放走许立的就一清二楚了。
但景城公安局通缉许立两年也没抓到他，自己也是误打误撞才逮住他的。现在要重新抓住他，真比登天还难！
单位里的风言风语起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同事们看李涛的眼光与过去不同了，那目光里的成分复杂得让人寒心。大家开始有意疏远李涛，似乎，他真的是警察中的败类。
最要命的还是老所长告诉他的消息，老所长说，检察院已经正式立案，决定对李涛进行起诉了。
作为警察，李涛心里清楚得很，仅凭对自己的几点怀疑，检察院的起诉法院未必会受理，即使受理，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法院最终也会判自己无罪。但关键的问题不是法院怎么判，而是检察院的起诉。只要检察院起诉了，他的警察生涯算是完了。
所里暂停了他副所长的职务，让他全力配合调查组。他心灰得想哭，这一次，他算是彻底被骆起兵给打趴下了。
等终于有时间去医院陪自己的老爹时，他的父亲居然也听说了这件事，问他：“你不会真的被钱迷了心窍吧？”
连父亲都不相信他，还有谁会相信他呢？李涛委屈得哭了：“爹，难道你也不相信你的儿子？我再犯浑也犯浑不到这种程度啊。我是被冤枉的。仕途之争，就是这样凶险啊！”
父亲说：“哭有啥用？你要是真的是被冤枉的，你就要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
“怎么证明？谁能帮我证明？”
父亲说：“那个逃犯呀！只要你能再抓住他，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李涛深知，要想再次抓住许立，那实在太难了。但除了这一条路，他真的再也没有办法能洗清自己的清白。反复考虑之后，他第一次与向局长攀扯了老乡的关系，登门去拜访了向局长。他向向局长求情：“求您从中周旋一下，让检察院推迟两个月再对我进行起诉。”
“为什么？”
“我只想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想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去查找许立，亲手抓他归案。”
向局长问：“要是两个月内你抓不到许立呢？”
李涛低下了头：“那我只好认命了。”
向局长考虑了很久，最终拍了拍李涛的肩，说：“如果你真是清白的，你就不要认命！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将许立抓回来，这才像一个真正的警察！”听了向局长的话，李涛的心中一阵激荡。这么多天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激励的话。